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朱德军事文化建设思想的哲学意蕴_回忆评论

抗战时期朱德军事文化建设思想的哲学意蕴

发布时间：2024/9/15 阅读次数：8 字体大小: 【小】【中】【大】

抗战时期朱德军事文化建设思想的哲学意蕴

军事文化建设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关注的是军队在文化领域的问题，是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文化是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广义上来说，军事文化涵盖了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军事教育、军队思想建设及文艺宣传等多个方面。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最高指挥官，就军队文化领域的建设提出了较多的理论，这些思想坚持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人民军队军事文化的不断发展，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蕴含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

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坚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就是坚持物质第一性，坚持物质决定意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念正是这一哲学思想的深刻体现。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军事文化建设，就是要使得军事文化的各项内容均能够符合当时军事斗争的实际。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在军事理论、军队制度建设、军事教育、思想建设以及文艺宣传工作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遗毒以及一些主观主义思想的影响，未能充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十分贴切的结合起来，使得当时的军事文化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离，给军队建设带来了一定影响。朱德充分认清了非唯物主义思想给军队建设带来的不良影响，在不少场合就军事文化建设要坚持唯物主义思想的问题进行了强调，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念和改进措施。

（一）提出根据实际打仗的战术指导理论，反对主观主义思想

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去研究并把握事物客观存在的规律是我党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朱德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指导理论。朱德指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仗”，这实际是要求要根据战争中人员、环境、对手、武器装备、地形等等诸多要素的实际情况来灵活变通战斗。他指出，“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这些是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朱德战术理论建设领域的生动反映。

同时，朱德明确提出军事斗争要反对主观主义。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朱德提出了要摒弃主观主义思想，认为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凭主观意志办事，而不从实际出发，忽视客观存在的思维方式。朱德对主观主义思想的批判，实际就是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摒弃，强调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有效肃清了军事理论、军事教育、军事体制编制以及文艺宣传等军事文化领域的主观主义思想。

（二）在军队制度建设上根据实际提出了“精简”思想

在军队体制编制建设中，朱德也着眼当时根据地的实际，强调了军队中要实行“精简”。他指出，军队的体制编制要“符合抗战的要求，符合根据地的实际”，要 “客观认清抗战的局面，认清敌后的环境，所以我们彻底实行精简政策…以使得我们军队精简后能更适合于今天敌后的军事行动…使我们能抽出许多人力，用于前线战斗单位中与后方生产战线上，使人力能更合理地使用”，这一对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的思想，适应了当时军队机关冗员庞大而基层连队薄弱的特点，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契合了当时抗战的背景和根据地的环境，是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正确的军事制度。

（三）指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

军事教育是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举措。1943年8月，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的文章，强调了军事教育要遵循抗战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展开。朱德提出“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部队的军事教育，如教什么、怎样教、什么人教等，都需要根据部队的真实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只要“教育计划不是那样好高骛远而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现有的干部不仅可以教，而且可以教得好”，“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计划与要求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事求是”，“一切的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的解决问题”。反映了朱德实事求是的军事教育思想。

（四）强调艺术和宣传工作要参加实际斗争

除了对军事战术理论、军事教育以及军队编制进行了论述外，朱德对抗战时期军队的文艺和宣传工作也提出了要求。朱德多次强调，文艺和宣传工作要注重联系实际，尊重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和抗战的大局，尤其是要深入到实践中去，高扬“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他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宣传者和艺术家要“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而不应当站在实践之外”，“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得作品”，要求宣传和艺术工作要切合实际，根据抗战的实际情况展开。

二、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推动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不断发展

辩证法从总体上揭示了世界的辩证性质，既能看清事物相统一的一面，也能够看到其相矛盾的一面。朱德在军事文化建设领域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富含辩证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了一系列富含辩证思维的理论

朱德长期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理论，这些理论中包含了不少辩证思维。在抗战战略战术的辩证关系上，朱德认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能力和野心…所以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是“战术上若采取专守防御，是决不能解决战斗的”，因为“我们的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也必然招致失败的恶果”。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应尽可能是进攻的，必须时，亦应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只有在运动战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这段话辩证的论述了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的关系，将进攻和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进行了考察。

在谈到“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辩证关系时，朱德指出，“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游击战和运动战不但在战役中应当相互配合，实际上这两者也常常是互相推移变化的”，指出游击战和运动战既不是完全一致的，也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要辩证的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正规战可以转为游击战，游击战可以上升为运动战，运动战与游击战可以交替运用、相互配合，这正是朱德游击战思想中的辩证法。

在抗战的前途和命运上，朱德批判了“速决战”和“弱国牺牲论”的观点，朱德认为，“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说抗战可以速胜，是速决战，并从而不准备人民的力量，乃至肆意摧残人民的力量…是错误的…使作战陷于失败”，而“弱国牺牲论”者总拿“我们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去“证实他们的卑污怯懦的理论”，“只有那些急性病者，才会在前线局部的挫折下，表现着颓丧的心理”，批判了速胜论和灭亡论，提出要坚持持久抗战，坚定必胜的信心。

此外，朱德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一文中，还对“战略上以弱抗强，战役上以少胜多”“持久的消耗战”，战争中的“主动与被动”，作战中的“积极与消极”“集中与分散”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二）用联系的观点指导军事理论建设

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只有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才能推动事物的健康发展。朱德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十分注重运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他提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凡事战争都是依据上述的五个条件——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更要一句这些条件，善于把他们密切联系，配合运用”。强调要将五个要素联系起来看问题，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朱德还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复杂性、长期性”，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运等种种工作，是直接配合革命战争的力量…没有这些工作的配合，就不可能想象革命战争的坚持与胜利”，这也正是在联系的哲学思维下提出的军事思想。

同时，朱德还对一些片面的，非全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如认为“唯武器论者”的根本错误在于“只看见武器一个要素，而完全看不见其他要素”，而游击战争“与别种战争一样，要能完全适当地运用和发挥上述五个要素”。这实际是批判了唯“武器”为重的片面观点，强调了作战必须全面关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多种要素，要“适当地运用它们, 才能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

（三）将矛盾思维融入到军事文化建设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复杂事物中包含了多种矛盾，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支配着事物的发展，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次要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只有着眼主要矛盾，抓住问题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朱德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军事文化建设的思想中，蕴含了较多的矛盾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抗战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建设上，朱德指出，“要保持主要的兵力与兵器使用在选定的突击方向、突击点及突击时间以内，对其次要的方向，分派游击队积极袭击扰乱敌人以迷惑之”，在这段论述中，朱德认为对日作战时，要将主力军与主要装备使用在该战役中的重点突击对象上，而其他次要的打击对象，则以游击队袭扰以迷惑敌人，从而更好的为主力军和主攻方向服务，把握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朱德则指出“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这就把握了游击战的主要矛盾，即战斗的“政治性”。

（四）提出军队建设要注意“自力更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而事物的外部矛盾，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游击队的经济建设问题上，朱德充分运用了内外因的哲学思想，提出“为着和敌人作持久的战争，当然最好应当在破坏敌人的经济中使自己得有充分的给养和储备，或者经常不断地得到我国政府和民众的援助，但这在游击区域内是难以办到的。抗日游击队自身应当准备在艰难困苦、弹尽粮绝的情形下坚持奋斗”。1939年5月，朱德在《自力更生，克服苦难》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使共产党力量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强调了军队的经济问题主要还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解决军队的经济问题，外援只是辅助性的，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游击队经济问题的方法，不能完全依赖于它，体现了内外因的辩证思想。

三、各项军事文化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唯物史观

军事是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军事文化则是服务于军事斗争的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推动军事文化健康发展，就要了解军事文化的本质，认清推动军事文化建设的动力，理清军事文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朱德根据自身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

（一）各项军事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朱德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作用，多次强调了人民群众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如朱德批判了个人英雄主义，他指出，“英雄产生于群众的共同事业中，不是自封的、站在群众头上的”，而个人英雄主义则是“把个人名利权位放在第一位，一人之上，个人突出，轻视与脱离群众，甚至愚弄与奴役群众，其结局必然为群众所唾弃”。此外，朱德还在军事理论建设、军事制度建设、军事教育、军事思想以及军队文艺宣传工作等领域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

一是在军事理论上强调抗战要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朱德认为抗日战争实际就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强调抗战要坚持“全面抗战”。朱德指出，“广大民众的组织的发动，军民打成一片等现象的形成，这都是走上全面抗战的基础”，抗战要“实现全民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我们抗战的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都由群众创造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二是在军事战术上强调游击战争要注重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他将抗日游击战争定义为“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并强调，“如果抗日游击队不能团结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不能使群众称为游击队的良好依托，那末，这样的游击队将会没有出路。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

三是在军队建设体制编制建设上，朱德始终注重结合人民群众展开。1941年，朱德提出要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兵”，认为民兵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必须在各个根据地建立起有相当数量的强大民兵”。抗战时期，民兵组织成为了当时保卫根据地和坚持抗战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同时，朱德十分提倡“三结合”的军队武装力量编排体制。他指出，抗战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强调武装斗争要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这种武装力量编排体制，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抗战中作用的发挥，可以使得八路军集中多方面的力量战胜敌人，也能够有效推动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获得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的补充。

四是在宣传和文艺工作中，朱德明确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光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强调了宣传工作要注重群众性，并要求宣传和艺术要注重“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要力求“大众化和通俗化”，且艺术家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二）阐明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文章和讲话中多次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如朱德认为，“一切战争，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说，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 “战争为政治运动之变态，为贯彻政治主张之最后手段”阐释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强调了军事斗争是有其内在的政治属性的，一切战争都是政治战争。朱德认为在战争中还要考虑经济这个要素，它是“作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性的东西”， “经济战”也是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上，朱德认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强调了政治、经济、军事、人民只有通力协作，实现政治的统一、军队的统一以及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以此来打破敌伪的“总力战”，才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作者简介：朱之江，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系主任、大校军衔、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磊，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上尉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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