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诸多过失，但毛泽东有幸使中国有了新的开端。毛泽东是20世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

　　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党政权力，取得最伟大的成就?那就是他特有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个，就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改变大国政治秩序的个性特征的力量，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相连的。毛泽东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人们呼唤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像毛泽东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中国像是准备了百场节目的狂欢场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以便随时登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以及冠以其他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环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狂欢场地上的其他人物一样，毛泽东也以身相搏，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泽东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川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诸多混乱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泽东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介石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静而又富有谋略的人中，毛泽东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泽东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泽东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毛泽东拿起枪走向农村，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他离开了那些待在上海的人。

　　在战争中，毛泽东凭借两个长人之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泽东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农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碟，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尽、成为多余之物时制服他们。

　　他的共产主义目标和对右派的嫉恨每每使他跃向左边，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像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泽东的全盛时期，对毛泽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两个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泽东也曾为一些过激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泽东的品格。索马里能产生一位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泽东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泽东，正像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人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政体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就20世纪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而言，志在成为主宰人物的必定是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整个历史中，毛泽东可以列人十多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汉朝(汉高祖)、隋朝(隋文帝)、唐朝(唐太宗)和明朝(朱洪武)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与他眼中的英雄、气扫六合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年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他是在封建主义寒冬中提前报春的社会主义之鸟。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泽东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泽东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流芳。他类似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但他在夺取和掌握中国的政权上比洪秀全更胜一筹。

　　毛泽东之所以显得如此伟大，在于他的影响持续不断地支撑着********剧变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50多年前，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造反者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政权。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第三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是半知识分子，类似于拿破仑、戴高乐和丘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人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领顽才显得活生生。毛泽东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的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

　　他具有军人的心智，兵权之剑倚挂在史籍之旁。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甚于最为闪光的逻辑真理模式。他鄙薄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观点不轻易苟同。在经济领域他可不是行家里手。

　　毛泽东、拿破仑、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集思想和行动于一身的人，这类志存高远者颇难博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自己国家的特立独行者终会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英雄区别开来。

　　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对历史有巨大贡献，而是他的行动实现了他的思想。

　　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幅员和多样性与整个欧洲相当，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20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像一盘散沙，如孙中山哀叹的—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而为一了。

　　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在逐渐消失。学校教育使孩子们易于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组织的网络使当时中国28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亿万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是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中国由毛泽东领导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在中国人的眼中尤为重要。这恢复了中国人崇高的自我形象。“东亚病夫”的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其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毛泽东年轻时心忧天下，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遭外敌人侵而覆亡。

　　自1949年宜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正当壮年的毛泽东意之所欲已得到时间证实。当北京宣布核试验时，中国年轻人便神情激动起来。政府同人民之间的默契使外国军队—不管是苏联、美国，还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威吓中国”。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都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

　　不过，毛泽东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柱顶端的理论大厦更具有特色。他极为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定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并渴求用变化之杖来搅动罐子—这是毛泽东施政过程中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

　　我想，他全然没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毛泽东像计算尺般的精确。可是，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泽东的优点在于他永不自满，总在追求一种更具人性并能深深感觉到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尽其努力使社会主义柔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国家，而且需要一种追随他的新公民。

　　毛泽东的弱点是在年老时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他父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母亲的影响支配了他(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生活的既定目标)。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中国3000年历史上绝无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而令人回味的是，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极少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赴俄是他仅有的国外经历。

　　会见埃德加?斯诺时，他已年过四十。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终生没有掌握外国语言。

　　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的视野和热情只限于中国。

　　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身为伟大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毛泽东的精神锐气也注入了世界意识。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

　　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泽东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泽东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象征，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众中实施新政，不仅是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依靠自力更生的整体变革。

　　在西方，我们不习惯接受在远东崛起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泽东的新奇之处。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已作为20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想，就他的盖世影响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和戈尔巴乔夫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正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其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准备将社会主义束之高阁，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弹。1960年他与苏联的联盟破裂使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寿终正寝;10年后他向美国敞开大门，把一个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领略了中国人的谋略之深。

　　毛泽东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时间内再造了中国社会。毛泽东的一些改革已迅速消除。然而毛泽东主义时代社会变迁的另一些影响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因岁月不饶而逝去之后人民生活较自由的时期，并持续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以后。

　　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得以转变而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但这些现代人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时，毛泽东能够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了儿步。

　　经济发展出于多种原因虽不如日本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泽东偏好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实质上的所获是基本的。

　　总之，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履历复杂，特别是在国内，作为一位男子汉和一名政治家他有很大的缺点。他有较强的成见，不总是前后一致。

　　由于位处至尊，毛泽东总的说来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没几个。难以容纳他人，任意的工作方式背后是空虚。他是一位伟大领袖，然而在许多工作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可不是值得称道的特质。

　　毛泽东有自己奇特的合作方式。如果为了成功必须如此，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

　　他走“之”字路，因为他不能沿着既定的政策通道行进下去。他常常对亲手栽培的树所结出的果实感到惧怕而畏缩。他周期性地发出的雷霆之怒所针对的正是官僚主义思想，在一个9亿人口的国家，这有点像是说不允许园丁沾一点泥巴。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1976年所遗下的中国缺少些他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泽东指望新中国有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他期待着公民“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从未平静下来过。

　　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位管理者要比作为一名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落后的经济中复苏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在毛泽东逝世多年之后，这一复苏将仍然是缓慢的，而这种为民族雪耻的复苏是毛泽东革命的第二个任务。这部分是因为要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部分是因为毛泽东不像擅长政治那样擅长经济。

　　这位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确实充满矛盾。他向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甩石头，然而他在对因循守旧的警惕眼光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陷于泥淖之中。他自己时常沉溺于传统的水波之中，可是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泽东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起，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与苏联保持不密切的事务性联系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站污—所以他宣称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然而，毛泽东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这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泽东的变化更大，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泽东紧密相关。

　　毛泽东的一生不能用单块布料来裁剪。晚期的毛泽东—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夺取政权时的毛泽东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已自我融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毛泽东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变化毛泽东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像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泽东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面对权威的丧失，这是他的思想观念必将带来的后果。

　　毛泽东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观念。年轻的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赢得了政权，且带来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泽东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逝世20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领导人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得很实际:“他的黄金时代正好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这20多年。”

　　毛泽东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1919年，毛泽东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而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说不定什么时候，1919年长沙那位女士的敢冒风险的孙辈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恋可能会人狱几年。

　　这并不是毛泽东失去了让中国人民从重负下解脱而获得自由的梦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个人解放与60年前相比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斗争了。

　　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深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轻易能满足重大政治斗争。

　　毛泽东毕竟诞生于1893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儒家典籍，他在农村度过了大半生，这是一种没有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中世纪式的。他那一代精英正力图将陷人惊人落后中的公民拯救出来。

　　毛泽东是维新者，但这位维新者不可能—绝不能—跻身于现代人之列。

　　毛泽东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像朝圣者，对纹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他犹如家长一般。确实，由毛泽东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角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在他去世后这越来越被中国人所专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族站起来了，但它的多数公民却没有站起来。毛泽东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他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毛泽东似乎不理解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处在一穷二白的路途上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一，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将不再传给后来者。自然会翻过这页，年轻一代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下一个空白地。

　　20世纪初，叛逆者毛泽东的个人特征是与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一代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可是，毛泽东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仅仅以毛泽东的生命终结为尺度吗?但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的作用超越了其生命。

　　“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毛泽东有一次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不过，没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实际上不可能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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