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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毛主席的报告〔252〕很好,许多同志的发言也很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土地会议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评了、反对了“左”,但做得不够,积极想办法防止“左”做得不够。看到了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也提出了批评,但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
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现在讲讲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城市的接管问题。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虽然仍有些毛病,但已能接收得使人民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北平许多私人企业至今未开工。私人企业不开工,有的是确有困难,但是有些资本家想捣蛋、怠工,企图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增加他们在工人中的资本,这也是事实。因此,我提议,在大城市中,如南京、上海,对于私人企业,凡属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者、捣蛋怠工者,原则上派人去监督,派军事代表去。现在一般地公布监督私人企业的法令是不适宜的。但对派去监督私人企业者,应给他和该企业以详细的指令。在派出之先,还应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了解情况(也可找资本家谈),搞清楚问题,有了把握再派去。对军事代表的职权,在指令中应有具体规定,如厂方应对代表做详细的报告,不准隐瞒;要组织工会,教育工人;要防止资本家的怠工破坏。对于工人罢工,党在原则上是无权禁止的。但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才能保障生产。自然,在必要与可能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家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如原料、销路等问题,也是需要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接收后应迅速安排,交给适当机关去经营,以便进行正常的生产。当然有些企业是交不出去的,如上海的纱厂,交给地方是不能正常生产的,但中央政府又尚未成立,也无人接管,所以上海市仍应设法管起来。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应对接管沪、汉等大城市的大企业进行准备。
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
(三)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生产。
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5〕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关于保障工人生活。人民政府应给工人以可能与必要的优待。例如当物资缺乏时,除保障军队生活外,第一就是保障工人生活,要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后方机关职员较高。自然,工人过高的要求,片面追求福利,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批驳过了。但因此而疏忽对工人生活的保障,对工人生活漠不关心,那更是错误。在极端困难时,工人生活虽苦,而我们的生活更苦,那我们就有理由说服工人,取得他们的谅解,获得他们的支持。陈云〔253〕同志在沈阳对工人讲,不仅工人烧碎煤,我们也烧碎煤,好煤拿去开火车运军队打仗了。好煤是用来开火车对呢,还是用来烧火对呢?工人知道了这些情形,就没有怨言了。陈云同志这样讲是很对的。
自然,共产党要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而斗争,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给工人阶级以希望,那末工人就会说,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也如此,你们与国民党一样。我们必须宣传,将来工人生活是要改善的,现在生活苦是为了战争,为了建设,为了将来。
目前,有许多农民说,工人生活好,不出差,不出公粮,这不公平。这些话,有其部分理由,但不能完全同意。另一方面,工人也说,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什么?工资未增加,工时未减少,种种情况与过去差不多。这也有部分的理由,但应向未来看。当然不能象对农民一样,允许工人“工者有其厂”,但应注意宣传解释,到将来一有可能,即要改善工人的生活。
工资问题,现在仍未解决,到北平后就要召集全国的专门会议,或先从某一个企业部门研究解决之。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注意。
(2)关于教育工人问题。我们一进城,即应着手进行教育,要以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开展广泛的职工教育,开始着重于工人。对于旧的行会组织,应加以改组。对于旧职员,则应区别企业职员与政府职员之不同。企业中的旧职员,基本上不动。旧政府机构是要打烂的,可以留用的旧职员,一般也要调离原机关(除特殊技术需要者外)。原封不动地保存旧政府机构是不对的。
总起来说,不管是职员、工人,均应加以教育,着重的是政治教育。方式是多办短期训练班,一两个月毕业,三四个月毕业;再就是上大课、夜校等。开始一个时期,上大课是主要的。李立三〔254〕同志说,沈阳解放以来,住过训练班的职工有三千人,上过大课的有三万人。至于留用的旧职员,当然应受训练。
我们现在许多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多着重于政策。政策是要讲的,但对于唯物史观的教育忽视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俘虏兵经过诉苦运动,一个星期就变了,掉转枪头,英勇杀敌。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诉苦运动,也是这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这是屡试不爽的。在对工人进行教育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必须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平津解放后,进行教育的条件是很好的,工人有充分的热情,找我们上大课,虽然下工后很疲劳,上大课还是来。如果进城半年还不搞教育,工人热情就会冷下来。所以要趁热打铁,大办工人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象东北那样,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课程大约就是这四门。
经过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工人,至少是工人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提高觉悟。接着就要搞职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原则上党在工人中应大量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工人政治觉悟提高,组织上有了工会,还有大量党员,那末工人群众就成为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长时期内,我们和工人群众是被隔离着的,彼此生疏了。我们许多负责干部不了解工人,工人也不了解我们,他们急于要了解我们。所以,负责同志进城后就应该和工人见面,向工人讲话,和工人接近,真正互相了解。
(3)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全国总工会应该发一个关于组织工会的决定。全国产业工人有几百万,连手工业工人在内则有千万。应规定只有出卖劳动力为生者才可以加入工会,而不要把小手工业者也搞进来。可以组织几个大企业的全国性的工会,如铁路总工会等。原则上要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来。
工人代表会的方式很好,凡有三百个职工以上的工厂、机关,均可成立代表会。机关、工厂的代表会合起来,就是市的工人代表会议。
城市的工人代表会议,可在工会成立以前就成立,开始是讨论工人本身的生活问题,逐渐到工厂的生产问题,再到市政等问题。市工人代表会议可作为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一个步骤。市政府的工作计划和意见,均可向市工人代表会议报告、解释宣传,让代表们讨论。工人代表会议搞熟练了,然后搞学生的、街道市民的代表会,搞几个月,搞年把,再发展到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组织形式,有整个的代表会的系统,由代表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这就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的经常普遍运用的形式。厂长的行政命令在工人代表会议上通过,取得同意,而后下达,则容易贯彻得多。各地应抓住代表会这一形式,大量地搞。大革命〔30〕时期我们没有搞,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也搞得不多,现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拖迟,就不利于反官僚主义,不利于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病。现在各地应成立人民代表会议。
总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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