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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1968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对于中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说,1956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它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运作规则。自解放以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像在非斯大林化的时期那样受到震荡,他喜忧参半,小心谨慎。
1954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好年成。权力得到巩固;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是年秋在与赫鲁晓夫相处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1955年,他开始感到:他可以加快马力实现某些宏伟目标了。
然而,他在1956年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力。
1955年年中,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形势时,疾言厉色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YpIll他认为,农村出现的将是一场风暴,像他在1927年看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xdx潮就要到来。”
争论的问题是怎样推进农业集体化,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1955年to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根据同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决议,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
第+三章疑虑(1956-1957)2931955年to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事业。5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正被引导着进行集体劳动以取代各自单干。
第一步是大约每10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同小农所有制相比没有很大改变。下一步便是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公有制。(21
对毛泽东来说,这令人心情激奋。自50年前反对父亲的压制时起,他就一直在考虑土地问题。现在,解决的办法就在眼前,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他认为,只要使农业集体化,就能牢牢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刘少奇就曾对农民说过:“从现在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已不再合适,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311954年,筹备起草新宪法期间,另一位高级官员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过去,共产党依靠搞运动取得了胜利,今后,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社会主义。,f(a1
由于农业部拖后腿,毛泽东不得不把精明但脾气暴躁的亲信陈伯达[(51安插进农业部任二把手,以便执行他的路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领导人却在筹划着解散合作社!全国67万个合作社中有2万个因为办得不成功,已被强令解散。这些人的行动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他们认为,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到农业机械化时才有意义。
毛泽东提出一个口号:“多、快、好、省。”但农业部作了篡改并拖了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50年代的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不能够对那些妨碍他行事的294Mao人加以屠杀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只能进行诱导和利用。一天晚上,他会见了80位上海工商界领袖。[6]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共产党把他们称作“民族资本家”。考虑到他们有爱国之心,同时也需要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一直允许他们自由经营。
为了使这些企业界巨头们不受拘束,毛泽东语调缓慢,如叙家常。“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这群忐忑不安的听众,“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他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他不相信,有怀疑,所以,他来到了大城市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然,如同脱毛凤凰,这些资本家,已经嗅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他们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可见,毛泽东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也在探索更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形式。
这次会议之后,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毛泽东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首先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右三)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极为厌恶地摆摆手,“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一直在听着,毛泽东要周恩来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回圈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与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毛泽东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那么,毛泽东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易(至少这口气与刘少奇相同),把辣椒擦在猫背上,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11[71
且不管这故事出自何处,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是确实的。他还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自己的目标而成为一个权力主义者。
毛泽东并不仅仅陶醉在抽象的社会一体化之中。当时,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刘少奇一直主张的观点。毛泽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更强调道德意志。
他感到,中国农村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这足以使农村一夜之间进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需要机械化作为基础。当然,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过程。在没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精神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农村形势的高涨有利于工业的起飞。在1955年即将过去之际,现代社会主义之光正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闪耀。
1956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从布拉格到北京,“自由”成了时髦的口号。在1955年末第一片雪花还未落下之前,毛泽东也是鼓励“自由”的。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发展经济—他那种类型的经济。
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松绑,他称知识分子是结束中国极端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他扔给富裕中农一块骨头。1956年2月,296Mao他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明确表示富裕中农也可以参加合作社(留在合作社之外的人被看作是遭社会抛弃的)。
向富裕的王国奋进要想成功,需要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这两种人都将被诱导着去“舔掉背上的辣椒”。
但荒唐的是,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在毛泽东所要建立的社会中将没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多面手,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将被遗弃。在农村中将出现新秩序:一切财产归属集体,个人所有权无甚意义。
尽管如此,在1956年春天,中国人的狂热并没有丝毫减少。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长长的讲话满载着方针政策,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回归。
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一直将翅膀夹紧,现在他要展翅欲飞了。
文章题目暗示,毛泽东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蕴涵着矛盾,这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lsl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手泽东喜欢说“两条腿走路”。这是一种形象的概括。离开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第+三章疑虑(195州957>297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包括毛泽东自身具有的虎气与猴气的二重性。
经济依旧是毛泽东的主题。但是他要的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要求: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况且中国人民应当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他们是竭泽而渔,”毛泽东曾对他所信任的阴险狡诈的康生这样谈论苏联。197毛泽东所说的“渔”喻指工业生产,“泽”喻指人民生活。
毛泽东说,要精简党政机构的三分之二。这是惊人之言,乍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想要松动一下僵化的官僚体制。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回轮到他的猴性的发挥了:“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1X01他还把这种道家的格言用于分析工业。
毛泽东感到国防预算应当削减。“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他问政治局的同事们,“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1;7从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彭德怀的这一思想潜伏着对他自己不利的因素。
毛泽东是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国防预算的。他已开始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
在1956年,他坚信经济的增长会加速,这将成为整个中国60年代的关键。
他阐明他自己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平的正规军。
中国百花盛开之时,正值东欧硝烟弥漫。就在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他那新的温和路线的讲话后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便传来了。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I27’
两年后,毛泽东在成都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37确实,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像鼓点,在1956年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
先前,毛泽东曾在私下里诅咒过斯大林并且在公开场合发泄过。现在,他在《人民日报》的一篇600(〕字的文章中小心谨慎地试图用自己的机智把内容弥合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制度的错误。
在6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四次接见了苏联的官员的来访,这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到10月,他甚至打电话邀见苏联大使,因为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乱表现出极大不安。
毛泽东曾在4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这就是他对每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来访者所讲的主要观点,其精神实质与《人民日报》的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147
这难道不会给中国的斯大林投下一层阴影吗?毛泽东没有公开提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他对于非斯大林化的主要优虑所在。当然,还有些理由已足以使他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例如,关于反斯大林一事,莫斯科应当事先与他交换一下意见。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的恶魔,那么,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这么长时间里都在做什么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自己即使不是“帮凶”,也是“傻瓜”。[1570
但无论何种指责,都同他在中国的最高权力相比无足轻重。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他还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不过
朱德和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他们亲耳听到赫普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振龚发琦的攻击。朱德同意时斯大林的这种公开指责,邓小平贝lJ心存疑虑,要等候毛泽东的指示才作出反应。于是他们把赫要晓夫的报告内容发回北京。结果,政治上笨拙的朱德又一次说话失懊,而精明的邓小平则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US,p.115.他当前的角色是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自由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可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古代中国的传统。
刘少奇公开指出这一口号不是毛泽东本人思考得出的。这位党的第二号人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话中说:“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11[16]这是一个大胆的评论。
(事情挺多的!刘少奇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毛泽东主动撤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欧洲的非斯大林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的行动早于他们。
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毛泽东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他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而新的图景正在考虑之中。
毛泽东作为虎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果,作为猴则想知道他受到敬爱的程度。
毛泽东说,可以让“美国之音”和蒋介石讲话出笼。[17]刘少奇插话说,新闻报纸应当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以使其更加独立。
他建议,要给记者以较大的自由度,保证他们有高工资,“甚至可以比毛主席的工资还要高”[18],这样,他们才会“讲真话”。
许多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毫无顾忌地谈出了内心想法。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中国属于六亿人民”,一位学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它不只是属于共产党”[19]。这种反对一党专制的叫喊,便是在毛泽东四周突然开放的百花园中普通的一朵。
第二朵花差不多也是普通常见的,这就是反对共产党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生活实行严密控制,作家们要求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毛泽东后来问赫鲁晓夫(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只想激怒这位苏联人)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赫鲁晓夫否定了它。
他说:“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300Mao掉。"[20]赫鲁晓夫声称:“毛泽东也认为这一口号可能不适合于苏联。”
这确实是一种毛泽东主义的口号,它反映了毛泽东性格中的两重性。在他内心深处他是蔑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这部分是由于他赞成列宁的观点(赫鲁晓夫也赞成列宁的观点),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在早年深受“学阀”之苦。但与列宁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要教育他们。"[211这是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的信条。对于斯大林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争夺权力,要纯而又纯。对于毛泽东来说,处理好统一战线内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击眼前的敌人。
斯大林把他在战争时期与美国和英国的结盟看作是统一战线,他的目的只是要打败希特勒及其帮凶,并不试图去改变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毛泽东与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有双重目的:一个是打败日本,另一个是在与蒋介石共处的同时削弱他的势力。
毛泽东采取一种比斯大林更温和、更有耐心而且从根本上不妥协的政治技巧。即使是在掌权时,他的这种导师气质从未消失过。
1956年岁末,毛泽东说出了他理应在多年前就想说出的话: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内打击他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的弟子。圈毛泽东没有早一点说出来,表明他对这位苏联独裁者还是非常敬畏的。
尽管为时过晚,但将其摆明不愧为巧棋一着。他鞭打斯大林这具僵尸,就为自己作为正确的中共领袖罩上了一圈美丽光环。
百花丛中出现了毒草。在武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1231在1956年炎热的夏季,大规模的示威使这场运动达到高xdx潮,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
香花也许确实已变成了毒草。在英国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政策有所贬低。[241文章说,毛泽东的号召有点像“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开放的鲜花易遭霜打而凋落”。
毛泽东和生物遗传学家童第周(右二)、语言学家胡愈之(右三)、数学家华罗庚(右四)、社会学家费孝通(右五)等在一起交谈。(1956年2月).一个阿飞在上海的一所套因里论证了这种区分是何等模糊。
当他企图强xx一名妇女而被抓获时.他竟不以为然,并愤怒地向赞察质问:"ii来干涉是什么意思?这是人民内部矛质,与你无关。”势察只好疑惑地离开了他。
与那些敢于直言要求议会选举和新闻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相比,这些在基层广泛蔓延的怀疑主义态度更使毛泽东感到失望。
毛泽东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少奇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在195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区分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性,像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阴云,在毛泽东余下的20多年里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费孝通的怀疑是明智的。到1957年末,许多学者在几个月前还满怀希望,妄自尊大,直言不讳。现在,他们却在打扫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都是一些没有大胆直言的人)隔壁的厕所。丁玲(她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冷时热)当时在擦洗作家协会大楼的地板。
毛泽东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p(251口气已变,调子明显降低,似乎含着哀叹。在未修订的二月讲话版本中,毛泽东绝没有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这个粗糙的、未修订的版本中隐藏着非民主的思想。
毛泽东在1956年乐观地过高地估计中国已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家庭。当时毛泽东认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261,但后来他又改变了思想。在他往后的年月里,这样的阶级斗争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开展一次,不管“阶级”是否真正302Mao:存在。
毛泽东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但是且慢,花苞必须按照园丁的旨意长大和开放。允许自由鸣放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真理,而是治病救人的药方。
在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要旨(他们也不像毛泽东在1955年底有那么一种活跃的心情)。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有好处。
即使1957年初毛泽东作出了让步时,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彻底的。毛泽东在2月份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n]结果,就这篇讲话是否应公开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刘少奇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
毛泽东未来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这样消失在1957年的冬雪之中。他促成社会制度的改造并获得成功。土地集体化了,新的精神面貌正在农村兴起。这些变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了。
但是,毛泽东在构建政治制度方面却没有这么成功。他冒着风险征集反对意见,然而又把它们抛在一边。结果便导致了一个谨小慎微,甚至沉闷的知识界。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双百”运动只是毛泽东在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之曲折道路上所发生的第一个波折。毛泽东想以民主方式解决冲突,同时又要确保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想激发起人民自由争论的生动局面,同时又不能离开早已确定的目标。“我告诉右派,要他们批评是帮助整党,”他对他的同事说道.“绝不是要他们反党或向党夺权。”
在1956年的紧张时期,毛泽东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尽管首都五六月份的气候要比武汉更宜人。他不顾同事们的阻拦,下水游泳。
一次在广东游完珠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着急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护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游完珠江后,毛泽东提出要游长江。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当地渔民下过这条水流湍急的大江。毛泽东的下属同僚都感到担心。邓小平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主观主义,毛主席也不例外。他要去游泳,尽管大家都不同意,他还是去了。"fzsl两位负责安全警卫的队长先被派去武汉试水,他们想,在长江游泳对毛泽东是不安全的,因而想阻拦。然而其中一人说了谎,说江水适应主席去游。反对游泳者被毛泽东斥为“白痴”并让他“滚蛋”。
同时,毛泽东出行长沙去游湘江。早几年他就知道,他的一名卫士被水蛇咬过,不过毛泽东倒幸运,他乐陶陶地从江中爬起来点起一支烟。在长江,武汉军区陈再道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颇有名声的司令员,当他为毛泽东准备下水游泳打前哨而奋勇探索、跃人凶猛的江水中时差点溺死。甚至周恩来和林彪都试图劝阻毛泽东去游长江,可是他不听任何人的。他从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汹涌的黄色江水中。为了避免陈再道试图逆流而游的错误,毛泽东只是顺流而下。他从武汉三镇的武昌出发,游到汉口登岸,花了两小时时间。t291身上还滴着泥水,他就坐了下来品尝起有名的武昌鱼,然后挥毫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
毛泽东禁不住将自己与孔子比较,似乎不仅要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健,而且要显示他政治的强盛: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大为孔子所感染,他的游泳确乎有点想使自己跻身那显露个人精神价值的传统统治者的队列中。毛泽东为旧的模式注人了新的手法。古代帝王是通过优美的书法,或远离色欲的高雅304Mao来显示其精神价值,但他们从未使用过游泳方式。
从《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下片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绪所系仍是经济的发展。他提到了在扼守武汉的长江两岸的两山之间建造一座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人们不能不感受到,毛泽东此时既为中国有可能被改造而兴奋着,同时也在担忧旧事物不会被轻易改造成新事物。
游完长江之后,毛泽东的同僚下属都夸赞他。但毛泽东风趣地对朱仲丽(一名医生作家,王稼祥的妻子,是常接近毛泽东的一位)说:“人可不能逞能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乏,还要逞能,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叫我上船,我只」}白淹死了。”
“我不相信,”朱仲丽笑着说,“您很会游泳。”
“你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哆。
毛泽东一直在南边巡游(直到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及中国的后院西藏出现叛乱迹象)。他试图摆脱在北京时日常事务的缠绕,慎独深思。他也是在用他最喜欢的方式,融于大自然之中来放松一下。他的医生说:“毛泽东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他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当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心境不好。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11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第+三章疑虑(1956-1957)305毛泽东不是在各方面都能贯彻自己的路线。
有56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已经大大提高。
党代会的报告谈到中国的国际成就时,不时赢得阵阵掌声,而在谈到国内建设成就时掌声较少。
就毛泽东的感受来说,这次党代会表现出过分的自满。的确,他取得了几个明显的胜利:国防开支被削减;毛泽东当时喜欢的邓小平被提拔到新的重要岗位上,担任党的总书记。这就使毛泽东能与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那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不是那么重妥的第三号人物是彭真,他与刘少奇关系密切。
邓小平被毛泽东提升而超越了他,彭真时此可不高兴。他绝不接近毛泽东,于是在1966年被毛泽东清洗掉。
难以对付的势力相抗衡。
但是,党代会没有认可毛泽东的“大跃进”计划,而提出了稳定发展经济的计划。更有甚者,它开始限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1956年党代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删去了。当然,这次大会肯定受到7个月前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影响。这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对抗的史册上又增添了一个斑点。
表面的平静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已悄然开始。尽管党章中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仰丝毫未变,党内争吵也没有激化。而且,毛泽东对批评采取了容忍态度(李立三和王明得以重新人选中央委员会),但裂碑依然存在着,其中有两条裂碑在以后的10年内已似鸿沟.
刘少奇第一次大胆地冲撞毛泽东。随着踏平这些“障碍”想法的萌生,毛泽东不再是在跋山涉水途中满脑子只想着革命事业的纯而又纯的英雄,而是变成了有着复杂经历的政治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的报告中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但在八大上仅有4次。“集体领导”的话总是挂在刘少奇的嘴边。
刘少奇说,在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306Mao行经济建设,其目的是要转移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大声呼吁,说出了许多经济计划者想要说出的话:“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311
刘少奇在解释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去时显得无动于衷。他说:“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刘少奇进一步说:“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犯: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对他在党内的最高权威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当时亲近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一次对共青团讲话中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他不会犯错误。”[331这听起来像是为毛泽东辩护。交通部长(非中共党员)说:“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有三年或四年的任期……谁知道毛主席要当多少年的主席?11[341
毛泽东在1957年初确实考虑过引退问题。他把自己比做一名戏剧主角,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衰老而不能把戏唱好,但他没有下台。他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辞职请求,仍然是党和政府的首脑。
对于苏联,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出言谨慎,但在私下里他是指责莫斯科的。他决定同时接见米高扬和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这是带有恶作剧性的行为。在交谈中,他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赞扬被苏联人诅咒的哥穆尔卡。
毛泽东对波兰的这位第一书记奥哈布说:“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很好的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米高扬怒气冲冲。奥哈布深受鼓舞,当即大胆地批评了莫斯科。毛泽东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挑起了两个外国领导人的争端。
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所作的冷静分析。奥哈布反驳说:“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米高扬大发雷霆:“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泽东的房间。
可是毛泽东也站了起来,与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
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是怎样开的,当时鲜为世人所知,我们只是从后来关于刘少奇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发现的。毛泽东不欣赏其中两个观点:刘少奇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某个时候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质,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刘少奇的辫解是:“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事先肯定没有读过刘少奇的报告,显然刘少奇自己也没有仔细检查过。然而,一旦大会通过,这个报告就将字字如接,不可更改。如果在组织严密的党的八大上,一个重要的报告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在‘丈化大革命”中康构一些弥天大谎的抽劣做法,必定存在无疑的了。
见R.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121页,LZS,p.183。也见LinKeet.al.,pp.4o-一540冷落在一边,气急败坏。他没有继续参加中共八大,当天就飞回莫斯科。圈
在1956年结束之前,毛泽东使用了一个词,这个词马上在中国排字工人中传开。反对“修正主义”应该与反对“教条主义”并重。这是神秘而严重的。斯大林被看作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毛泽东又指出另一个相反的错误也存在于党内。
这是一片不合时宜的雪花,然而这片雪花将会变成一场暴风雪。’申毛泽东神秘地对奥哈布说:‘冲国也有哥穆尔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毛泽东的话半开玩笑,半带伤感,是不是他在党内遇到了什么阻力?F.Lewis-sACoseHis-toryofHope,p.182.
1957年初,毛泽东像是一位波斯地毯编织工,用各种彩线编织着,在毯子织好之前他还不知将会成什么图案。毛泽东手里现在握着6根线,要组织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百花园中的毒草已多于香花;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保持平衡;波兰事件不应受到谴责;匈牙利的教训不能忘记;必须悄悄地消除中国的个人崇拜;中国经济要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几个月来,毛泽东一直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党内反对这样做的压力相当大。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心存疑虑。
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容许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呢?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刘。这是一个哀伤的声明。但是,毛泽东最初绝没有反对匈牙利事件。这犹如一个不诚实的求爱者,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质的问题》的讲话。
与人调情后,然后又疏远人家。
1956年10月,毛泽东缓步走向在怀仁堂中的坐椅,这里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穿着睡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调子忧郁的电报。苏方说,波兰的反苏势力正在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有可能派出苏军进人波兰以维持东欧的稳定,并已做好准备。莫斯科征求北京对此次行动的意见。
308Mao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字任之)的信中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质不同的处理方法。
正是在这种危难局势中,他解释为何要召开这次会议。他回过头去问吴冷西相关的情况,吴冷西是新华社负责人,应邀前来提供最新消息。吴冷西报告了苏联和波兰双方的军事准备情况,总括了波兰工人为反对苏联威胁有准备暴动的迹象。毛泽东严肃地说:“孩子不听话,父母拿出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完全违背国际关系的原则,更不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原则。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大国沙文主义。”
会议决定告诉莫斯科,中国反对干涉波兰、并反对这次出兵行动。半小时内,苏联大使尤金被毛泽东召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告知他这一消息,仍然穿着睡衣。毛泽东以不容分说的语气告诉尤金,政治局已决定,要求他打电话立即转告赫鲁晓夫。
毛泽东开始缩回他的角落了。在国内,毛泽东通知追查“右派”。他认为武汉的学生运动是“小匈牙利”。在国外,他很快就
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接受演员蜡送纪念章。
赞扬莫斯科扶持的布达佩斯的监控者卡达尔,一年之内他在北京两次宴请他。他在同匈牙利的领导人谈话时表示,在1956年危机中他给赫鲁晓夫发出急件,敦促迅速出兵反对布达佩斯的“修正主义分子”。[38j
毛泽东对波兰的同情也随之消失了。4月份,他曾宣布将在夏季访间华沙—这将成为毛泽东一生中除苏联外的仅有一次出访,但后来又突然取消了这次访问。1391到1957年底,他开始大谈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愿意由莫斯科来领导。
在北京,由于毛泽东的让步,1957年倒是团结的一年。经济发展在1956年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望的“跃进”,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实行的言论自由实验也由此告罄。毛泽东的许多同事在看到这两个倒退之后,不无宽慰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毛泽东退回来与他们站在一起。
但并不尽然。自斯大林的神话破产之后,他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莫斯科根深蒂固的敬重已不复再存。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敲击。他试图走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道路。
3年来,毛泽东的医生一直不允许他吃鸡蛋或鸡汤,因为苏310Mao:ABiography联医生说这些东西对老人的健康不利。某一天苏联医生改变了这种说法,毛泽东的那些亦步亦趋的医生们也改变了主意,毛泽东又能吃鸡蛋和鸡汤了。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发誓说,绝不能再盲目崇拜苏联道路了。
毛泽东抱怨说,画他和斯大林的画像,中国的艺术家们总是把他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407
毛泽东确实提起过这些令人不快的小节,但他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他对莫斯科道路的信仰依然存在,只是有所收敛而已。他对莫斯科相当敬畏,但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果刘少奇认为1957年的平稳为解决分歧提供了机会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和毛泽东都热衷于发展经济,但是究竟“怎样”发展,他们之间有分歧。匈牙利事件对他俩都产生了巨大震动。刘少奇认为,较好的生活水平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重要保证,毛泽东则认为要优先重视道德领域的改造。
毛泽东后来称1957年是糟糕的一年。这年年中,毛泽东写了一首优美而令人惊讶的词《游仙》[41]。这首词是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随着缭绕于他身边的云朵,毛泽东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之中,表达了一种虽死犹荣的心境。
毛泽东的这首词是答赠一位女士的,同毛泽东一样,她的爱人也是在30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当时他们四人同在湖南从事共产党活动。毛泽东巧妙地使用双关语来称杨(“杨”又可指杨树)和柳(“柳”又可指柳树):毛泽东和早年挚友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在长沙合影。(1959年6月)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肠直上重霄九。[42]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311毛泽东接着用了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吴刚由于“学仙有过”,受到惩罚,到月宫去伐桂树。但是他每砍一刀,刀口又会自动长合,桂树依旧恢复了原样。这样,他不得不永远砍下去。
毛泽东以天国的祝福来赞美人间为正义而战的壮举。词中的“虎”是指蒋介石,泪水则形容心情的喜悦: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县开慈乡开慈村的杨开慈陵园。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奔放,交织着天国神话、人间欢乐、革命壮举和悲痛的回忆。
《游仙》这首词并不是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唯一迹象。在写了这首词之后几个星期,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陈玉英。在与陈的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从有关这次谈话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泪水在毛泽东的眼眶里打转。毛泽东说:“为什么不每年来北京看看?”他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掩饰他真正的心衷:“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
毛泽东对待陈玉英的行为方式与对待其他人尤其不同。他帮助她人座、起身,当她下台阶时又温和地说:“小心点。”对这位女佣来说,她视这种特殊待遇为当然。她以稍带抱怨的温和口吻说:“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9"[43
江青已于这年的早些时候从苏联医院回到北京,她的身体仍然不佳。毛泽东带着她去各地巡游,但事情总不尽如人意:南京天气过热,青岛又太潮湿,使她患了感冒。毛泽东只好打发她回北京,自己则待在青岛这个北部港口筹划着发动一场“反右”运动。
在其82年的生涯中,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这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同时也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莫斯科派了两架图一104飞机去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宋庆龄以及毛泽东的医生乘一架飞机,其他中国党的领导人乘另一架飞机。
在莫斯科机场,毛泽东热情称颂苏联。但在访问过程中,他又几次巧妙地使用了“人民”这个词,来避开说是莫斯科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慷慨援助。
毛泽东觉得他有资格摆点架子。当然,他已准备好要谈一些赫鲁晓夫不赞成的观点,但是又同赫鲁晓夫一样感到要以团结为重。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同一些东欧人士后来抱怨的那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间拔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毛泽东冲着庆祝会发火,便装做不喜欢克里姆林宫的豪华。
他看了看为他下属安排的房间后,便叫来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与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一位医生住在一间适中的房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他对李越然说,“请他们给调一下。[471年轻的李越然不大同意,惶惑之中,他只有去找杨尚昆来交涉,好让毛泽东仍住在这间原属叶卡捷琳娜皇后的富丽堂皇的卧室。毛泽东拒不使用盟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的马桶。在应邀观看芭蕾舞剧时,他到得迟,走得早,还对表演指指点点。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渴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缺花圈。
毛泽东拜渴列宁墓时对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91481尽管这是站在国际讲台上(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摆脱了他身上的全部乡土气息。当他开始对留学生演讲时,他问有多少学生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大多数人举起了手。结果,面对这些中国听众,他得通过一个翻译把他的演讲从湖南话译为普通话。
毛泽东拉着哥穆尔卡的手去拥护以苏联为头子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是有一个首的,”他对波拉说,“我们需要一个首。;[491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召集会议,他争辩说,只有苏联才有力量为首。哥穆尔卡在与毛泽东会谈之后咕噜着走开时,对毛泽东坚持要共产主义阵营内“保持团结”的做法甚为“失望”。[5010南斯拉夫不喜欢毛泽东那样效忠于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他在国内执行的“双百”方针,和赫鲁晓夫一样,他被匈牙利事件吓着了。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有双重的意义。就在他飞往莫斯科前的两个星期,苏联人已达成一项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得到一颗原子弹。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也许不会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仍然需要苏联在军事上的帮助。但是毛泽东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他非常轻蔑地谈到314Mao:核武器,与1954年他对尼赫鲁所说的观点一样,这使苏联人和东欧人都大为震惊’。“东风压倒西风。"[51〕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久就风行起来。毛泽东的意思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那些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人感到,准是几天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一到达莫斯科机场就发表讲话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开始进人新纪元。”中国五四运动对科学的追求仍在毛泽东的心中闪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只要有了人造地球卫星,就能够蔑视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私一「里,毛泽东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如果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对待西方的政策上有分歧的话,那么在国防战略上他们更有着根深蒂固的异见。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抗击,而应该后撤。"[521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
“你所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持久战。”
毛泽东是意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撤到斯大林格勒。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只得向毛泽东解释,那次由于希特勒的人侵所导致的撤退是被迫的,况且,如果再发生战争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核武器。
“如果你们后撤到乌拉尔,”毛泽东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这使我们想起两艘战舰黑夜里在三条航线中交臂而过的情景。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弱处提出,要打败入侵者,必须重视战略防御,但苏联人并不这么想。
毛泽东不害怕核武器—当然,他对核武器知道得要比赫鲁晓夫少一一他认为,只有当你害怕它时,它才可怕,如果你不怕它,它也就吓不倒你。
总之,毛泽东是在尽量利用时间,建立一个至少能与美苏抗
毛泽东所使用的词语也使比毛泽东明显粗俗的赫香晓夫甚为惊讶。在争论人类是否能在核战争中生存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若干年后,人们就会生出比以前更多的娃娃。”赫香晓夫正好坐在孙中山遗妨的旁边,当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她大笑。
赫香晓夫则一本正经地说:‘他应当注意他的用语〔)”毛泽东经常表现出这种粗俗随便。赫普晓夫也有他自己粗俗随便的方面,例如,他把江青称作毛泽东的“绣花枕头”。见KR(LT),p.290,,衡的强国是他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尽管还要走很长的路—阻止美苏联盟反对中国,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到他的许多中国同事。据赫鲁晓夫说,这些同事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好的结局。高岗就是典型的一例,“你甚至不能在毛泽东的面前提到高岗的名字”[531。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北京一直经历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现在是把这些经历当作过去的往事向赫鲁晓夫提起。
大概只有一位同事是毛泽东真正欣赏的。“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毛泽东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对赫鲁晓夫说,“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541他指的是邓小平。事实上,这位顽强的四川人后来三起三落,两次是因为毛泽东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而罢黝了他,这是后话。
赫鲁晓夫在玩笑声中告诉毛泽东,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毛泽东问谁可以代替他,赫鲁晓夫说,将由柯西金取代他。
“柯西金是谁?”毛泽东问。他从未听说过柯西金,就像赫鲁晓夫对邓小平一无所知一样。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两人走到一边攀谈起来,柯西金后来确实取代了布尔加宁。
9年后,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
毛泽东在他的告别讲话中号召团结,这既照顾到他的听众也不满于他的听众。他引用一句古话来进行解释。“中国有句古语,”他对这些共产主义头领说,“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当毛泽东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与西方势不两立的好战立场的代表时,他的内心也升腾起另一种忧虑。他发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动摇和衰减。“我看有两把‘刀子’,”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后说,“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这表明毛泽东仍然把苏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摇篮。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他继续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316Mao:ABiography掉相当多了。11[571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在信仰上正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对此问题,毛泽东悬而未答。在毛泽东以后的19年余生中,对此问题的态度虽然几经变化,但他一直未做出彻底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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