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十分重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提出：“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着眼于自身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不计较历史的恩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苏联解体后，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他提出“消除三大障碍”的原则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苏联的关系，为后来同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下基础。

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武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