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历史的承继与发展，又是历史积淀和时代精神的融汇与光大。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今天，我们需要深入地思索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从毛泽东思想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吸取了哪些有当代价值的养料？这里，仅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照搬别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模式不行，只有走自己的道路。这以后，中国逐步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的。说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1956年。其实在此之前，这种探索就已经开始了。其成果具体地体现在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体现在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里。

       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这不仅明确了共和国的性质，而且从根本制度上把有别于苏联苏维埃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起来了。

       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早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据周恩来在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　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和新中国一起诞生，并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延续下来，成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

       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这就把有别于苏联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根本上确立起来。

       以上这些，都是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相比独具特色、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制度结晶。

       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要是参照苏联的制度设计建立起来的。我们后来所说“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主要是指这方面的情况。即便如此，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来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仍然含有某些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创造。例如，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工商企业除了国营的以外还有公私合营的，农业搞的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工商业还是农业，都没有搞苏联那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大计划、小自由”，而没有像苏联那样从上到下一概统得过死。

       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引以为骄傲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在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引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其一，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其二，就是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这两项成果，是紧密联系着的。前者为后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者则对前者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为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作了哪些思想准备呢？《论十大关系》首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个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又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从受苏联影响最大的经济建设破题，十大关系中有六项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在这篇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也要加大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作用；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要下决心降低国防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中央和省市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允许工厂有一定的独立性，要统筹兼顾，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论十大关系》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方针。这就是：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团结；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要坚持多党合作，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社会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的肃反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在是非关系上，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些思想，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又有新的阐发。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期间，毛泽东受到发言者的启发，还概括提出了领导科学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这样，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从建设指导思想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为制定中共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既集中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探索成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具体说来，中共八大路线对《论十大关系》作了哪些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呢？

        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第二，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有利条件，反对那种看不到各种潜在力量、低估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右倾保守的偏向；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困难，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　在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里，还提出“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化建设目标。

        第三，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新情况新变化，强调坚持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提醒全党不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醒全党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强调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醒全党反对各种破坏团结和统一的行为。

        第四，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方向。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里提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此之前，周恩来还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　为了发展党内民主，中共八大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五，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富有远见的设想。

       在这些设想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陈云在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这种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

       历史证明，中共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拨乱反正，就指导思想来说，实际上就是恢复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探索并未就此止步。又过了半年，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新的高度。这一新的突破，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开始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取得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第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并吸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教训，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贯彻到底，为社会主义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找到了动力，赢得了主动。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矛盾，进一步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为劳动人民之间和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两种情况，前者是非对抗性的，后者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还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

       第三，根据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表现，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依据。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空前的。

       第四，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斗争，而且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如人民内部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等等。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即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在这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这两条。

       第五，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其中包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勤俭建国方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等等。

       第六，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充分肯定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56年下半年，还提出了“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

       总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无论对中共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还是对其确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都有重要补充和重大发展，特别是从理论上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了，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八大后继续探索取得的积极成果。

       1957年下半年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进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

       这期间，既犯了经济上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如“大跃进”），又犯了政治上混淆两类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如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但是，痛定思过。在觉察、纠正和反思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且还在发展。如果说，前一段的探索成果主要是源于总结成功经验的话，那末，后来的探索成果则是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

      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等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总结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路线，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大跃进”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唯意志论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三年严重困难，使全党同志猛醒过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后，他亲自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这次调查的成果，对于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迅速恢复农村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61年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印发了失而复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于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推动极大。他还提出两个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　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在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风气。

       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知之不深，因此深感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第二，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作出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论断。

       超越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逐步划清了公社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了现在所处的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划分阶段，当前究竟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一个发展阶段，对这两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初步确认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第三，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

       长期以来，包括苏联在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商品生产、还能不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产的风。针对这个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后来他又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从以重工业为中心、农轻重并举到以农轻重为序，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认识上的重要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中，由于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外国来宾的谈话中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　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还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从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

        第六，在系统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制定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初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

       毛泽东认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这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需要，更是深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需要。毛泽东率先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以后，在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等工作条例，形成了一个制定各行各业工作条例的高潮。

       毛泽东把这次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条例看作是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探索经济建设规律的一次尝试，他提出要求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第七，正式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按照原来的估计，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从五十年推迟到一百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在中共八大上，曾经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奋斗目标。到了1963年，在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提出：“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实际上，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经过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复，中国共产党人才终于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以上，我们分了三个阶段简要回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着重回顾了探索取得的积极思想成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也具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理论创新上的高度自觉，并且在许多方面开始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从经济体制上说未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制约，而那些具有中国特点的制度也因为不断受到“左”的冲击，或者未能继续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坚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开始发展，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根本动摇，此后几经反复，终于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演变成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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