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吃饭都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

      新中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土地实行公有制，“耕者有其田”，建立了人民公社，农民种地除了交公粮外，留下的都是口粮，按人均分配。城里人实行粮食定量，凭证供应，确保人人有饭吃。

      为了发展农业，保障百姓吃饭问题，国家大力开发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并大力修建水库，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

      1959年至1961年期间，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粮食问题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对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刘少奇要求全党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他提出：“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中央提出农业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会后，中央根据国内形势，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领导人更是下到基层进行实地调查。

      其实当时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国家的工业、国防等都需要大量工人，由此以来城市人口变多，如果农民“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那么，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就没饭吃了。这样一来，“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当然，过去的工业办得多，工人也招得多，所以要精减。减少城市人口，减少粮食征购量，同时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让农民少吃一些，多拿出一些，另外国家再向外国买一点，这样来解决粮食问题。

      农民少吃一点，多拿出一些支持国家建设并不是长久之计，要想一些其他的解决办法。毛主席提出：“增加生产，多种蔬菜，实行瓜菜代”，使矛盾得到统一解决。刘少奇同志也提出：“各地应因地制宜地推广薯类种植，例如，河北、四川主要种红薯（即红苕），陕西主要种山药蛋（即马铃薯）。要打破重粮轻薯思想，使薯类由副食品变为城乡人民的主粮之一。工业用粮，凡可用薯类代替者，应尽量用薯类代替。”并解释了“薯类大有用处，可以人吃、猪吃、牛吃，可以造粉、造糖、造酒，又是高产作物”，所以“应该把薯类正式列为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品种之一。改变过去余粮户吃薯类过多，而缺粮户（包括城市人口、灾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农民）吃大米、白面的不合理现象。”与此同时“国家粮食机关要做好薯类（包括鲜薯、薯干、薯粉和薯类的淀粉）的收购、加工、保管和供应工作，并订出合理的价格。”

      这是解决当前粮食问题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措施。因地制宜种植薯类作物，制定合理的价格并解决后续收购、加工、保管和供应等工作，让老百姓真正实现从吃饱肚子到装满“钱袋子”。经过深入基层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国家及时调整了经济发展的节奏和部署，扭转了困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