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特殊历史阶段，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培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革命精神的传承，是民族精神的升华，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延安精神最本质、最主要的内容，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若以延安时期13年为考察对象，延安精神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从1935年10月到1938年9月的3年间，是延安精神的孕育期。以党倡导的抗大精神和白求恩精神以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任务为主要标志。1936年6月１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抗大”的前身）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创立。抗大办校近十年，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培养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达10多万人，逐步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为主要内容的抗大精神。1938年3月，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抵达延安，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在抗日前线涞源摩天岭抢救伤员时，手指感染中毒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不幸逝世。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毛泽东同志于12月21日亲笔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集体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成为全党的基本理念。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对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1938年９月到1945年６月的7年间，是延安精神的形成期。以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为主要标志。1939年2月2日，党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通过大生产运动，繁荣了经济，改善了军民生活，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密切了军政、军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标志开始，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通过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并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精神。

       从1945年6月到1948年3月的3年间，是延安精神的成熟期。以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主要标志。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胜利召开的党的七大，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和理论被全党所认同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正式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7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命题；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之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接受和赞同。党的会议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对毛泽东思想重要地位的概括为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总结的党的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延安精神的理论概括，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成熟。随后，延安精神始终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