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二纬路省委大院附近一所草木茂盛的院落里，住着中共江西省委原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及其家人。
每当天清气朗没有风雨的日子，水静老人便要在院内打起太极拳。20世纪60年代，邓颖超大姐曾教授给水静“八段锦”，这为她之后学太极拳打下了根基。靠着这些简便易行的健身术，已年近九旬的水静仍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她不能忘记邓大姐对自己的关怀，只要一运动起来，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邓大姐，想起与大姐的交往，想起大姐的亲切教诲。
回忆起同邓颖超大姐数十年的接触和交往，水静感受特别深：这是一位很可亲很可敬的大姐。虽然她是我们妇女界的领袖，资历深厚的老革命家，又是开国总理的夫人，但她丝毫没有架子，热情奔放，待人和蔼，和我们在一起时谈笑风生，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我们见到她就像见到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在她面前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两次参加邓大姐召集的“夫人会”，谆谆教诲受用终身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做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大姐曾经召集过两次比较有影响的“夫人会”。水静感到非常幸运的是，这两次会议她都身在其中，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59年3月，水静随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杨尚奎到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水静第一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他们的夫人有直接的接触和交谈。水静记得，一见到邓颖超大姐，便感觉她非常诚恳，非常热情，可亲可敬。“当时虽然交谈不多，但她对我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不放，问我是哪里人。我事先一点也想像不到大姐那么热情，因为她是总理夫人，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妇女领袖呀，邓大姐的诚恳与热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后的交往中，水静的这种感受与日俱增。
在党内外，邓大姐是出了名的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高手。让水静感到惊喜和兴奋的是，就在结识邓大姐不久便有幸聆听她的教诲。会议期间的一天，水静接到通知说，邓大姐召集随负责同志来上海的夫人们开个座谈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大家都很高兴。会议地点在锦江饭店北楼的一个会议室里，有20多位夫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寒暄一阵之后，邓大姐笑眯眯地说：“今天请你们这些夫人来，大家见见面，拉拉家常，交流交流经验，怎样做好自己的工作。”
简短的开场白之后，邓大姐接着说：
“你们既是夫人，又有自己的工作，很辛苦。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你们照顾，你们的丈夫工作忙，责任重大，家庭这个担子必然会落在你们身上。
“你们的丈夫都是书记呀部长呀这样一些领导同志。你们的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与别的女同志有许多差别。有些同志不了解具体情况，甩出种种议论，有时还会让你们受些委屈。其实，你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当好一个贤内助，要做好这些并不容易，请夫人们多发表意见，多交流交流。”
大姐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座谈中，夫人们各抒己见，谈得非常热烈。大家碰到的问题都差不多，感受也大致相仿。大姐抓住“当好贤内助”这一中心，不时地插话，进行引导和指导，使讨论不断向纵深发展。
散会后，大姐安排夫人们到锦江饭店北楼的一个平台上照了一张合影。从现在留下的这张合影上我们看到，坐在前排邓大姐左右两边的，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夫人何连芝、陈云夫人于若木、贺龙夫人薛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聂荣臻夫人张瑞华、柯庆施夫人于文兰、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谭震林夫人葛慧敏、赵尔陆夫人郭志瑞、陶鲁笳夫人贾玉慈和江华夫人吴仲廉。
水静当时站在后排左边第三个位置，和她站在一排的还有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林、林彪夫人叶群、薄一波夫人胡明、陈丕显夫人谢志成、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张平化夫人唐慕兰、刘澜涛夫人刘素菲、李雪峰夫人瞿英、吕正操夫人刘沙、张经武夫人杨岗、李井泉夫人萧里等。
1960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水静又随杨尚奎到此参加会议。会议期间，邓大姐和蔡畅大姐一道，再度召集夫人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规模更大，到了近70位夫人，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也莅会与大家交流。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使自己的丈夫身体更健康，从工作、生活的规律性，到适当的锻炼、饮食调节和科学服药等，大姐都一一谈到了，引起了夫人们浓厚的兴趣。有的还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讨论得很热烈。
邓大姐性格开朗，知识面广，说话时词语丰富，语言优美，亦颇风趣，给人印象极深，博得了夫人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尤其是她提出的都是大家在现实中面临而又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所以参会的夫人们无不感谢大姐想得周到，体贴入微。
“大姐的教诲终身受用！”水静说，特别使我受益匪浅，真有一种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的感觉。参加革命时自己还是个黄毛丫头，养成直来直去的性子，对于人情世故，很少讲究。和尚奎结婚之后，面对极为复杂的关系，仍按那么几条简单的原则机械地处理，自然难尽如人意。是邓大姐头一次让我懂得所处的“夫人”这一特殊位置，以及从这个位置出发考虑问题和解决矛盾的原则与方法。我常想，这些年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自己在待人接物、处理与尚奎有关的种种问题上未出大错，是和大姐的帮助分不开的。所以我对大姐特别尊重、特别敬爱。
邓大姐手把手传授“八段锦”，为日后健身运动打下了根基
与周总理、邓大姐熟稔之后，交往自然就多起来。周总理、邓大姐住的西花厅与李先念、林佳楣住的地方很近，中间只隔着李先念办公的院子。水静和林佳楣、余叔（曾希圣的夫人）比较要好，被称为“三姐妹”。水静、余叔到了北京必定相约在林佳楣家会面，也多半都要去西花厅一起看望邓大姐。
每次到西花厅，邓大姐总是热情地予以接待，谈工作，话学习，聊家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她常常留“三姐妹”吃点心，还专门煮红豆稀饭给她们吃，说：“这些你们在饭店里是吃不到的。”言语之中亲切极了。
有一回，水静和林佳楣、余叔在邓大姐家交谈，玩得很开心，邓大姐特别高兴地领着三人参观了她的书房。大姐的书房不大，但很精致、大方、整洁。除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外，就是一大排壁橱，没有安玻璃，摆满了书，还有一些精致的小件工艺品。“三姐妹”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那是邓大姐和周总理年轻时的一张合影。周总理坐在草地上，邓大姐伏靠在他身后，左手搭在周总理肩上，右手伸到周总理胸前与他的手握在一起。柔情蜜意，溢出镜框，看了让人羡慕不已。邓大姐拿起相框，擦拭着说：“这是恩来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照的，已经几十年了。”一种幸福的情感，流露在她的眉梢嘴角之间。
还有一次，水静和余叔在邓大姐家玩，说笑中，大姐拿出了前不久在上海做的一件浅米色呢子外套给两人看，想听听她们的意见。这件浅米色薄呢小外套，V字领，前面没有纽扣，前襟两边镶了五六厘米长的彩色薄呢料子边，的确又大方又好看，也好配衣服，水静和余叔看后赞不绝口。邓大姐高兴地说：“得到了你们两位的夸奖，说明我这件小外套做对了。”
邓大姐既关心夫人们的工作和思想，也关心她们的身体健康。有一次，邓大姐在北京见到水静和余叔，又热情地把她俩约到家中。她说：“最近有位同志教我一项体育运动，名叫‘八段锦’，对身体很有好处。你们还年轻，你们的书记可是要锻炼啦！”接着便饶有兴致地把两人领到院子里，手把手地教授两人做起了“八段锦”。
2004年2月4日，在邓颖超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片《邓颖超》中有一段水静回忆邓大姐教她打“八段锦”的情景：“八段锦”简便易学，大姐边练边做示范，她和余叔跟在后面学，不一会儿就学会了。水静开心地说：大姐，在体育锻炼上我们是你的弟子，你是我们的师傅，我们得到了你的真传。说得大姐乐哈哈地笑起来了。
大姐招待吃宋庆龄赠送的鲥鱼，总理吃剩饭菜却是常事
邓大姐对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到。1964年初夏，水静陪同杨尚奎到北京友谊医院打肝蛭虫。一个多月里，总理和邓大姐两次请杨尚奎和水静到他们家吃饭。
当时两人是在上海搭乘罗瑞卿的伊尔-18专机进京的。飞机一到南苑机场，就看到了邓大姐，大姐询问了杨尚奎的身体情况，并且记下了两人在京的住址。
杨尚奎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后，水静住在北京饭店，邓大姐经常叫秘书给水静打电话，询问杨尚奎的病情，问杨尚奎对打虫药是否有药物反应，秘书说打虫药毒副作用大，总理和邓大姐都很关心。大姐还让身边工作人员给水静送水果和鲜花并陪她聊天。水静把这些告诉杨尚奎时，他听了动情地说：“总理和邓大姐一向是这么关心和体贴同志的。”后来，水静向大姐当面道谢时，大姐笑笑说：“你们来了，恩来太忙，不能亲自过问，当然我要代劳呀。尚奎同志住院，你一个人住在饭店，很寂寞。我让秘书照顾一下你，也是应该的嘛。”
没过几天，水静又接到邓大姐家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和邓大姐次日晚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让她在住地等候，到时会有车来接。次日傍晚，水静乘邓大姐派来的车到达总理和邓大姐住地。邓大姐满脸笑容地迎接水静，又问了一下杨尚奎的治疗情况，然后便一起聊起天。
“总理听说你们到了北京，就让我安排一下，请你们吃顿便饭。”邓大姐一边招呼两人喝茶，一边说道，“昨天宋庆龄同志从上海托人捎来几条鲥鱼，挺新鲜的。恩来说鲥鱼就是吃个鲜嘛，快把陈郁和水静找来共享。”
邓大姐说：“在北京能吃到新鲜鲥鱼的确不容易。在南方，特别在长江中下游，那就不稀罕了。水静，你的家在芜湖附近，鲥鱼很多吧？”水静说：“我也很久没有吃到鲥鱼了，今天能在大姐家吃到新鲜鲥鱼，我一生难忘。”
几个人边聊边等，到了晚上8点，仍不见总理回来。邓大姐说：“算了，不等了。我们先吃吧。”过了一会儿，仍不见总理回来。邓大姐说：“上午恩来还在家，下午是毛主席把他找去了。”
几道菜之后，鲥鱼上了桌。水静忽然想到了总理，便对邓大姐说：“大姐，给总理留了菜吗？”“不用留！”邓大姐笑着说道，“我们吃剩的，厨师会给他留下。”水静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不理解：怎么能让总理吃我们的剩菜呢？
邓大姐可能发现了水静的疑问，便解释说：“水静，你不知道，恩来有一副天生的好肠胃。他经常不能按时吃饭，也不许我给他留菜，老是说剩下的菜热一热就行了！”听到邓大姐一席话，水静说不出话来，心里百感交集。
直到快晚上10点了，总理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他匆匆吃过饭，就到客厅来看望两位客人。他和陈郁谈了几句之后又问水静：“你是安徽人，有没有到过黄山？”水静说：“一直没有机会去。”他便开玩笑说：“没有到过黄山呐，那你算不得是安徽人。”告辞时，总理和大姐还一再要水静代他们向杨尚奎问好。
这次总理和大姐邀请水静到家里吃鲥鱼，杨尚奎在医院接受治疗没能去，这件事总理和大姐一直记挂在心。在杨尚奎出院后没多久，水静便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两家邀请她和杨尚奎吃饭。于是，两人如约来到总理住处，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时光。
“文革”结束后重逢，大姐夜晚上门探望道出总理逝世后闭门谢客原委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水静和杨尚奎便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因心情不好，水静患上了心脏病，不久杨尚奎也病倒了。是年2月中旬，杨尚奎被中央批准去北京治病，水静便一同前往北京治疗。动身之前两人就商量好，到了北京一定要去看看邓大姐。
到了北京之后，还未住进北京医院，水静就找到林佳楣，请其转告邓大姐，表示想去看望她。过了几天，林佳楣来医院探望时对水静说：“你和尚奎的意思，我已经转达给大姐，可大姐说，谢谢你们，一切心领了。她现在闭门谢客，许多外省来的同志她都没见。她希望你们好好治病，安心休养，将来一定有见面的机会。”杨尚奎听了，叹了口气说：“那就以后再说吧。”没能见到思念的邓大姐，两人心里都很难过。
这一次水静陪杨尚奎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从北京医院出院后，住在京西宾馆休养，这里住了许多军队和地方的老同志、老朋友。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一片欢腾。11月初，杨尚奎的病尚未完全好，就急着要回江西工作。
离开北京前的那个晚上，两人来到林佳楣家看望李先念并向他们辞行。谈了一会儿，水静再次向林佳楣透露了自己的心愿：“我们都要回江西了，今晚能不能看看邓大姐？”林佳楣当即赞同并去联系，她打完电话就对水静说：“邓大姐说很想见见你们。”当水静和杨尚奎刚要起身往西花厅去，那边即打电话来说：“你们在那里等着，邓大姐已经出来了，她要过来看看尚奎同志。”水静看看手表，已快9点了，便说：“这么晚了，还要大姐走过来，真过意不去，还是我们过去吧！”正说着，大姐就到了。杨尚奎说：“邓大姐，我们是要去看你的，你倒来了。”大姐说：“你们到北京来，是客人嘛，当然应该我来看你们。”
经过十年动乱，头一次和邓大姐见面，激动和兴奋一起涌上心头。杨尚奎和大姐紧紧地握手，水静则拥抱着大姐久久不愿松开，像久别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千言万语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邓大姐看看杨尚奎脸上气色不错，便夸赞说：“水静呀，这些年你把杨老的身体照顾得这么好，红光满面的，是个有功之臣啦！”水静说：“大姐，我们很想你。总理逝世后，我们非常悲痛，担心大姐的身体，今天见到大姐很健康，总算放心了。”
“我知道，佳楣跟我说过了。”大姐又深情地说，“许多同志和你们心情一样，到了北京都想来看看我，有的同志还邀请我到外地去疗养、散心，我都心领了，谢绝了。谁都不见，哪儿也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狂地为非作歹。我不能动，我是要守住这个家，看好恩来留下的文件、信件和材料，不能被他们抢走了。我不见你们，是为了避免连累你们。杨老呀，恩来在‘文革’中为了保护你们，花了很多心血，冒了不少危险，如果你们来看我，‘四人帮’知道了，就会找你们的麻烦，再次迫害你们。你看，现在我不就来看你们了嘛！”
听了这番话，水静恍然大悟。大姐为了爱护同志，真是用心良苦啊，多么好的大姐啊！“你考虑问题真细，大姐！”水静说，“我们已经挨了那么多整，不怕他们了。”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斗争就要讲策略，不能授人以柄，对吧？”大姐说，“干部是党的财富，像杨老这样的老干部，更是宝贵的财富。应该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任何疏忽，都可能使他们遭受损失。”大家都点头称是，内心佩服大姐的深谋远虑。
“我和邓大姐接触几十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很深，我对她的崇敬和爱戴之情也很深很深。”许多年后的今天，只要一提起邓大姐，她的形象犹如昨日浮现在水静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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