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一天下午，北京解放军305医院一层西侧的周恩来病房。

周恩来望着坐在床边软椅上的邓颖超，忽然开口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和你讲。”邓颖超看着他的眼睛，语调深沉地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两人没再说话，只是对望着。过了一会，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嘛！”

近40年后，82岁的赵炜向记者讲述了她目睹的这一幕。

“什么《邓颖超日记》，你说是不是胡扯、荒谬？邓大姐这么有党性，怎么可能会写那种日记？我在她身边呆了27年，没见她写过一页日记！有些人就是为了借此攻击总理！”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赵炜有些激动地说。

周恩来的卫士、后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同样告诉记者：“我们后来清理他们俩的遗物，没有看到任何日记。”

所谓的《邓颖超日记》，早在8年前周恩来逝世30周年时，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就听说了。她告诉记者，她当时特意向据称启封了日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求证，对方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而消息中提到的另一个单位“中央理论研究室”，根本不存在。

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诞辰110周年，日记之说卷土重来，更加添枝加叶，如说到周恩来向邓颖超倾吐了自己一生的若干遗憾云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周恩来确实惦记着几件心事，但绝非如“日记”所说的那样。

“邓大姐表现得和平时一模一样”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尿常规中第一次检验出4个红细胞。医生马上向邓颖超报告，并跟她共同商量了说服周恩来进行尿液复检而不让他起疑心的办法。

副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负责协助医疗组留尿样。高振普记得，有一次他们陪同周恩来去广州，还在当地买了一个暖水瓶，送尿样回北京。

随着尿常规中红细胞的逐步增加，一段时间后，经京津沪专家会诊，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任组长的周恩来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呈交了书面报告，称其病情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力陈及早治疗的好处。

按照党内保健制度，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须经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所载，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并建议不要开刀。“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遵照指示，医疗组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

“总理心里很清楚病情，我们也清楚。总理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总理很清楚。但谁都没有捅破。”高振普告诉记者。

1973年1月13日清晨，通宵批阅文件后的周恩来出现全程血尿，这是他确诊后发生的首次血尿。

医疗组立即向中央写了病情报告，同时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3月10日，经中央批准，周恩来终于在玉泉山进行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邓颖超陪同前往。

虽然邓颖超从来没有透露过，但此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私下都已知道了，周恩来得了重症。“邓大姐表现得和平时一模一样，无论表情还是动作，都没有表露出什么。”赵炜不禁感叹，邓颖超做地下党工作出身，自制力远非常人可比。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只休息了两周，便返回了西花厅。因工作繁忙，后续治疗断断续续。

当年10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再次出现血尿，恶性肿瘤复发。1974年3月12日，他做了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1974年6月，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到西花厅。

手术室前突然要“伍豪事件”的材料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邓颖超一早就到了医院。留在西花厅的赵炜突然接到高振普的电话，说周恩来要看关于“伍豪事件”的文件，让她赶紧把记录稿送到医院。她愣了愣，不知道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时刻忽然想起这份文件。

1932年2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启事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三天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就设法在该报刊登了辟谣启事，1942年延安整风时再次得到澄清。但是，1967年5月，红卫兵从旧报纸上看到此事后上报，江青等人又开始借题发挥。

邓颖超将西花厅工作人员全部召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都来了。她介绍了“伍豪事件”的经过，要秘书赵茂峰从北京图书馆借出1931年和1932年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查找关于此事的原始资料。

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翻报纸。旧报纸堆在一起有一人高，而且是竖版，找起来很是困难。但最终，他们从《申报》上找到了这两则启事的原件。

周恩来让赵炜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将这两张旧报纸一一拍照留证。1967年5月19日，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毛泽东没有表态，只简单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72年6月23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做了录音，并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文字记录。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议记录将由周恩来签字，之后录音、文字记录和所有相关资料将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

但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看完了会议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记录稿就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保存起来。

赵炜来不及多想，立刻取了记录稿，赶往离中南海不远的305医院。

当时，周恩来已躺在手术推车上，打了麻药一段时间了。在等待赵炜送记录的十几分钟里，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都紧张极了，生怕他进入全麻状态。

赵炜一到，大家立刻把周恩来扶起来，高振普和赵炜将一块木板托在他胸前，用手按住上面的记录稿，邓颖超扶着他的胳膊。周恩来握着钢笔，颤抖着在报告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上：“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签完字，周恩来喘息着说：“我签了字，就算办完了这件事。”说完将文件递给了邓颖超。

随后，周恩来被推向手术室。他忽然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听到这一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从休息室出来，走到了推车前。周恩来拉着邓小平的手，十分费力地高声说了一句：“小平同志，你这一年比我干得好得多得多！”

赵炜告诉记者，她当时有一种感觉：总理心中十分清楚，自己也许下不了手术台，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了却最重要的心事。

为“批周会议”上书

直到周恩来去世前三个月，1975年10月的一天下午，邓颖超才把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赵炜召集到一起，第一次告知他们周恩来的病情。

邓颖超的声音有些嘶哑，但却很平静。她说：“组织决定，让我告诉你们四位秘书，应该知道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12月起，赵炜开始每天陪着邓颖超去305医院。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告诉赵炜，在这期间，一向很少谈自己工作的周恩来首次向她透露，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批判。

关于这次会议，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只有很简略的记载。

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建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评;同时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不要。”

所谓“右倾错误”，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结束时，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由于毛泽东已入睡，周恩来来不及请示，遂连夜与对方举行了会谈，并表示：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就此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历时10多天的会议，是周恩来晚年所经历的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刻。

赵炜告诉记者，那一阵他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但都看出，周恩来心情不好。

高振普送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曾在会场外听服务员三言两语地说过，知道周恩来在里面挨批，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

“文革”结束后，邓颖超与叶剑英共同上书中央，请求为这次批判平反。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找到了材料。

赵炜记得，两大皮箱会议记录被送到了西花厅。为了保密，邓颖超独自看了记录。直到这时，她才完全了解到周恩来当时所承受的痛苦的程度。

事后，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意见，会议记录不再留存。

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的刘武生告诉记者，2004年他写《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申请看这次会议的资料，被告知：“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

撒骨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在305医院去世。

当天上午11点，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医院。邓颖超转达了周恩来生前的三点请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掉；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同意不保留骨灰，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照常举行。

1月11日上午，张树迎和高振普受邓颖超的委托，与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三四名工作人员一起，到八宝山挑选了一只花纹最好看的骨灰盒。

12日上午9点，邓颖超把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叫到一起，要他们去看看适合撒掉骨灰的地方。“大姐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恩来生前最担心的就是怕我完不成这件事情。’”赵炜告诉记者。

邓颖超指示他们，去北京周围找有水的地方，但是不要留下痕迹，以免日后成为纪念地；不要惊动任何人，追悼会结束的当天夜里，她带着大家去撒。

高振普记得，他们三人坐车去了玉泉山、八一湖等，但那年冬天非常冷，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没法撒，只好无功而返。邓颖超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央。

1月15日下午3点，举行了周恩来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汪东兴告诉张树迎和高振普，地点选好了，到时候机长说在哪里撒，就在哪里撒。“他说，要把骨灰分四包，所以我们知道，应该有四个地点。”

晚上7点，邓颖超带着工作人员，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中间小厅。她将周恩来的骨灰分放进四个塑料袋里，一边分一边说着：“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可以安息了！”

张树迎和高振普坐上周恩来生前的用车，邓颖超由赵炜和医护人员陪同坐另一辆车，由中央警卫局的车带路，驶向了通县机场。

晚上8点，张树迎和高振普登上一架撒农药的小型飞机。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已经等在了飞机上。邓颖超站在车外，在夜幕下，挥手向丈夫做最后的告别。

在机舱中间，有一个漏斗装置，底部的孔如排球大小。下方一片漆黑，冷风不断从漏斗里倒灌进来，机舱里冷如冰窖。

张树迎和高振普捧起骨灰，将之撒在了北京城上空、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和山东的黄河入海口。

12点许，飞机降落在通县机场。

上车后，高振普才发现，他特意揣在自己兜里的皮带扣忘记撒了。这是周恩来生前所用的，火化时没有被烧化。他们打开车窗，将之扔在了机场的草坪上。“因为大姐吩咐过，必须完完全全撒干净，一点不留。”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享年88岁。

7月1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带领，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属代表和工作人员奔赴天津。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周恩来用过的同一只），和高振普一起，将骨灰撒进了天津海河。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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