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汉族，四川仪陇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

1892年，入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代珍。后改读于地主丁家私塾。

1896年，迁居大湾后入席家碥私塾，取字玉阶。

1905年，参加县试、府试，改名朱建德。秋，清政府诏令自丙午（1906）年停止科举考试。

1906年，先后进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学习。次年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1908年，毕业后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1]。

1909年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冬，加入同盟会。次年夏，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送特别班

1911年8月，从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至云南新军左队。见习期满后，任司务长。10月，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后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

1912年，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军事教官。

1914年，调往云南边境驻防。先后担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期间，在与土匪作战中，逐渐摸索总结游击战经验。

1915年12月，率部赴昆明，次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作战中，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胜多，骁勇善战，屡建战功。

1917年7月，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

1920年，在驻防四川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2]。

1921年春，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同事们的挽留下，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3]。

1922年1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3月，因唐继尧纠集旧部返回云南，被迫逃离昆明，辗转回川。7月，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筹办出国事宜。8月，到上海先后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并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和孙炳文离沪赴欧洲考察。10月，在德国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抵德国哥廷根。1924年进入大学学习，并领导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

1925年在德国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因参加革命活动，曾两次遭柏林警察当局逮捕。7月，由德国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回国参加北伐革命。7月，赴四川万县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9月，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共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策划在四川省泸州、顺庆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

1月，根据党的指示，赴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该团团长。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离南昌赴武汉。7月中旬，奉党中央指示，返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随后任第九军军长，率起义军先遣部队南下广东。10月，在广东三河坝与敌激战，后率起义军主力余部转战赣粤湘边境。期间，对部队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整顿，坚持游击战争。

1928年1月，领导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万余人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随即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和毛泽东等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并取得了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

1929年1月，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力量，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1930年6月，在福建长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任总指挥。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8月，在湖南浏阳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任总司令。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

1931年，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3月，和周恩来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9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采用错误的战略战术。

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建设》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另立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36年6月，促使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地区会合，再一起北上。10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7月，全国抗战开始。8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9月，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线，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并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2月，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3月，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4月，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同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9年3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1940年3月，指挥八路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5月，返回延安。7月，和彭德怀、左权联名部署“百团大战”。冬，为解决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军垦屯田政策[4]。

1941年春，亲自勘察南泥湾，并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5]。

1942年5月，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亲自主持、指导陕甘宁边区驻军的生产运动，提倡开展生产竞赛活动。

1944年10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关于华北准备反攻工作的指示》。

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日本政府宣布要求投降。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解放区抗日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准备受降。9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和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和毛泽东发表声明：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12月1日，六十岁诞辰，中共中央为其祝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10月，和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1月，亲自筹划、指导石家庄战役，开创对大中城市进行攻坚战的先例。

1948年初，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5月，赴华东野战军指导工作。秋冬，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0月1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0年10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至12月，赴山东、东北等地向即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作动员报告[5]。

1951年9月，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各兵种、各军区军事干部集训会议，作《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讲话[6]。

1952年3月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8月至9月，到东北三省视察。

1953年2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致开幕词。

1954年4月，到南京军事学院监督第一期毕业学员举行国家考试。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到中南、华东、华北等地视察。8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朝鲜。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2月至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后访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等国。

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957年

3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年内曾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视察。

1958年1月，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年内到华东、华北、西北、新疆、中南等地视察。

1959年3月，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波兰，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7月至8月，出席庐山会议。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受到林彪的攻击。年内曾到广东、湖南、上海、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甘肃等省、市视察。

1960年，到上海、广东、湖北、陕西、贵州、四川、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6]。

1961年，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

1962年1、2月，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年内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天津、江苏、广东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7]。

1963年，曾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省、市视察。致函毛泽东等，提出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

1964年，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视察。12月，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65年，曾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1966年1月至3月，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 5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

1967年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同月，受到江青一伙指使下的造反派的攻击。

1968年10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蔑。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被疏散到广东从化。

1970年7月，从广东回到北京，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7]。

1971年10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措施。

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74年8月，在秦皇岛视察海军舰艇部队。

1975年1月，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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