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主张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做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十年来的建设经验时，专门提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在他提到的六条思想方法中，有五条涉及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实际的问题。其中指出：不断革命论必须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甚至蛮干，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实施理论和思想时，不能与现实脱节；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周恩来在各种实践中，尤其在指导实际部门的工作时，极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内政外交事务中，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都令人叹服。他经常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每次会前他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同时，他不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听取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
周恩来一生会见外宾逾千人，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周恩来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呢？根本在一个诚字。周恩来以诚待人，以诚持国。大至国家关系，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周恩来的诚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周恩来在朋友中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朋友们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对他无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不是空泛地讲道理，而是首先从自己讲起，他说：“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他接着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如此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讲话，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与会者，也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知识分子。
（原载2015年第3期《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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