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他和邓大姐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别无其他收入。而支出部分的项目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水电费、订阅报纸费、零用杂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爱护。我可以举例说明这一点：
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同志，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在得知他的女儿要结婚后，邓大姐托我们给送去300元钱和至亲的祝贺。在60年代，300元可不是个小数了。
再如：总理办公室有位公务员同志，儿女较多，妻子有病，负债170元人民币。党支部知道后，研究对他的补助。那个时候，要一次性由公家补助这个数目有点多，准备一年内分两次补助，支部党员正在开会研究，邓大姐推门进来，问开什么会，支部书记和我们都没想到邓大姐会进来，一下子给问呆了。邓大姐说你们还对我保密啊！当邓大姐听完讨论补助的情况后，说：你们不要讨论了，拿我和恩来的钱一次性补助他，减轻这位同志的思想负担，也给公家节省开支。
邓大姐这样做，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亲属和工作人员有困难，用他们的钱去补助，就减少了国家的负担。
周总理的工资月收入404.80元，邓大姐的工资月收入342.70元，合计747.50元，每月都会有节余，由我们将节余的钱存入银行，当存够5000元了，邓大姐就让把钱上缴，作为党费。共上缴3次，最后一次不够5000元，只有3000元，邓大姐也叫上交了。最后，总理、大姐的两人收入的结余，连同购买的国库券，共计5100多块钱。
周总理、邓大姐这么为别人着想，为人民着想，为国家着想是一贯的，直至生命的最后。
就拿为周总理选购骨灰盒的事来说吧！
周总理去世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请邓大姐为周总理选骨灰盒，邓大姐就派我和张树迎同志（总理卫士长）代表她去选，我俩和治丧办的同志去了八宝山，八宝山的负责同志拿来两个样品，我们选中了其中花纹较好的，但不是最贵的，经仔细检查，发现盒的表面有一处摔了一块，于是又换了一个同样的，只是盒盖不好打开，要求再换一个，他们说同样的只有两个，我们就决定用后来这个。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你们定了就可以了，我就不看了。人死了，装一下骨灰，没必要那么讲究。
给周总理用过的这个骨灰盒，邓大姐把它要来，保存在家里——西花厅。在那16年中，每年的清明节和秋高气爽的天气，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把这骨灰盒拿出来晾一晾，擦拭擦拭，再包好存放在一个玻璃盒内。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去世，第二天，我们拿出骨灰盒，保存得很好，像新的一样，就用这个盒子装上邓大姐的骨灰，供人们吊唁。7月17日晚上，我们把这装有邓大姐的骨灰盒，从吊唁大厅取回，安放在邓大姐的卧室，让她老人家在家住一晚上。第二天，7月18日，起灵赴天津，遵照邓大姐的遗嘱，把她的骨灰撒向海河。天津市党、政、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迎送仪式，表示对邓大姐的深情悼念，也是对周总理的追思。1976年我撒周总理的骨灰时，可没有这个场面，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同于今天，“四人帮”对周总理的丧事活动一压再压，全国人民把对周总理的感情压在心里。今天，人们不受任何压制，放开胸怀，表达对两位的深厚感情。
邓大姐的骨灰就是用原有的骨灰盒装着上船的，撒放骨灰时是从盒里取出来，用手一点一点撒向海河。我一边撒着邓大姐的骨灰，一边想着当年撒周总理骨灰的情况：我和张树迎二人，还有长期在周总理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罗青长同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郭玉峰，乘一架撒放农药的飞机，没再惊动任何人，无声无息地把总理的骨灰撒掉。
1976年1月15日，我亲手撒了周总理的骨灰，16年后的1992年7月18日，我又与赵炜同志亲手撒了邓大姐的骨灰。对我来讲，这是我一生的荣幸，也很光荣吧，能为这两位不平凡的老人做最后一件事情，是得到了两位老人生前的认可。当然，应该看到这也是责任。
邓大姐在周总理去世后的这16年中，她不止一次地对赵炜和我讲，她死后就用总理的骨灰盒，不要买新的，为国家省点钱。还说，她用完以后，别人还可以用，你们俩还可以用。我俩当时就说，真到你用完的那一天，这个骨灰盒会收藏起来，我们哪有资格去用它。邓大姐曾说过，那有什么，节约国家的钱嘛。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丧事应从简，要改革，去除旧习，包括告别仪式放的乐曲，也要改一改，不要总是那么悲伤。
今天，两位伟人用过的骨灰盒已由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管起来。
（作者高振普为周恩来总理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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