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经历对朱德革命生涯的重要影响

       朱德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一生是伟大而光荣的一生。自从1900年入云南讲武堂起，朱德从青年学子到滇军初级军官，再到高级将领，走过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起步阶段。在朱德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在滇军的十几年时间，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滇军经历，锻炼和提高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才能，树立和扩大了朱德在军界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为其后来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奠定了基础。滇军经历也使朱德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促使他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可以说，滇军的经历，在朱德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滇军经历锻炼和提高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才能，为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讲武堂学习和辛亥革命洗礼，为成为优秀军官打下了良好的素质基础

       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走上军旅生涯之路。朱德为能实现成为军人的志愿而努力学习训练，常常挑灯夜读，各科成绩优异，术科尤为出众，和同期同学朱培德被称为“模范二朱”，因此深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的器重。凡有外宾来访，李根源就指令朱德和朱培德指挥队列。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朱德在同盟会老师的影响下，阅读《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朱德还和杨如轩、曾钦仲、杨池生、宋永康、唐淮源同学等，结拜为兄弟，组织成立旨在“富国强兵，拯救中华”的“五华社”。 1910年，朱德因品学兼优于被选入特别班，于1911年8月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成为滇军的初级军官，正式开始了他在滇军中的军旅生涯。

       朱德入滇军伊始就接受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参加了蔡锷为响应武昌起义在昆明领导的重九起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0月30日，蔡锷在昆明领导的重九起义爆发。起义当天晚上，朱德被蔡锷指定为74标二营临时连长，率部攻打总督衙门，活捉总督李经羲，起义一举成功。11月1日，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成立。朱德在战斗中才华初露，深受蔡锷赞赏。同月中旬，朱德随滇军援助四川，次年4月返滇。5月，蔡锷在云南军政府召开的庆祝援川胜利大会上，赞扬朱德战功卓著，授予“光复”、“援川”’勋章各一枚，并晋升为少校营长。此时，朱德已经成长为具有良好军事和思想素质，并且经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锻炼的爱国军官，为他后来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军事素质基础，在朱德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驻守滇南剿顽匪，为领导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积累了经验

       朱德的游击战思想和实战经验来源于驻守滇南剿匪。1914年初，朱德奉命驻守滇南边境，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同当地土匪展开了斗争。朱德根据当地山高林密的战地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采取了“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术同土匪斗争，取得了极大成功，积累了开展游击战的实战经验。护国战争中的棉花坡之战，朱德也发挥了善于灵活机动作战的特长，指挥部队采用夜袭战、突击战、声东击西、伪装迷惑等战法打败了北洋军，使其一战成名，成为护国名将。驻守泸州期间，朱德根据滇南剿匪的经验，率军剿灭了危害百姓的恶霸土匪，当地士绅百姓树立“救民水火”、“除暴安良”两块石碑，以表彰他剿匪的功绩。

       滇军期间开展游击战的实战经历，磨练出朱德在复杂环境下带兵和运用灵活机动战术的能力，为他后来指挥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脱离滇军后，朱德出国远赴欧洲，探寻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朱德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对以往的在滇军的作战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回国后领导人民武装革命时，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开展游击战的主张。回国后，朱德将游击战思想付诸实施，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在领导南昌起义余部南下途中，开展了我党领导的最早的游击战。1927年11月，朱德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将南昌起义余部编入范部，驻扎在曲江西北的犁铺头，开展以游击战为重点的练兵活动。朱德亲拟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部教材，基于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深刻总结了南昌起义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而缺乏游击战争经验导致失败的教训，对游击战术进行了升华、归纳和总结，提出了28字游击方针：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

       这28个字标志着朱德游击战思想的形成，也表明部队开始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1928年初，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之事暴露后，朱德率部辗转来到粤湘边的乳源梅花杨家寨，策划了宜章暴动。朱德使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的打法，扬长避短，避免同敌人拼消耗，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胡凤璋、许克祥部。在与许克祥部作战中，朱德将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直击敌军主力，另一路迂回敌后，断其退路，使敌军腹背挨打，孤立疲惫，我军乘机穷追猛打，打败许部两个主力团，占领了敌司令部和后方仓库，许克祥带着几个卫兵狼狈而逃，取得了我军以游击战打败敌军的重大胜利。此后，在湘南起义的数次战斗中，游击战法屡战屡胜，显示出朱德游击战战术的威力和正确性，为后来红四军开展游击战提供了借鉴。

       朱毛会师后，朱德为红军游击战原则的确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他在滇军带兵打仗的实战经验，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与毛泽东一起总结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军事作战上的问题。红军正是用朱德创造的游击战术，创造性地展开了人民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任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理论，指挥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使他的游击战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37年7月至1940年5月间，朱德先后公开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抗日的游击战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游击战争》、《论抗日游击战争》等几十万字的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著，这些论著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参加护国战争“打大战”，为指挥红军开展反“围剿”战争积累了经验

       朱德在回忆护国讨袁战役时说: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护国战争中朱德的指挥才能突出表现在纳溪棉花坡战斗。1916年2月，在护国军被敌军偷袭，退守纳溪的危急时刻，朱德奉命率部赶赴火线，在棉花坡高地于敌军血战，指挥部队以少胜多，打败了北洋军。此战震动全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讨袁，加速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朱德也因此一战成名声，被誉为护国名将。

       这段“打大战”的经历，对朱德指挥红军作战、领导人民军队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红军高级将领中，只有朱德、刘伯承等几位屈指可数的曾经指挥大规模战斗的经验，朱德在护国战争期间“打大仗”的经验，毫无疑义地对指挥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具有很大的帮助。1927年，朱德成功地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南下，经过大小多次战斗，历经艰险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担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领导人。在和毛泽东一起领导井冈山斗争中，粉碎了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对根据地的大规模“会剿”，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原大江南北。在指挥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朱德以其曾经指挥过“打大仗”的经验，同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思想实现了有机结合，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从第一次反“围剿”红军以少胜多打败敌军10万，到以后打败30、40万敌军的胜利，都体现了朱德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其丰富的战争指挥实战经验，指挥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军事才干，成为德高望重的红军总司令。

       （四）带兵治军严谨，为树立人民军队优良作风产生重要影响

       朱德从23岁入学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军事生涯，从初级军官做起，在滇军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扎扎实实一路走来，积累了丰富的治军经验，为后来他领导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从讲武堂毕业加入滇军后，朱德按照同盟会的指示在部队中开展宣传工作，养成了他注意同士兵接触，善于团结士兵的作风。为了完成好同盟会交办的任务，朱德参加了哥老会，这样方便了他同士兵中的哥老会兄弟交朋友，他平时非常关心爱护这些贫苦的士兵，经常给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信，在士兵中有较高的威望。

       成为带兵军官后，朱德实行了严谨的治军风格。朱德提出“官兵一致，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能够做到与士兵同甘共苦，曾经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匹马，让给生病的士兵骑，平时与部属同餐，随时下连队厨房检查油盐柴米蔬菜，得到士兵们的拥护。朱德特别强调严守纪律，要求部队保持良好的军民关系，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演、敦友爱”的五条训令。朱德善于启发士兵的觉悟，调动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棉花坡战斗中，敌情严峻，朱德激励部属说：北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正是由于朱德的严谨治军，才赢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和护国名将的美誉。

       朱德在滇军的治军经验，对他后来领导人民军队建设具有借鉴作用。1927年，朱德在领导南昌起义余部南下过程中，针对部队的思想混乱局面，朱德在陈毅的帮助下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性，首先对官兵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强调处理好军民关系。井冈山会师后，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以后成为红军总司令，使他的许多治军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指导下，在领导人民军队建设中得以体现。比如，红军制定的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都有朱德的重要贡献，反映了朱德一贯坚持的严格军纪、官兵一致、爱护百姓的治军原则，是朱德为人民军队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滇军经历加深了朱德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促进了他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的思想转变

       讲武堂的学习锻炼和辛亥革命的洗礼，使朱德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累了投身到社会革命的进步思想和实践基础。青年时期的朱德抱有拯救社会之心。早在1906年，朱德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学习的时候，就受到留学日本、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校长张澜和刘寿川等教师有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聆听了关于同盟会纲领的讲解，借阅了《革命军》、《天演论》等革命书籍，思想开始倾向革命。1909年，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后，受李根源等老师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还和杨如轩、杨池生等同学组织了以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为目的的五华社。从讲武堂毕业后，朱德入滇军，在蔡锷领导下参加了响应武昌起义的重九起义，成长为经受民主革命锻炼的爱国军官。

       在滇军期间，对朱德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参加护国战争。护国战争期间，朱德亲身参加了这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正义之战，并立下战功，极大促进了朱德的思想转变。1916年1月，朱德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队长，率部入川投入反对衰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朱德在川南纳溪棉花坡、朱坪山、朝阳观等地对北军的战斗，常出奇兵，以少胜多，战功卓著，成为川滇军界赫赫有名的战将。此时，作为一名革命民主义者的朱德，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立志成为拯救国家的主人，写下了“物色风尘谁作主，唯看砒柱正中流”、“振兴东亚中华”的豪言壮语。

       护国战争后，军阀混战导致的社会动荡局面，加速了朱德对封建军阀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护国战争虽然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破产，但是，北洋军阀段棋瑞篡夺国权、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的专制暴行，引发了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所统率的“靖国军”打着护法的革命旗号，进行争权夺利的军阀战争。朱德对时局和国事十分苦闷和忧虑，发出“叹中国版图，诸君各怀异志，政客多门枉用心”的感慨。

       在此期间，朱德结识孙炳文，两人朝夕相处，共同研讨时政，一起学习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促进了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朱德和孙炳文、戴与龄、陈玉珍等人在朱德家里秘密成立了学习小组，学习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种族民族平等方面的书刊，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一道阅读学习研讨，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觉悟的提高。朱德和孙炳文都赞赏俄国革命，认为中国也应该进行俄国式的革命，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俩商定，尽快脱离旧军队，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去考察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几经周折后，1922年7月，朱德抵北京和孙炳文会合，取道上海，乘海轮到法国，转乘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同年11月，在张申府、周恩来的帮助和介绍下，朱德和孙炳文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脱离了滇军，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滇军经历树立和扩大了朱德在军界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条件

       滇军经历是朱德步入社会的重要起点。从最初的讲武堂学员，到初级军官，再到高级将领，朱德实现了军旅生涯的第一阶段历程。特别是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因功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十三旅少将旅长，奉命驻守四川泸州。后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要职，树立了在旧军队中的地位，逐渐成为在军界和社会有影响的人物。同时，由于长期在旧军队任职，对军阀内部情况比较了解。这些都为以后他利用这种旧关系为党做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重要条件。

       参加革命后，朱德充分利用自己曾经在滇军任职有广泛人脉关系的经历，积极为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北伐战争时期，朱德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积极开展对旧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朱德回国后，接受中共中央安排去四川到军阀杨森的部队中做统战工作。因为杨森曾和朱德在护国军中共过事，在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朱德向杨森讲述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国民革命的道理，争取杨森参加国民革命。万县惨案爆发后，在朱德的规劝和鼓励下，杨森向英舰还击并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朱德建议下，第二十军设立了党部和军事政治学校，朱德任党部主任委员，由朱德带去的政治工作人员担任教育长和大队长，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改造。

       192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利用自己同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及其所属第三军军长王均、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的关系，被任命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在朱德的努力下，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成为在中共的领导下的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有的连队的党员人数达到学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朱培德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后，朱德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利用职权，从公安局拨出一百多枝枪，送给江西省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大队，积极支持农民运动。

       土地革命开始的时候，朱德利用自己在滇军的旧关系，为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做出了重要贡献。南昌起义爆发时，朱德利用身为军官教导团长和公安局长的身份，控制了两名敌团长，为起义的顺利举行做出了重要贡献。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朱德派人送信给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使其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在朱德率领的南下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朱德通过与云南讲武学堂的同学、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在起义军编制不变的情况下，在范石生部队中暂时安顿下来，得到弹药、被服、医药等接济，保全了这支革命队伍。

       朱德成为红军总司令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利用自己在旧军队的关系和对国民党军阀情况的了解，积极为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红军长征处于艰难困苦的时刻，朱德积极利用与敌军高层将领之间的旧关系，为使红军能顺利通过其防区或减轻红军损失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5月，红军过杨森防区时朱德就利用了与杨森的旧关系，致信杨森侄儿杨汉忠，使杨所部为红军让路，使红军得以迅速抵达大渡河，并抢渡成功。当红一军方面军准备与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邓锡侯奉命率部队从后山侧面攻击宝兴县的红军。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给这位曾经在护国战争中并肩作战的战友写了封密信，使其随即令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距离。1935年12月，朱德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出致川军刘湘、邓锡侯等各级将领公开信，号召川军与红军订立军事协定，共同反蒋抗日。此信发出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川军对红四方面军南下部队的进攻，减轻了红军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继续发挥其曾在滇军任职与国民党将领的关系，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卓越品格的影响力，依据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积极在国民党将领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朱德利用去洛阳参加战区会议与卫立煌同车的机会做其思想工作，促使卫立煌接受了朱德提出“坚守华北，决不退过黄河”的建议，并抽调6个团交给朱德指挥。后来，卫立煌在保留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接济枪支、弹药和医药等方面都对八路军给予关照。朱德还先后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瓒绪、云南省主席龙云写信，希望鼓励他们在抗战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朱德分别同国民党将领程潜、阎锡山、范汉杰、孙殿英、李家钮、蒋鼎文、谷正鼎、邓锡侯等多人会面，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积极争取他们与八路军配合打败日本侵略者。

       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凯歌中，为了最大地减少损失，早日实现全国解放，朱德积极争取曾经的滇军将领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弃暗投明，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朱德提出要争取和国民党内一切爱国的力量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并向国民党将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定不咎既往，用和平的谈判和他们解决一切问题” 立场，敦促曾经的滇军将领和其他国民党将领早日起义投诚。1949年12月，朱德得知邓锡侯和刘文辉、潘文华率部在彭县通电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发电，对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表示欢迎，使邓锡侯非常感动。邓锡侯在回忆此段经历时认为，他走向公开与蒋决裂，投向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思想立场的转变是和朱德总司令的启发和教育分不开的。

       （作者系中共辽宁省直属机关工委党校，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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