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面对各种复杂险峻的形势，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提出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在数十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过程中，特别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刘少奇同志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他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总是果断担当、沉着应对，创造性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

一、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

刘少奇在大是大非面前，特别是面对党的重要决策出现分歧之际，敢于亮出“真理之剑”“求是之剑”。他的这种亮剑精神，在1930年3月1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在遵义会议上、在长征后期反对张国焘南下主张时、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等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鲜明的体现。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更可见他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为真理而战斗”的政治勇气。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即党史所称“遵义会议”）。这是一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会议在秦邦宪（即“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即“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即“副报告”）和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讨论达成的共识作“反报告”后，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讲话，深刻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等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刘少奇在过去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等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决策。但他的正确主张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视为“右倾”，甚至多次被撤职、作检讨。因此，他对“左”的错误领导的危害认识深刻，故而对于毛泽东的发言深感认同。他和王稼祥、朱德、陈云、彭德怀等人相继发言，“都表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支持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和揭露了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和恶劣的领导方法。”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红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路线造成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听富有军事经验的毛泽东的意见，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才有今天的结果。他在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与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决策和军事领导。

遵义会议期间，刘少奇还根据自己在革命实践中对“左”倾错误危害的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郑重地提出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白区和苏区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的组织的瓦解，认为四中全会以来及五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和苏区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作全面检讨和改正。”当时，许多参会人员对军事路线错误尚未认识到，更何况政治路线的错误。刘少奇是唯一对“左”倾错误路线提出批评的参会者，可见他独特的政治敏锐性和敢于亮剑的政治勇气。

对于刘少奇在会上提出的路线错误问题，毛泽东内心也是认同的。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这一问题在当时由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党内还不能取得一致认识，迫于当时“由于当时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加之战争形势紧迫，会议没有就政治路线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最急需的军事路线问题，也为了维护党内团结统一，遵义会议对于刘少奇提出的政治路线问题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甚至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只对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然而，刘少奇提出的检讨政治路线的问题，无疑引起了广大党员的思考，为突破“左”倾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发出了先声，为后来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和过人胆识，是他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也是全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历史飞跃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二、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刘少奇是一位善于从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提升为理论，再以之指导工作实践的共产党人。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他总是知难而进，冷静沉着、认真研判，发挥创造性，妥善解决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毛泽东所指，即是临时中央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毛泽东、刘少奇等讲求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备受打压的时期。那怎样才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呢？刘少奇早在1941年左右，就根据自身对党内过火斗争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以革命家的担当和理论家的潜质，在党内甚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演讲首先论述了党内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内斗争的根源及党内斗争的偏向，为纠正过去中共党内“左”倾的过火斗争的偏向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

他认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他根据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在演讲中，刘少奇还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和原则。

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演讲是他根据长期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观察和思考，属于理论上的创造性成果。但刘少奇很快将这一在华中形成的理论成果运用到了革命实践中。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与随行人员一道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在出发之前，中央书记处曾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要他在“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3月21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就山东问题致电刘少奇，强调“必须从整个思想上、工作中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4月初，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师部驻地临沭。为解决好山东问题，刘少奇立即组织多次与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主要领导同志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等个别谈话，并找其他干部群众进行调查，同时还查阅、研究山东分局的有关材料。通过了解，他知悉山东的主要问题是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主要领导人，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了分歧，因此解决山东问题，关键是要妥善调处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之间思想、原则上的分岐和矛盾。

4月26日，身为中央全权代表的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委员召开座谈会，并随即召集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八路军115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并办公等部署。刘少奇还相继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了《群众运动问题》《党内斗争问题》等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做好山东工作的策略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在思想上教育了党员干部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加强党内团结。4月28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情况和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解决山东问题，如他在《论党内斗争》中所说，“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这正是他关于党内斗争理论的生动实践。山东抗日根据地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从此，“山东党拨正了航向”，“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局势”，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局面。

1942年10月9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毛泽东在为此文撰写的编者按语指出：这一文章“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论党内斗争》由此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文章提出的党内斗争的原则为1942年延安整风时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

刘少奇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事情，即使明知有性命之忧，他从来都是毅然担当，勇敢向前。

1922年9月11日，年仅24岁的刘少奇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委派，到达安源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9月13日午夜爆发了。紧接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表了罢工宣言，向路矿当局提出了保证工人政治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资等17项复工条件。路矿当局惊恐万分，极力破坏罢工却未能得逞。罢工持续到第三天，无计可施的路矿当局只好要求俱乐部派人到戒严司令部去谈判，商量解决办法。

去戒严司令部谈判，风险不言而喻，工人们本是拒绝的。身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的刘少奇，为了维护工人权益，毫不犹豫地答应前往谈判。

戒严司令部走廊上的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刘少奇从容不迫地走进谈判会议室，对戒严司令部旅长李鸿程开门见山地声明：如果谈判不从磋商工人提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希望。李鸿程没想到在如此环境中，这个年轻人依然如此胆大直白，他一拳猛捶在桌，大声嘶吼：“如果你们坚持作乱，就将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畏惧地回答：“这是一万多工人的正义要求。你们即使把我砍成肉泥，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此时，气急败坏的李鸿程狂叫起来：“我对一万多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一万多军队在这儿！”刘少奇更不示弱：“那就请下令制裁去吧！”就在这时，心系“代表”安危而围在戒严司令部大楼外的数千工人，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声：“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将路矿当局砸个片瓦不留！”

面对团结的工人们的汹汹气势，李鸿程大惊失色，他只好请刘少奇出面劝说工人。刘少奇来到走廊上向工人解释了几句，工人们看到他安然无恙才安静下来。但是工人们非常担心刘代表的安全，又齐声呼喊：“我们要刘代表每隔十分钟出来和我们见一次面！”李鸿程只好答应大家的要求，谈判才继续下去。

李鸿程等人没想到，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竟有如此胆识，在工人中竟有如此崇高的威信。他们也没有料到在刘少奇等人的组织之下，工人们是如此的团结一致。这时李鸿程只得改用温和的口气说：“请刘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刘少奇厉声回绝：“若不嗟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解决，你们就先把我剁碎吧！”说完刘少奇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戒严司令部。

17日晚，路矿当局最终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俱乐部代表磋商，达成与工人复工的13项协议。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实现。历时五天的安源工人大罢工，因为刘少奇的英勇无畏和工人群众的坚强团结，未败一事、未伤一人，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

后来安源工人编了一首《劳工记》的歌谣，赞颂刘少奇的贡献和胆识，其中唱到：“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正是这种胆识和担当，让他能够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白区创造性地领导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去北方局工作，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断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长期的革命实践锻炼下，刘少奇敢挑重担、愿挑重担、勇挑重担。

四、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最讲求实事求是，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大跃进时期中央政策上的失误，无论是面对人民群众还是各级领导干部，他都诚恳地代表中央承担责任。他甚至在七千人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两个三七开”的观点，“惊醒”了中央直至地方一大批党内外干部！

1958年至1960年，我国陷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经济状况更是堪忧。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回到家乡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44天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轻装简行，拒绝住招待所，铺稻草，睡门板；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察看田地、山林、水塘，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他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同农民和社队干部促膝交谈。这位六十多岁的国家主席，甚至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向父老乡亲鞠躬，请求农民讲真话。他诚恳地向父老乡亲们承认自己的过失：“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经过实地调查，刘少奇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清醒地认识到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为党史上所罕见。大会印发了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的书面报告，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另外作了口头发言。他拿着十几页的讲话提纲讲了三个小时，其重要依据就是他回到湖南44天的农村蹲点调查。

他根据回乡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如实表明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并分析了导致工作失误的原因。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同时他还指出了中央直至地方在政策方面的失误，并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刘少奇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干部，从而带动了后来会议上纷纷坦诚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分小组讨论会上干部们大胆发言的局面，极大地激活了党内民主。

刘少奇的讲话也赢得大家的肯定。薄一波评价是“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评价是具有“非常的胆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说评价刘少奇的报告“把问题说透了”。大会后，在邓力群向刘少奇汇报时，刘少奇情绪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可见他内心的沉痛与自责。

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刘少奇没有回避，毫不含糊，敢于承担责任，展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担当。

五、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刘少奇一生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奉为信条。1945年12月，他手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送给柳亚子先生，由是可见这八个字在他心中的分量。正因如此，他在面对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特别是党成立初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

192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找刘少奇谈话，征求对于党的策略的意见时，他直白地指出：“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刘少奇在此意指中央关于暴动的决策是一种不顾实际的军事盲动主义。当时敢于直接指出中央错误的，刘少奇是少有的几个之一。

正是有了这种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在面对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时，他敢于斗争。正如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说：“对党内各种原则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便不断克服这些错误现象，绝不放任这些错误现象的发展，不使它损害党和革命的利益。”

1928年3月，根据中央委派，刘少奇参与顺直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顺直省委自1927年8月成立时就存在诸多问题，不但省委在当地共产党员中威信极低，而且缺乏正确政治路线，导致党组织软弱涣散。因此顺直省委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面对复杂而棘手的“顺直问题”，刘少奇经过详细调查研究，首先厘清了顺直党突出问题的症结：一是“极端民主化”倾向的严重泛滥，导致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组织不服从上级组织。二是党内“闹经济主义”，认为中央给顺直党组织的经费太少。

面对顺直党组织内部存在的不讲政治、不顾大局的歪风邪气，刘少奇进行了坚决斗争，直至完成对顺直省委的改组。为了尽快扭转顺直省委的消极局面，刘少奇找有关同志谈话，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一些存在错误认识的同志进行严肃批评，同时将问题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1928年9月7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随后，根据中央指示，他和陈潭秋分别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告顺直同志书》和《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并经中共中央通过后发出。11月，为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刘少奇等编辑出版了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并撰写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深刻批判了顺直党内无组织、无纪律等各种形式上的歪风邪气。刘少奇在该刊出版序言中指出，顺治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出路只有以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非无产阶级意识。12月下旬，刘少奇和陈潭秋轮流主持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议上的报告主要分析了顺直党的状况。会议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党内认识初步取得统一。会议恢复了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至此，“顺直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刘少奇解决“顺直问题”，为中央所充分肯定。1929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工作报告纲要》中指出：“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而“现在的顺直党，已经较以前为进步”，“整个顺直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

同样如此，1936年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先后撰写了30余篇文章，对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风气，进行了深刻揭露和严厉批判，提出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肃清空谈的工作作风和空洞领导方式，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刘少奇在北方局的不屈斗争，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为扭转党内领导走向务实奠定了基础，从而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实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刘少奇面对工作中的难题、重担敢于担当，面对工作失误同样敢于担当，诠释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他革命的一生不但在实践中勇于创造，在理论上更是勇于创造，这种创造甚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他不愧是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

• 评论内容...
• 匿名发表
• [添加到收藏夹]
•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未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