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邓颖超生活工作过的西花厅后客厅的中堂上，至今仍悬挂着两幅国画，一幅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为周恩来、邓颖超银婚纪念绘赠的《腊梅》（也有人称之为《老梅新枝双牡丹》），另一幅则是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郭秀仪于1982年绘赠给邓颖超的《芍药心丹枫叶红》。

由郭秀仪画的这幅国画长103.5厘米，宽37.5厘米，整个画面是由最上部的红叶、中部盛开的海棠花和下部怒放的芍药花组成。画的右上方有黄苗子的题诗一首：“芍药心丹枫叶红，海棠如火共春融；此花此叶情无限，溶入亿人心坎中。”诗末还有“郭秀仪画呈”、“邓颖超大姐并属苗子题句”、“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等字样，画上一共用章五枚。也有人说这幅画的名字为《芍药》。

众所周知，海棠一般是每年3月底或4月初开花，芍药则是每年5月初夏时节开花，而要见到枫红草深的景象却应等到10月间的深秋季节。明知这几种观赏植物并非在同一时期争奇斗艳，郭秀仪为何却要把它们画到同一幅画上，并且赠送给邓颖超呢？

邓颖超和郭秀仪早在抗战初期就相识了。郭秀仪的丈夫黄琪翔与周恩来同龄，是国民党桂系爱国将领，1938年在武汉时俩人都受蒋介石的邀请，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们一同住在武汉珞珈山上，两家经常往来。在邓颖超的影响下，郭秀仪也走出家门，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向抗日救亡团体捐赠过大量财物，受到世人的尊重。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离开上海时，特意选择在黄琪翔家中举行了与上海各界人士的告别宴会，周恩来同几十位爱国进步的民主人士一起共进由郭秀仪准备的自助餐。后来，在周恩来夫妇的影响下，黄琪翔夫妇从海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投身于新中国建设。自相识以来，黄琪翔、郭秀仪夫妇都十分敬佩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之间也有着深厚的友谊。

1982年的一天，郭秀仪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见到邓颖超卧室里那块将红叶、海棠和芍药等压在一起、悬挂于墙上的“北京—日内瓦”的镜匾时，就对邓颖超说：“总理和您互赠的海棠花、芍药花和红叶就是你们终生相伴、革命深情和两地相思的象征，我想以此为题，画一幅画敬赠给您。”邓颖超点头笑了。待郭秀仪将这幅画画好送到西花厅后，邓颖超十分高兴，向郭秀仪表达了深深的谢意，还一再称赞郭秀仪这幅画画得好，并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将这幅画悬挂于西花厅的后客厅中堂上，好让她天天都能看到。

邓颖超卧室里那块由红叶、海棠、芍药组成的镜匾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54年4月，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那是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舞台。由于受到美国的干扰，这次会议前后开了70多天。当时，中南海西花厅的院子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在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爱的花卉之一，当年周恩来选择西花厅作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就是因为西花厅院子内有座不染亭和满院子的海棠花。邓颖超见花思人，十分惦念远在日内瓦的亲人，就剪下开得很美的一枝海棠花小心地压好，连同原来压好的一片红叶，一起装进信封，托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带去日内瓦。邓颖超知道周恩来特别忙，在随花而带的小纸片上只简单地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以表达她的思念之情。

周恩来收到信、红叶和海棠花后，知道是妻子想念他。但他太忙，无法分身，就吩咐卫士长成元功到日内瓦大街上买回一枝当地名贵的芍药花，亲自压好，连同捎去的红叶、海棠花一起装进信封，托人带回国内交给邓颖超。后来，这代表俩人两地互相思念的花和叶，被邓颖超当成一件十分珍贵的工艺品装进一个镜框，组成了一幅“画”，她还亲笔在“画”旁题写上“北京—日内瓦”的字样，挂在自己卧室的墙上。

乍一看去，这块镜匾很像一幅国画。这是两位伟人两地相思的见证，也是他们永恒爱情的见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的《周恩来邓颖超珍藏书画选》一书中，选用了郭秀仪因这块镜匾而作的国画《芍药心丹枫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