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后，邓小平的军旅生涯进入了新阶段，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做军队政治工作时，都一直牢牢抓紧宣传工作这个中心环节不放松。

抗战初期，动员民众加入军队、补充和组织新的兵团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邓小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就提倡下面这种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群众大会、个别谈话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根据地建设遇到困难时，邓小平提出的应对之策也包括宣传工作。为反制敌人结合经济、政治、文化、特务全面进攻的“囚笼政策”，邓小平在1941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提出迎接1941年严重斗争的各种措施，其中就提出“要加强文化战线，与敌人进行顽强的宣传战。采用一切形式、不同方法，不知疲倦地去加强民众的抗日爱国教育”的措施。

1941年4月“百团大战”之后，太行区遇到严重困难，敌占区扩大，抗战区缩小。邓小平在分析原因之后，要求全区同志用一切努力来扭转这种严重局面，其中之一，也提到宣传工作。他说：“敌人的奴化教育与造谣宣传，是收到部分效果的，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太少太弱了。我们过去的宣传品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我们有真理说不出。敌人则数量多，方式灵活巧妙，且善于针对农民落后性进行宣传，善于说假话，故能收到一些效果。今天必须动员一切文化机关，改善与加强文化工作。”“要把文化宣传工作做好，首先要教育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去了解群众，针对敌人，按照群众的水准，去进行我们的宣传。”

邓小平对宣传工作规划得很细、很具体。在1941年对敌斗争中，冀南利用宣传日寇拉中国人到太平洋打大仗的事例，对瓦解伪军起了较大作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邓小平抓住这一成功范例，给太岳、冀南、太行抗日根据地及所属有关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在敌占区、根据地广泛宣传敌人强拉壮丁、东北同胞亡国的惨状、日本在占领区强占中国人财产等，并明确指导进行典型事例的宣传：“类似以上要点，抓住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利用各种形式不断地反复宣传。把一个地方的例子迅速传播到各地去，特别送到报馆去，同时态度要非常诚恳，才会令人相信。”

基于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任129师政治主官时，就很仔细地规划了129师的宣传文化建设。1941年5月，他在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报告，深刻阐述了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努力方向，强调“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要“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要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这一思想对129师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西柏坡召开。这次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的估计和今后计划的报告，提出用3年时间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目标。邓小平对此完全赞同，并在9月8日的会上提出广泛宣传这个估计的重要性，他说：“这种估计，要在党内在人民中宣传，要估计到人民中的厌战情绪，宣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使人民振奋，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在准备全国胜利时，邓小平提出了“真理不怕千万遍地讲”的思想。1948年10月，他在中共豫西区党委扩大干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不过长江能不能打倒蒋介石呢？不能。”他要求反复讲明白一个道理，即“一定要过长江，要不断地讲。部队干部里要讲，地方干部里也要讲，即使有些人想不通也要讲，要天天讲。”“真理不怕千万遍地讲，我们到中原这一着就做对了。这就是路线。”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蒋永清）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