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冀鲁豫边区，位于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处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五省结合部，南跨陇海路，北界石德路、滏阳河，东至津浦路，西临平汉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冀鲁豫边区，大部分是黄河冲积平原，蜿蜒不息的黄河从中奔流而过，将其一分为二。黄河决口，田园淹没，人民辛勤耕耘也难免饥寒之虞。这里的地主对农民剥削压迫又十分残酷，且常受兵燹匪患之苦。尤其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战祸连年不断，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广大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官官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压迫，这里成了有名的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经济不发达、农民生活最困苦的地域。当地人民在同天灾人祸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性情豪侠、讲义气、崇尚勇武、带有梁山好汉气质的显著特点。这里，建党初期就有党组织的活动，广大群众长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人民，具有反暴政的革命传统，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1922年春，旧政府统治相对薄弱的冀鲁豫苏皖结合部开始出现党的组织和活动，革命火种首先在直南、豫北、徐州西北等地点燃。1923年7月，谢台臣奉直隶省（今河北省）教育厅派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

       谢台臣，1884年生于直隶省濮阳县（今国家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习镇鹿斗村，从小就勤奋好学，立志报国。18岁考中清末秀才，后又被选送到保定省立优级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保定、天津等地中学任教。1921当选为直隶省参议员。他提出“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带领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成为和陶行知齐名的教育改革家，并称为“南陶北谢”。

       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历史进入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此后，直南、豫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有较快发展。1925年6月至12月，中共汤阴县支部、中共磁县支部、中共磁县执行委员会、中共顺德直隶第四初师党支部、中共顺德特支、中共隆平县委相继成立。

       1926年，谢台臣邀请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来七师任英语教员。1926年10月末，冯品毅离开七师前，先后发展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河北省第七师范特别支部，刘大风任书记。大名七师成为直南一个重要的革命策源地。

       在冯品毅的影响下，谢台臣逐步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1927年革命最低潮的时候，由李素若、赵纪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党组织活动经费紧张，谢台臣主动从每月的薪水中拿出二三十元银元缴纳党费，如有特殊需要就随时供给。

       刘大风，原名刘介风，又名安明，南乐县近德固乡佛善村人。刘大风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直隶省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简称“大名七师”）。他成绩优秀，组织能力强，是大名、濮阳一带有名的学生领袖，“濮阳八才子”之一。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刘大风等组织领导大名七师、第五女子师范和第十一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与商会联合召开市民大会，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1926年年底，刘大风在七师南乐籍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寒假期间又在家乡发展刘峰等几个贫苦农民入党，并建立党小组。  

       1927年4月，中央北方局选派刘大风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泽东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临行前，刘大风回到家乡和刘峰等秘密谈话。一天晚上，刘大风通知全体党员在村外小树林里开会。在听取了党小组的工作汇报后，刘大风讲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最后决定把佛善村党小组改为党支部。他提出了党支部书记和两名委员的候选人，大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当晚，中共南乐县佛善村党支部建立，刘峰任书记，潘斌任组织委员，刘介发任宣传委员。佛善村党支部直接受大名七师党支部领导。从此，濮阳一带第一个中共基层党支部诞生，它是濮阳地方革命的零星火种最早的凝聚，标志着濮阳地方党的活动有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开始了有方向、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的革命活动。    

       同月，中共大名特别支部成立，生于濮阳县东道旗村，在北京法政大学预科读书的李素若任书记。6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李素若成立中共濮阳特别支部。中共濮阳特支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公开活动，在濮阳县井店、千口、化村等组织读书会和穷人会议。进步知识分子刘汉生、赵子云 、王从吾、郭祝三(喻屏)、王建章、王卓如等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冀鲁豫苏皖接壤地区的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奔赴广州、武汉，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 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这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受党的派遣，大部分回到家乡，与当地党组织结合，深入基层，宣传、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7月，刘大风以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身份回大名、濮阳一带领导各县开展农民运动。10月，大名中心县委成立，刘大风任书记，以沙区为中心，领导大名、南乐、清丰、濮阳、内黄等县党的工作，先后建立千口、化村、井店3个党支部，刘汉生、王从吾、平杰三分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濮阳一带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  后来，大名中心县委改名濮阳中心县委，县委机关搬到佛善村秘密工作。1928年初，刘大风在大名儒家寨、万堤村和东明、长垣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同年夏，县委机关又迁回濮阳，刘大风调任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仍负责领导濮阳中心县委的工作。12月，濮阳县委机关再次搬迁到佛善村刘大风家。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冀鲁豫苏皖接壤地区党组织多次发动农民举行暴动。

       中共濮阳县委领导佛善村党支部成立穷人会组织，与当地土豪劣绅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在附近村庄产生很大影响。土豪劣绅宣扬：佛善村的穷棒子要造反啦！    

       麦收时节，佛善村党支部动员群众开展铲麦茬斗争，为贫苦农民解决了生活燃料问题。    

       秋天，地里的高粱红彤彤的，像一大片火。村里的土豪劣绅对穷人会恨之入骨，但不敢出声。一个自认为有势力的地主咬着牙说：“我就不信他们穷棒子敢咋着我……。”他在自己的高粱地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写两行字：“谁敢动我一根柴火棒儿，打断他的狗腿！”仅仅过了两天，他到自己的高粱地一看，差点儿被气死。几亩地的高粱全都没有了，连秆儿带穗儿不翼而飞，木牌还在那儿立着，只是字换了，上面写着：“动了你的全部柴火棒儿，打断你的狗腿！”    

       1928年年底，佛善村地主卖掉了4亩庙会公地，把收入顶替了按地亩摊派上交的钱粮，没有用到按人口摊派的项目上，贫苦农民非常气愤。村党支部在刘大风的指导下，组织穷人会会员和普通群众300多人，在大街上展开与土豪劣绅的讲理斗争，揭露他们转嫁负担、剥削穷人的行为，使他们
当众低头认错。  

       在中共濮阳县委领导下，以千口、化村、井店村镇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

       由于中共濮阳县委领导的党支部活动有办法，表现出色，周围不少村庄竞相效仿。一年间，南乐、内黄、清丰等县的二十多个村庄先后建立了党支部。  
1929年初，刘大风到天津开会，把濮阳县委和佛善村党支部的活动情况向顺直省委作了汇报，受到蔡和森的称赞。蔡和森说，南乐县群众基层好，工作搞得扎实。

       1929年4月，刘大风赴邢台，参加陈潭秋主持召开的直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组建邢台中心县委，刘大风任组织部部长。该中心县委领导邢台、南宫、肥乡、巨鹿、邯郸、磁县、大名、南乐、清丰、濮阳、内黄、东明、长垣等十几个县的党组织。9月，顺直省委改名河北省委，彭真在天津约见刘大风单独谈话，不久，刘大风任邢台中心县委书记。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加之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使冀鲁豫苏皖接壤地区的党组织和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

       1930年，邢台中心县委改名直南特委，新来的特委书记盲目鼓吹，说：“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很好，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就会八方响应。”要求大名党组织以七师为中心发起暴动，攻占大名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不成熟，结果被戴上“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开除党籍，谢台臣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七七事变”后，晁哲甫恢复了党籍；王振华在1942年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通过申诉恢复党籍；谢台臣虽然不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仍坚持为党工作，默默忍受被误解的痛苦，忠诚维护自己信任的党，表示‘我决不和党闹对立’，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因此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绝不因自己蒙受了冤屈而泯灭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从北平回老家养病之前，谢台臣还倾其所有，买了两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决心系统地阅读。1936年初春，谢台臣因心情抑郁，病情恶化，在老家含冤去世，终年52岁。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恢复谢台臣党籍的通知，此时他已离世40多年。

       结果岳城、南乐等地麦收暴动失败。佛善村党支部书记吴书升被捕，惨遭杀害，委员潘斌、刘介发被捕入狱，佛善村党支部遭到破坏。这次斗争失败，对濮阳地区党的活动影响很大，不少基层党支部暂停活动，有的党员情绪低落，革命陷入低潮。

       鲁西和徐西北等地的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但广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人士，仍前仆后继，顽强坚持革命斗争。

       濮阳、内黄、滑县、清丰、南乐、大名、浚县、封丘、延津、长垣、东明、朝城、濮县、范县、观城等县约有50余万以刮土熬盐（小盐）为生的盐民，天津长芦盐业公司派出盐务巡警缉马队（简称盐巡）捣毁盐池、砸烂盐锅、折断秤杆、抓捕盐民。与地方官府勾结推销海盐、禁止制售小盐，盐民与盐巡矛盾尖锐。1930年11月，在中共直南各级组织领导下，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将以濮阳县西水坡、澶州坡、硝河坡等盐民集中的地方为核心，长达140余里地带的盐民组织起来，成立“民生盐会”，把反对“盐巡”不断进行禁止做小盐(即土硝盐)与反帝爱国结合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后，清丰、南乐、濮县、范县民生盐会相继成立，并由中共濮阳中心县委组织成立了盐民斗争总指挥部，县委书记王从吾和直南特委军代表高克林负责。

       1932年5月15日，中共濮阳中心县委组织3000余名盐民涌进濮阳县城，包围、捣毁盐巡局(县城北街王家大院)，上街游行示威，散发《告盐民书》等宣传品，迫使国民党濮阳县政府和县长同意天津盐巡退出濮阳县，答应盐民提出的“释放被抓盐民，准做、准卖硝盐”等项条件，斗争取得胜利。后不久，滑县、濮县、范县、清丰等周围地区相继发动了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盐民斗争，盐民会员发展到8万多人(号称10万盐民大军)。此次濮阳盐民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濮阳农民运动史上的伟大壮举，史称“盐民暴动”。

       7月，濮阳、清丰、南乐、濮县、大名、内黄、滑县、东明、长垣、封丘、汤阴、浚县、延津等13县盐民代表在清丰县古城集(又说裴营)召开大会，成立“两河”(河南、河北)盐民联合总会。王从吾当选总会主席。总会制定颁布了《两河盐民联合总会章程》(又名《两河盐夫联合会总章草案》)。总会设在濮阳县城，负责对各县盐民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3年，长垣土匪姬兆丰(又名姬七)扒开长垣石头庄黄河大堤。10月，洪水到达决口而成巨灾，长垣、濮阳至寿张两岸堤防决溢61处。洪水淹金堤南濮阳、濮县、范县、寿张等地，损失惨重。中共河北省委派王富元、刘同芳到濮阳救灾，与中共濮阳县委组织发动了姚家暴动，并开展借粮、分粮、吃大户斗争。“姚家暴动”中组织灾民开展武装夺权斗争，购买、夺取枪支，建立水上武装，号称“红海军”，维持半年之久，遭地主武装镇压，于冬季失败。
1934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委派陈少敏(女，山东寿光县人，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纺织部部长)以妇女代表名义到濮阳县西北沙区化村、邵村、江村、千口、马集一带开展妇女工作 ，组织“妇女会”“讨饭队”，用抢粮吃大户办法，解决群众生计困难。

       同时，清丰县乡村小学教师增资斗争、磁县彭城运瓷工人小车社的罢工斗争和大名县河北七师开展的驱逐反动校长张达夫的斗争也都开展的如火如荼。
鲁西地区的部分共产党员，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仍独立开展工作，顽强坚持斗争，千方百计寻找上级组织。

       赵健民(1912-2012)，冠县赵梁堂村人。1932年到济南，考入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求学，当年冬加入共产党，任该校中共支部书记。1927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委员会成立，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到1933年遭受了10次大的破坏。1933年7月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宋鸣时以开会的名义，诱捕党的干部，省委与北方局的联络员也被枪杀。山东省党组织从此与中共北方局彻底失去了联系。

       在那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中华大地的艰难岁月里，赵健民等一些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们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仰和对党的无比忠诚，孤军奋战，在独立恢复、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斗争的同时，多方奔走寻找上级党组织。

       1934年5月，赵建民在济南市北五里闸，领导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并被举荐为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1935年11月，赵健民去莱芜县鸽鹑楼刘仲莹家，领导成立中共山东省临时工委，刘仲莹任书记，他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

       在此期间，赵健民为了寻找中共北方局，曾派人一去胶东，两到北平、三赴上海，他自己也两次赶往泰安，想在冯玉祥处找到党的代表，但都未能如愿。此时此刻，他心焦如焚，好像幼儿失掉母亲，夜航望不见灯塔，深感失去党组织的痛苦。

       正当赵建民在漫漫黑夜摸索前进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线曙光。1935年夏，济南乡师党员郭崇豪从老家濮县回来时对他说：“我在老家时，想发展一个人入党，我正要介绍他，他却要介绍我。仔细一了解，才知道那里早有党组织在活动，归中共直南特委领导。”

       赵健民一听，喜出望外，随后带着郭崇豪的介绍信，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黄河大堤，前去寻找。几经周折，终于在濮县古云集完小，见到了濮县县委书记王世希，后又找到中共直南特委代表刘晏春。他向刘晏春谈了山东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恢复发展的情况，以及多方寻找上级党的关系均未成功的经过。他请求刘晏春把有关情况报告河北省委再转告北方局，希望北方局派人去山东恢复党的关系。刘晏春当即同意转告，并送给他几份党内文件，临别的时候，两人又约定好以后联络的暗语“老掌柜”。于是，他就满怀无限喜悦地心情返回济南，继续开展工作。

       1935年冬，赵健民突然收到王世希的一封信，信上是这样写的：“老掌柜已到，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赵健民见到此信，无比激动，如同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绿洲，又似黑夜里迷航的孤舟望见灯塔。他再次骑上那辆破自行车，沿着黄河大堤，不顾天寒地冻，日夜兼程，如饥似渴地奔向濮县。

       两天后，赵健民终于在徐庄徐光彩家的南屋里，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中共直南特委书记黎玉。见面后，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愿松开。赵健民把山东省委遭破坏、独立自主坚持斗争、以及多方寻找上级党的情况，一一向黎玉作了口头汇报。他诚如久离家园、饱经风霜的游子向亲人诉说在外的一切遭遇一样，彻夜倾吐失散思念之情。黎玉听了很高兴，对山东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独立开展工作的大无畏精神予以赞赏和鼓励，接着说：“你再写一份报告，我转送北方局，北方局一定很快派人去济南与你联系。”赵健民在徐庄住了两天，写出了详细的报告，给黎玉留下联系地址、姓名、代号和暗语，就愉快的回到了济南。

       1936年4月，刘少奇代理北方局书记。了解到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后，决定：派黎玉到山东恢复重建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人事安排由黎玉酌情决定。1936年4月，黎玉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告别磁县，一天赶路300里，当晚就到达徐庄。黎玉回到徐庄后，详细询问了他走后徐庄支部的工作情况，在徐庄住了一晚，就告别徐庄，登上黄河大堤，直向济南奔去。

       1936年5月1日，黎玉召集赵健民、林浩二人，在济南四里山下，宣布成立山东省委。从此，和中央失掉联系达3年之久的山东党组织，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3年，徐州西北地区党组织也屡遭破坏，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但是，他们仍坚持革命斗争，并积极寻找上级组织。1935年2月，中共苏鲁边临时特委建立，郭子化任书记。此后，郭子化两次派人寻找上级组织。1935年底，郭子化去西安，在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帮助下，与中共西北特支接上了关系。从此，徐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1931年至1936年间，徐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先后领导了丰县师范学生反对县政府强征大车的斗争，永城县抗烟税斗争，萧县张庄寨、洪河暴动，睢宁县曲头、马浅暴动，永城县韩庄、火神店暴动，沛县湖、渔民反警察迫害斗争，沛县反挖河斗争，沛县反奸商套购粮食斗争，沛县越狱暴动等。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制造了 “九·一八”事变。此后，大规模侵略我东北地区。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军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冀鲁豫苏皖接壤区的进步教师、学生和群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广泛抗日反蒋活动。

       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利用救国会的合法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濮阳、清丰、寿张等县居民、学生相继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集会游行示威，进行反日爱国宣传，掀起抵制“日货”高潮。清丰县还创办了濮阳一带最早的宣传抗日的中共地方关报 ——《农民话报》。

       泰安、曲阜、济宁、兖州等地学生2000多人，组成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抗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的侵略威胁，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组织下，爆发了有数千名大中学生参加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政策、反对“华北自治”的“一二·九”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镇压。冀鲁豫苏皖接壤区人民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12月26日，商丘县学生冒雪卧轨截车，坚决要求到南京请愿。

       1936年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彭真到直南巡视，并派张玺到直鲁豫特委工作。彭真指示直鲁豫特委要做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到聊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要求鲁西北党组织积极争取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合作抗战。此后，这一地区的抗日统战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6年间，冀鲁豫苏皖接壤区共建立了县级以上的共产党组织35个。这些党组织像一簇簇星星之火，不断增多、扩展，逐步燃遍整个冀鲁豫边区，为实施全面抗战，准备了大批干部，积蓄了反侵略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