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轶事_张闻天

人物轶事

发布时间：2024/9/18 阅读次数：10 字体大小: 【小】【中】【大】

人物轶事

四次选择

第一次选择：学习实业，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朱家店的张家宅（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1912年8月1日，12岁的张闻天考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开始接受当时最新的、现代的文化教育。学校所学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理科、历史、地理、农业、英语、手工、图画、体操。当时学校对学生的要求特别高，仅英语这科，高小三年毕业时，就要求会用英文写短文。这为他日后学习深造打下了基础。

1915年7月，张闻天在南汇高小毕业。他的学习成绩是全班第一，凭他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考进高中，然后再上大学。但因家中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只能考免收学费、宿费的实业学校。实业学校学制三年，它的好处是毕业后就可以就业、挣钱、养家糊口，但想出国留学就十分渺茫了。9月，张闻天考入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该校是一所为近海捕捞事业培养初级技术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主修课程为捕捞和制造。在校期间，他开始接触《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阅读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现实的文章，开始关注社会问题。1917年7月，张闻天不想再学水产专业而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该学校课程主要有国文、英语、数学、绘图、物理、化学等，教师多数是留过美的，教材用美国出版的，授课也都用英语。此时的张闻天学习刻苦，品学兼优。同时，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熏陶，加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张闻天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心中充满了革命激情。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传导于南京的时候，张闻天投身到了这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及南京学界比较活跃的学生之一。其间，他与沈泽民等创办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以“改良社会”为中心，以“爱国精神”为宗旨，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各地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况，猛烈地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卑劣行径及对中国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进行批判。1919年七八月间，张闻天在刊物上发表《“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中华民国平民注意》和《社会问题》等文章，揭露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第二次选择：自修哲学，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青年学生对中国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的批判蔚然成风，在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婚姻的“三脱离”主张，张闻天也不例外。他认为，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他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相距甚远，于是他在1919年9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此时，他想去法国留学，于9月21日考入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科班乙班。12月以后，张闻天认为自己理论准备不足，于是改变了主意，不想去法国留学，而想在国内攻读哲学。于是，他在留法预科班学习了两个月后，脱离了留法预科班，与刘世英一起租房攻读哲学，开始从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起，其中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批判》《家庭、所有制与国家起源》《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思考》《阶级斗争》等。

在自学过程中，他被刚刚成立不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吸引住了，不久，张闻天加入其中。他一边自学哲学，一边在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刊物《少年世界》做校对、出版事务性工作。同时，他还在《时事新报》《少年世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致张东荪》《农村改造发端》等文章，对中国社会现状、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等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

第三次选择：以文学翻译和评论为主，宣传新思想

1920年上半年，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出国热，赴法国、日本、美国勤工俭学的人越来越多。7 月1 4日，张闻天东渡日本，在东京自修日文，读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日本期间，他与田汉、郑伯奇等文学青年往来密切，田汉创造的《梵峨嶙与蔷薇》《灵光》《咖啡店之一夜》等文学作品，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张闻天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放弃了哲学学习，逐渐转向了文学翻译、评论和创作。

1921年1月，张闻天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后，开始对中外文学家的作品产生了兴趣。4月，开始读托尔斯泰、泰戈尔、罗素、平林初之辅的作品，翻译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及相关评论、研究文章。9月，张闻天翻译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2万多字）一文发表在《小说月刊》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从1922年初起，张闻天更加热衷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他在译介外国文艺理论和评论外国作家作品中显示出超人的才华，被远在美国的中国学友会友们发现，这些学友会友们很希望他到旧金山去，同他们一道开展社会活动。1922年8月20日，张闻天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旧金山。在美国勤工俭学期间，一方面，他凭借着比较好的英文基础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里学习。伯克利分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设备齐全。他通常白天上午都坐在图书馆里或读书或翻阅期刊或从事译著。另一方面，张闻天做旧金山华侨中文报纸《大同晨报》的编辑工作。1924年1月，张闻天结束了留美勤工俭学的生活，乘坐林肯号邮轮返回上海。

从1921年9月到1924年1月，张闻天主要是以翻译外国文学和评论外国文学为主，如《元始文明之由来及其影响》《笑之研究》《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苏维埃共和国经济计划自白之一》《狗的跳舞》《文化与幸福》等译文和评论。在不到3年时间里，张闻天译著达50万字之多。

1924年2月张闻天着手小说《旅途》的创作。5月6日，完成了《旅途》的创作。9月4日写完《逃亡者》，10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上。1925年5月，张闻天从重庆返回上海。6月25日，《东方杂志》第22卷第12号发表了张闻天的小说《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该小说6300多字，写出了25岁张闻天的内心独白。1942年2月5日，《中国青年》第3卷第4期特载了张闻天的这篇小说。张闻天在转向文学翻译、评论、创作的过程中，依然关注中国社会问题。

从1 9 2 0 年7 月至1 9 2 4 年1 0 月间，张闻天陆续发表《离婚问题》《无抵抗主义底我见》《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日俄会议之破裂》和《赔款与战债》等文章。1924年10月，张闻天到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他利用讲台巧妙地宣传新思想，宣扬男女恋爱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他还组织部分觉悟较高的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使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的学生李伯钊、杨丽君等成为四川妇女解放的先进分子。1925年3月，张闻天离开女二师，来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任国文教员，主编《南鸿》周刊，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急流》等文章。从1915年9月到1925年5月，张闻天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在艰难中探求真理，经过三次选择，他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

第四次选择：加入中国

共产党，踏上革命征程1925年5月中旬，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将张闻天、萧楚女、廖划平等3人驱逐出重庆，限期两周必须离开。5月下旬，张闻天回到上海。5月31日参加了五卅运动，在游行的队伍中张闻天遇到了郭绍唐，他们是1924年5月相识的。郭绍唐问张闻天：“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张闻天说：“我要加入C.P。”于是，郭绍唐就把张闻天的心愿告诉了沈泽民。6月初，经沈泽民等人介绍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8月，张闻天踏上了革命征程。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苏州筹建党的组织，其公开身份是苏州私立乐益女中国文和英语教员。课上，张闻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课下，他参加苏州党组织的筹建活动。10月，在《申报》上，张闻天发表了署名文章《中共济南会发起宣言》。10月28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张闻天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期共103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23日，张闻天到达莫斯科。

从1925年11月到1930年底的5年间，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做以下5件事。

一是主修各科课程。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开设的课程很多。语言课：俄语；第二外语：英语、德语、法语；历史课：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经济学课：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资本论》；哲学课：列宁主义；军事课：军事学；还有实践教育课等课程。在学习各科课程期间，他所在的班级是英语授课，所以，他一边学习，一边担任英语翻译。

二是参加了中共旅莫支部活动。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 (简称中共旅莫支部)成立。1926年1月，张闻天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一个小组的组长。1926年2月至1930年底，他担任班级党小组党的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务，多次参加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召开的各种会议。

1929年5月16日，有一份材料对张闻天做了这样的评价：“张闻天同志作为学生党小组党的指导员在支部中工作。在工作中，张闻天表现是积极的、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坚定地推行党的正确路线。张闻天同志经常参加支部大会并发言，以此帮助党小组总的工作。”

三是在中山大学，张闻天接触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如蔡和森、伍修权、俞秀松、沈泽民、王稼祥、朱务善、刘源、董亦湘等，这些人对张闻天的影响比较大。

四是利用课余时间，翻译著作，撰写文章。1928年4月28日，张闻天与王明等人一起合译《武装暴动》（俄文），在中山大学作为教材印发给学生。1929年，翻译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在莫斯科出版，这是迄今发现的马克思这部著作最早的中文版完整译本，现在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文图书馆。1930年5月19日，《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写完后，寄回国内发表。

五是在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张闻天正赶上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的斗争，这场斗争经历了从党内矛盾上升到公开斗争直至“清党”的过程。中山大学首任校长拉狄克是托派的一个头目。这样，学校的学生包括张闻天在内被卷入了这场斗争之中。虽然斗争中付出的代价很大，但身处其中的张闻天得到锤炼后成熟了很多。

1931年1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回国后，中国共产党委他以重任。他先后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

遵义会议主角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有一个故事可作为这段历史的注脚：现在无论是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在“遵义会议”部分，都有一座毛、张、周、王的四人群塑。但韶山的这一群塑像后面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故事。据说2003 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 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改造，新设计的这一群塑中只有毛、周、王三人。新馆正式开放前，胡锦涛总书记前来视察，当他看到这组群塑后，即问该馆负责人：那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但这里怎么没有？并指着群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第一，“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历史活剧的序幕，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王，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但问题是，长征前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第三，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 年回忆，罗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毛、张正在一起谈话，罗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对毛说：湘江战役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第四，张、王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推举毛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第五，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我们总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伟绩。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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