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入党时间不同，地点各异，也不在一个地方工作，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入党的。两人早年在通信中也从来没提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各自守口如瓶。直到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国内，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彼此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公民要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对于党内的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试验工作时，周恩来对负责试验的同志说：这次试验，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同志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亲友。周恩来还说：邓颖超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可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大家于是都以周恩来为榜样，严格地遵守保密纪律。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管哪方面的工作，就看哪方面的文件，绝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凡是写明周恩来收的信，秘书与邓颖超都不随便拆开。邓颖超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说，有些信封上的笔迹很熟，她明知是哪个老战友写来的，但只要写着周恩来收，她也从来不拆信。
总理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周恩来平时24小时带在身上，晚上睡觉时就压在枕头下面，只有在出国时，才把钥匙交给邓颖超。邓颖超就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收藏起来。有一次，周恩来出国走得匆忙，到机场时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就把钥匙放在信封里，加了封后，托人带给邓颖超。周恩来回国后，俩人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接钥匙。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周恩来出去开会，因为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这时，大字报和小道消息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对此，邓颖超有点怀疑。周恩来回来后，她便问：有没有这回事?周恩来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有你的渠道，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周恩来患癌症后，有一次在病房里同邓颖超交谈。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对互敬互爱的革命夫妻，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即使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面前，他们还是始终遵守党的纪律，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埋藏在各自的心底。
（摘自《打开红色记忆》海砚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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