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被简称加蔑称的“三家村”，即《三家村札记》，它原本是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这个杂文专栏的开辟，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60年代初，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给了头脑发热的人们以教训，使党内大多数同志开始警醒，毛泽东和党中央都开始倡导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也开始转变工作作风。当时已经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负责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邓拓，也大力倡导理论刊物要务实，要办得生动活泼，要回答党员正在考虑的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前线》一改过去高喊口号、在“大跃进”中空发议论的毛病，开始发表一些理论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考虑到北京市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政治头脑和文化品位的读者比较多，《前线》编辑部决定筹划组织写作、发表一些文化品位更高，对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民众更有启发、教育意义的文章。1961年9月，由《前线》编辑部出面，请在北京市思想理论战线上资历深、水平高、学识渊博、文笔好的吴晗、廖沫沙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吃饭。邓拓也出席了，他虽然是北京市主管《前线》的市委书记处书记，但这次是以作者的身份被请来的。《前线》编辑部的意思是：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在《前线》杂志上开一个杂文专栏。他们三人同意了。这个专栏定名为《三家村札记》。于是三个人共同取了一个笔名“吴南星”。当时，他们三个人的职务分别是：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由此可见，《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地位之显赫。而且，这三个人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写杂文也是“大手笔”。从1961年10月起，到1964年7月，三个人共写了60多篇杂文。当然，《三家村札记》这个专栏也并非只发“吴南星”的杂文，也发过几篇别的同志写的杂文。
这些杂文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许多读者给《前线》杂志写信，谈读后感，有的读者还打电话，称赞这些杂文写得好。由于《三家村札记》专栏的开办，《前线》这个刊物显得活泼了许多，刊物的订数大幅度上升，甚至出现了托人购买的现象。
《三家村札记》的形成，实际上是文人自由结合的产物。后来，廖沫沙说过：《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以无组织、无计划，也无领导和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支秃笔杆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的协作集体为主要撰稿形式的杂文专栏。不料，这样一个对社会产生了良好影响的杂文专栏，却于1965年突遭厄运。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