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服务的。因此，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使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服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意识在军队上下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形势教育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邓小平非常重视这种手段，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运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经常会对时局做出一些新判断，对全局工作提出新要求。作为威震一方的大区负责人，邓小平特别重视用中央精神统一全区思想，及时肃清存在的各种消极观念和模糊认识。这里举解放战争时期的例证作说明。1947年上半年以来，党中央、毛泽东对形势发展提出了新判断，作出实行战略反攻的重大决策。5月1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纪念五一节》，指出：战争的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6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布置南下战略进攻的时间，即“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对于党中央、毛泽东的这个战略决策，部队中有一些模糊认识，邓小平及时在全区进行了动员教育。6月21日，他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针对“有的同志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反攻时机已经成熟，是不是估计得不准确？”的疑问和倾向，明确指出，“肯定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对时局的估计是对的，错误的是具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同志。”他在批驳了种种错误和模糊认识后强调：“2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正确的。跟毛主席方向走，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与毛主席思想相背道而驰，必然要失败。”他做动员工作时充满豪情地指出：“不反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今天我们不是怕什么冒险主义，而是怕对形势估计不足，怕我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你们想一想，像我们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要革命成功，不花辛苦是不行的。”“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在印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此报告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应结合土地改革学习文件，求得深刻了解。这样的形势宣传教育对于凝聚全区力量，开创中原乃至全国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千里挺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撇开一切困难，挑的最困难的重担。对于这个重大决策，党内外、军内外，必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何统一思想，认清形势，也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首要任务。1948年3月，他在安徽临泉县韦寨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专门分析大别山的“得”与“失”。他首先针对不少同志认为反攻是不是过早了的疑问，作了详细解答，指出：“从战略意义上和胜利战果上看，就会承认反攻一点也不过早，恰恰正是时候。”他着重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我们的同志也悲观失望起来，就不合理了。这就表现我们的同志思想意志的脆弱，缺乏坚定的斗争毅力，犯急性病和看问题不从全面、不从实际出发。”对此，他强调“这要好好反省，需要加以马列主义的锻炼和考验。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尤为主要”。

到1948年4月，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刘邓大军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1000里。邓小平评价这个形势是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因为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因此，他再次回答了部队中存在的疑问：“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他分析了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红军反“围剿”的历史，又算了一笔几个月来歼敌的账目后，作出回答：“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接着，他又回答如何看待大别山的形势问题：“原先我们占领了20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邓小平从中原战略地位、吸引进攻山东和陕北的敌人、已经建立军区和根据地的全局观点出发，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他更进一步从思想方法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所以他强调了要敢于胜利的问题。“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地来努力。”这个分析，有高度，有根据，以理服人，体现了邓小平胸怀全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邓小平做军队政治宣传工作时重视形势教育的典型事例。（蒋永清）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