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周恩来在欢送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部入朝时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三杨”先后率部入朝，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之后杨得志、杨勇先后都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
“三杨”从朝鲜战场先后回国后，都被中央委以重任。杨成武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1966年起，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67年9月起）。“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多年。1974年底恢复工作，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1977年9月，中央决定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前往福建前线主持福州军区军事工作。
杨得志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后，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等职。上世纪60年代，杨得志在济南军区组织领导部队进行大练兵，杨勇则在北京军区领导所部掀起大练兵高潮。1964年，他们率军事训练尖子在北京汇报表演，接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受到高度赞扬。文革期间，杨得志因所处位置不是中枢，没有像杨成武、杨勇那样受到多年残酷的迫害，但也受到一定的冲击。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杨得志由济南调住武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79年2至3月，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维护了西南边境的安全。
1958年10月，杨勇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任职期间，他积极投入到保卫首都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杨勇重新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后任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在1976年的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乌鲁木齐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但杨勇一直不为所动。1977年9月，杨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协助兼任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此时，杨成武作为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工作重心在福州军区，平时不参与总参日常工作。杨勇在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期间，工作卓有成效。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勇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由于“三杨”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突出战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人民军队中的地位进一步突显。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三杨”均被授予上将军衔。而且从授衔时的年龄看，杨得志44岁，杨勇42岁，杨成武41岁，堪称开国上将中的“少壮派”。文革之前，京畿重地北京军区仅有的两任司令员就是杨成武、杨勇，而且还都是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兼任。文革前后，杨成武和杨勇还分别主持过总参全面和日常工作。杨得志则长期在大军区任职，他和许世友是人民军队中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时间最长的两位高级将领，从1955年至1980年，长达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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