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邓小平

上海是他的“有始有终”之地

党史专家石仲泉最近很忙，采访他时，他正在山东调研。

1938年出生的石仲泉，上大学时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来机关解散分配到首钢当工人。1972年后分配工作在基层党校教马列经典著作，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搞理论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叫“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办公室”)，主要参加毛泽东、周恩来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工作。

曾经有人劝他，这样的学术研究有一定风险，也不一定有成就。但石仲泉相信，只要不危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不会有大的政治风险。他这样回答：“作为学者，对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学问来研究。将时论作史论来写，将政评当美文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登峰不跟风，创新不妄论。”

200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石仲泉的《我观邓小平》一书面世。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这10年，本想退下来多多休息，但实际上退而未休，学术研究的活儿更多，写作更忙了。”主要忙的，还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研究。

请石仲泉观邓小平，他饶有兴致，“你们让我观‘邓小平与上海’，这个角度好，以前讲得少。”

“上海是邓小平的有始有终之地。”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有始，始自1920年9月11日。

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黄浦江畔出发，从此踏上留学法兰西、寻求救国之路的航程。这段场景，被视为邓小平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也正是从黄浦江畔的这一刻开始，邓小平与上海结下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有终，是因为邓小平晚年多次来上海，仅春节就有7次是在上海度过的。1994年元旦，他还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楼的旋转餐厅，俯瞰上海全景。

从少年到暮年，从黄浦江畔登船求学，到率军南下；从新中国建设，到浦东开发，邓小平与上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有始有终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上海长久的牵挂和重视。

在这么多年对邓小平的研究中，石仲泉还发现了一个“巧合”——邓小平与上海的“有始有终”不只在足迹上，也在思想上。

邓小平这一生，在上海发表了很多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在石仲泉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南方谈话”。“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传递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考。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等重大思考和决策，也离不开上海这方土地。”

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我观邓小平》一书中，石仲泉增补的内容，很多也是关于“南方谈话”。“可能我对‘南方谈话’有些偏爱，每每读它，都感到它不是20多年前的文献，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性的当代文献。”

虽然“南方谈话”不到一万字，但石仲泉把它看做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是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的思考，‘南方谈话’基本都涉及了。讲邓小平理论，‘南方谈话’是最重磅的。”

“这些年,不仅我个人而且相信许多人都有这个看法：如果不是邓小平以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绝对不可能的。”石仲泉说，“而这般重要的‘南方谈话’，可以看成是邓小平在上海这方土壤中，或者说是他在与视察过的一系列城市的互动过程中，诞生出来的思想。”

他的思想，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上海的快速发展。

曾有着“著名金融中心”“远东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我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光环的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的速度与沿海部分省市相比，落在了后面。在邓小平眼里，上海是能够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龙头，是一张能够左右全局的王牌。他曾经不无遗憾地说，之前没有把上海作为特区，是一个失误。石仲泉解释，那时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认为上海搞资本主义太驾轻就熟，“拐个弯就到了”，把上海作为特区风险太大。然而回头再看，邓小平觉得耽误了，所以才有了后来他力推浦东的开发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成了邓小平一直的牵挂。带着这份牵挂，他一次次来到上海。1990年1月26日，农历除夕，邓小平来到锦江宾馆，与上海市党政领导共迎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新春，邓小平说：“我到上海来过春节。”他在上海度过了7个春节。

除了牵挂上海的发展，还有什么吸引邓小平前来？石仲泉想了想说，“思想合拍”。在他看来，上海汇聚了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对外联系较多，接受新事物快，充满活力。“解放思想，上海一直走得比较快。”

我拍邓小平

他话不多，高兴时脸上会泛出红光

杭州。坐在记者面前，“老摄影”张蔚飞打开了记忆闸门，当年作为摄影记者跟拍邓小平的往事，一一浮现。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来上海视察。参加报道的只有时任解放日报摄影部主任张蔚飞和新华社的一位文字记者。从2月3日到2月18日，张蔚飞用镜头记录下了邓小平在上海的一个个生动瞬间。

“邓小平话不多，但每次一高兴，脸上会陡然间泛出红光，连眉毛都挑了上去，还不断向大家挥手。”

22年前小平的神情举止，像胶片一样，存在了张蔚飞的记忆里。

1992年2月7日，春节里只休息了三天的邓小平出发到他特别关注的浦东考察，他先到了南浦大桥，再到建设中的杨浦大桥工地。张蔚飞记得，那天天气特别阴冷，邓小平站在杨浦大桥桥塔东边挨着黄浦江的一块空地上，从江面上吹来的风没遮没拦。邓小平转身想看一下建设中的杨浦大桥，发现百米高处工人们正在施工，他顶着寒风，扬起手向桥塔上的工人打招呼。工人们激动极了，使劲鼓掌。张蔚飞赶紧按下快门，可令他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些什么，他一句没听清，“那是第一天跟拍，很紧张，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心只想着抓拍他的神情了。”

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邓小平到漕河泾开发区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视察。他对高科技很感兴趣，仔仔细细地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只有几微米的集成电路。

那天让张蔚飞印象更深的，倒是一档“计划外”的“节目”：按计划，邓小平与公司代表合影留念后就该上车返回，但临上车前，小平同志看到大楼前聚集了很多技术人员，就主动走过去问候他们，还和前排的人一一握手。顿时，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掌声不息，大家都争着伸出手和邓小平握手。照相机、摄像机忙着把这个“突发”时刻点滴不漏地收进镜头，多年后回看，镜头里全是笑脸。

2月12日上午，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艳阳天。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闵行区马桥乡旗忠村。当车队在旗忠小学门口停下时，孩子们吹起鼓乐，跳起迎宾舞。邓小平刚在孩子们面前站定，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孩摇摇摆摆走了过来。不知是谁说了声，“过来让邓爷爷亲一亲”，陪同人员抱起孩子，邓小平十分亲切地上前吻了吻孩子。

这一刻被张蔚飞的相机定格，而这幅名为《亲吻农家儿》的照片也流传甚广。时隔五年后，当张蔚飞再次来到旗忠村，找到了已读小学二年级的汤佳赟，汤佳赟还特意写下了“邓爷爷新年好，我想您！汤佳赟1997.2.2”的字条，虽然孩子的字写得稚拙，但对邓小平的那份情感，都在纸上。

2月18日傍晚，张蔚飞的BP机突然响了，通知他晚上去市百一店。当天正逢元宵节，谁也没想到，邓小平当晚会出现在人流如织的南京路，而且当天市百一店没有清场。张蔚飞压力很大，预感当晚的拍摄或许是他摄影生涯中不可多得的机会，神经高度紧张。“两只手托着相机，两眼紧盯着镜头，虽然是大冬天，没过一会儿，我就一身大汗。”

“当天邓小平显得很激动，步履也特别轻盈，对商场里的顾客、营业员频频招手，笑容始终挂在脸上。”在文具柜台前，全国劳模马桂宁给邓小平介绍了文具用品，邓小平把钱递给他，他用塑料袋装好4盒铅笔和4块橡皮交给邓小平。为了选择最佳角度，当时张蔚飞很纠结：如果站在柜台上，太不文明；如果站在地上，角度又不够好。最后他双腿跪在对着文具柜台的另一个柜台上，定格了这一瞬间。

商场里，顾客听说邓小平来了，都想一睹伟人风采，人群越来越拥挤。有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孩子拼命往邓小平身边挤，警卫人员把她挡出去，但她刚退出又往前挤，如此三进三出。邓小平见状朝她招了招手，警卫人员破例把她让进了两米圈内。她一下子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抓起孩子的小手向邓小平招手，用这个质朴的动作表达一位普通市民对领袖的情感。倒是邓小平紧走两步，凑上去吻了吻孩子的脸。“可惜当时人实在太多了。”张蔚飞没法挤到另一边，以更好的角度拍摄。让他至今遗憾的是，在匆忙中忘了问这位妈妈的姓名，至今没能将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她。

当邓小平准备离开市百一店时，南京路六合路口早已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市民。邓小平走出商场，市民们热烈地鼓掌。“邓小平一边招手一边快步走下台阶，朝着群众往前走了几步，但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把他劝上了车。”

22年前的那几天采访，张蔚飞整整拍摄了10卷胶卷，这些珍贵的底片后来及时进行了数字化处理，都得到了精心保存。因为这组照片，张蔚飞获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摄影奖项，每每提及这些，他总说：“不是我拍得好，而是大家把对邓小平的热爱转移到了我的作品身上。”（《据2014年《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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