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线长驱南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9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华北工作问题》的电报中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11月，太原失守。国民党军纷纷南撤，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侵占，地方政权瓦解，使平汉、津浦、陇海、石德四大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无政府的“真空”地带。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结束了直接配合友军作战的阶段，根据洛川会议决定，挥师挺进后方，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直南、豫北的党组织一方面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扩大抗日武装；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河北第十区(濮阳)专员丁树本合作抗日。此后，在直南特委的推动下，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并经过民主民生斗争建立了一些村政权。

       冀鲁豫平原游击战争的初步发展，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党中央决定派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以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

       1938年的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理旅长杨得志，奉命到朱德总司令处领受任务。朱总司令告诉他说：“中央决定派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都发生在这一带。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任务艰巨啊！”

       杨得志坦诚地报告朱德总司令：“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我了解一些，但在平原地区作战，特别是在敌后作战，我还缺乏经验。”

       “困难不会少的，而且你这次去，号称一个旅，但旅政委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所以叫开辟根据地！至于平原作战，可以学嘛！当初我们上井冈山的时候，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要过雪山草地，要在平型关打坂垣师团呢！”“到那个地区后，对日军作战我不怎么担心，那里日军主力比较少，但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多得很。群众反映，那地方的‘司令多如牛毛’哩！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条，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杨得志回到旅部，同政委黄克诚交换了意见，确定将六八七团留在晋东南，他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一个营去河南滑县，与先期到达的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子祥等团会合。

       1938年9月，杨得志、崔田民率旅部100多人出发了。一路上，他们看到沿途一带虽未被日寇侵占，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地方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土匪们的胡作非为以及洪涝灾害，群众生活十分贫困。

       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行军，一行人翻过了太行山，从豫北的淇县、汤阴县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地区同689团韩先楚部会合。

       在689团驻地，却是一片祥和景象，老百姓们的衣着虽然也有些破烂，但情绪高涨。看到刚刚到来的八路军部队，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喊着：“快来看啊！又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啦！”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

       杨得志对前来迎接的韩先楚说：“你们的群众工作搞得很好呀！有些什么经验，给新来的同志们介绍介绍吧！”

       韩先楚笑着说：“什么经验？还不是咱们那老一套——事事严格纪律，处处爱护群众，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再加上一条，就是对敌、伪、顽和土匪不客气。打几个胜仗，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这就行了！”

       韩先楚和康子祥向杨得志、崔田民介绍了情况，他们说，党的直南特委成立以来，陆续在各地成立了党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但由于这一带反动势力比较大，党的活动暂时还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的状态。目前虽有了几支游击队，但武器装备很差。成分也比较复杂，思想政治工作又没有跟上去，所以战斗力比较弱。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统一领导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坚力量不强。

       杨得志和韩先楚团队会合后没有几天，刘邓首长命令他们堵截向南逃窜的一股伪军。这股伪军是无恶不作的汉奸扈全禄带领的原系国民党的军队，在冀南地区受到宋任穷、陈再道等领导的部队沉重打击后南逃。

       扈全禄为了免遭被八路军歼灭的下场，派手下郭栋材(浚县人，后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牛广生等三人为代表到滑县上官村找八路军谈判“合作”事宜。青年纵队副司令员徐深吉(开国中将)、司令员段海洲接待了他们，并劝说他们赶紧起义。

       郭栋材等人走后，徐深吉立即向兵团司令部作了汇报。杨得志考虑了一下，说：“明天，深吉同志约他下午到滑县城东留固集谈一谈，提两个条件：第一，要拿出抗日的实际行动来，里应外合，配合我军解放滑县城、道口镇；第二，摘掉皇协军的牌子，改邪归正，接受我军改编。”

       谈判如期进行。扈全禄派牛广生为代表到留固集与八路军谈判。扈全禄想投靠八路军的风声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日本兵人少，为防不测，驻道口的100多名日本兵悄悄地乘火车向新乡逃走。日军逃走后，扈全禄权衡利弊，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面假惺惺地派人与八路军联络，让八路军准备在城东接应他，拖延时间；一面收拾东西，积极准备逃走。

       杨得志随机应变，下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六八八团进攻滑县城，青年纵队进攻道口镇，六八九团韩先楚部负责接应。

       1938年9月25日傍晚，部队开到道口镇、滑县城、小河集等地，将扈部包围。扈全禄一面派出代表谈判投诚事宜，一面组织部队趁夜色逃窜。八路军组织兵力堵截，将扈部后续部队截住，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并一举攻占滑县城、道口镇。1938年9月26日，扈全禄拉着部队继续往西跑，杨得志指挥部队围追堵截，于浚县庞村、矩桥和淇县邢盆口歼灭伪军扈全禄部，俘其旅长两名，团长一名，匪兵1400余人，扈全禄仅带少数人逃窜。

       杨得志又指挥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根据地各界群众一片欢腾，许多进步人士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深秋，杨得志、崔田民又率部队返回豫东南。在长治、高平一带进行冬季练兵。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进攻正面战场，转而对付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1939年初，刘伯承、邓小平等来到清丰县韩村集，根据华北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冀鲁豫边区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1939年2月初，杨得志和崔田民得到八路军总部给他们的“到冀鲁豫扩大部队后，待命回山西”的任务，再次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

       杨得志、崔田民只带了一个不足百人的队伍，由山西高平县出发。出发前，黄克诚担心他们带的人太少，要他们多带点部队。杨得志说：“太行山是日寇目前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既然总部要我们去扩大部队，我们到那里发展。”

       杨得志率领部队顶着寒风，出壶关，经全涧，在汤阴以南宜沟过平汉路日寇封锁线，来到平汉铁路的一个火车站附近。此时正值春节，但在这里却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只有寒风呼号，凛冽冰雪。成群结伴、携家带口的难民举目可见。孩子的哭喊声，老人的呼叫声，不绝于耳，失神的眼睛里流露的是恐惧与绝望。面对这种情景，这位从井冈山走来，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将军心里很是难过，他把身上的钱全拿了出来，给了沿街乞讨的乡亲们。无论再苦再难，也要成功开辟根据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在他心中愈发坚定。战士们也一个个脸色庄重，眼睛湿润，尽管他们都没有说话，却默默地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老乡那骨瘦如柴的手里。

       1939年3月9日，杨得志率部到达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八路军总部将三四四旅特务团、独立团、黄河支队和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

       冀鲁豫支队组建后，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清除汉奸，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针对众多各霸一方的“牛毛司令”，杨得志和崔田民特别注意做分化工作，能争取的尽量争取，灵活机动地处理了一些棘手问题。

       湖西地区有个地主的女儿叫周江兰，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农村妇女，性格倔犟，鬼子一来，她坚决抗日，卖了地买枪招人，拉起200多人的一支队伍。冀鲁豫支队成立后，她配合了支队几次行动，后主动提出把队伍交给杨得志。自己回家后又卖地，再把钱送到冀鲁豫支队作给养。

       刘相友是卫河以东内黄境内刘小寨村人，当时已经50多岁。此人“盗亦有道”，被他绑架的地主、富商，有的事后竟同他成了朋友。有的穷人实在活不下去，他见了就会给以帮助。

       刘相友手下有400多人，每人配备有一把长枪，一辆自行车。虽然刘相友是土匪，但是在日军打进来后，多次拉拢他当汉奸，都被他断然拒绝。但他时常担心被别的土匪和日伪军吃掉，也怕八路军不能容他。

       了解到这一情况，杨得志派出高级干部，向他提出合作抗日的主张。刘相友从所见所闻，认识到八路军讲仁义，抗日有骨气，很快率人马接受改编，集体参加八路军。杨得志下令，委任刘相友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刘相友从此改名“刘杰三”。他逢人便讲：“我是八路军委任的司令，正牌！”

       群众听说刘相友成了八路军，都很吃惊，佩服八路军真有能耐。但大土匪一下子当上八路军的大官，部队有人思想不通。有些同志说：“刘杰三五六十岁了，还有三个老婆，这就是地主老财，怎么能当八路军的游击司令呢？”听到一些议论，杨得志便亲自去做思想工作。杨得志针对当时冀鲁豫边区复杂的斗争环境，对同志们说：“你觉得先是动员刘杰三抗日好，还是先动员他退老婆好？我看让他退了老婆，他就不一定愿意抗日了。”杨得志还笑着对同志们讲：“刘杰三这样的人，可以带着三个老婆打日伪军，我们这些同志虽然现在没有老婆，但是以后也只能有一个老婆。刘杰三所部，是八路军的外围部队，要想成为八路军正规部队，是需要循序渐进地改编的。”

       不久，刘杰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条件，为革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特别是以他独有的关系，保证了从冀鲁豫到太行，再到延安这条交通线的畅通，立了大功。他领导的部队也一次又一次“升级”，壮大了野战军。新中国成立时他已年近七旬，党中央给了他准师级干部的待遇，一直住在内黄井店镇。

       刘杰三投奔八路军的消息一传开，不少“牛毛司令”陆续表示服从八路军的领导。不到两个月，冀鲁豫支队发展到4700多人，成为冀鲁豫边区由共产党统一领导的一支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滑县、安阳、汤阴、内黄等数个县陆续建立了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冀鲁豫支队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

       鲁西南地区，就是现在菏泽市周围的东明、定陶、曹县、成武、金乡、巨野直到梁山。杨得志和部队到那里后，首先是争取群众支持。

       由于受日、伪、顽反动宣传的影响，冀鲁豫支队刚到时，群众一见便往土围子里跑，并把围子关得紧紧的，男男女女抄起大刀、梭标，架起土枪、土炮，大喊大叫着不许支队靠近，气氛相当紧张。

       于是，杨得志下令在外面做群众工作。围子里的群众见支队不攻打他们，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慢慢地白天把围子门打开，让他们过路。但只许过路不许停宿，后来，围子里的群众主动让他们在里面休息，有时还送些开水来。杨得志、崔田民等下令部队喝了水，一律付钱，不许有半点差误。围子里群众感到惊讶，哪里有喝点白开水还要给钱的军队？于是，杨得志和政委崔田民抓住机会就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和老百姓一起打日寇、汉奸、土匪的，是来保护你们的。不仅喝水给钱，损坏了盆子、碗，也要赔偿，这是八路军的纪律。

       当时，鲁西南土匪武装不少，司令多如牛毛，老百姓搞不清楚。老百姓说：“你们这伙子队伍俺们看真不错。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得了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

       杨得志和崔田民、卢绍武等意识到，要进一步取得群众的完全信赖，最有说服力的是打些胜仗给他们看看。

       当时日寇在鲁西南的力量并不大，有的县城只有个把班或者一个小队，而最难对付的还是那些“牛毛司令”的队伍和“响马”武装，当然也有真正的土匪。这些队伍的特点是成员复杂，有的是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当汉奸的败类和坚决反共的分子，也有无业游民和极端贫困的农民。为把这些队伍改造成为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杨得志率部认真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杨得志、崔田民首先惩治了白毛集土围子中民愤最大的汉奸头子，这个土围子里的几个汉奸头子经常打着日本旗号威吓群众，谁要反抗，甚至说几句八路军的好话，便被送给日寇或在当地杀害。杨得志派人警告过多次，他们仗着自己有武装，硬是不听。于是，杨得志下令攻破土围子，把几个汉奸头子全抓了。然后趁热打铁，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决。群众拍手称好，附近的顽固分子也得到大大的震慑。

       有个绰号叫“王四拐子”的“牛毛司令”，过去曾在冯玉祥部队干过一段，后来自己拉了一二百人，当了“土皇帝”。他既怕日寇打他，也怕国民党军队赶他。杨得志和崔田民直接找他做工作，鼓励他抗日。王四拐子便向八路军靠拢，后来和日本鬼子打起了游击。

       还有两个“土皇帝”，一个绰号叫“张大脚”，一个绰号叫“光天棍”，经杨得志和部队官兵不断地做二人工作，终将他们都争取了过来。

       3月下旬，杨得志率支队一部南下豫东，护送一批由延安到豫东的干部，并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他们从东明县和曹县之间出发，经过尹店集时，得知村里盘踞着一股“响马”，但究竟有多少人一时搞不清楚。杨得志便派侦察参谋唐毅山带一个侦察班前去侦察，伺机行动。唐毅山去了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杨得志担心发生意外，便带部队往村里赶，随时准备战斗。他们刚赶到尹店集土围子外，就看见唐毅山跑来报告：“支队长，那股‘响马’解决了！”

       原来，唐毅山伪装成敌军从开封派来的副官，带着几个侦察员趁黑夜闯进土围子，先捆了岗楼上两个呼呼大睡的哨兵，然后抓住了那个司令，逼他下了投降令，一枪没放就俘虏了全部人员。

       杨得志去看俘虏时说：“你们不要怕，我们八路军主要是打日寇、打伪军。只要你们不当汉奸，不害老百姓，我们一不打，二不杀，还可以放你们回家。”他们开始不相信。杨得志又给他们讲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出了尹店集不远，就把280个俘虏遣散了。这些俘虏很感激，有些人临走时还落了泪。这件事让战士们也更加明白，即便是被老百姓称为“土匪”的武装力量，只要对他们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大多数人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起码可以使他们不再与八路军为敌。

       为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4月底，杨得志指挥部队夜袭金乡县城的日本守军，接着在金乡县白浮图袭击了日军的一个汽车队。日军没想到有人“敢”打他们，没有准备，一接火便溃不成军逃跑了。战士们边喊边追，战果虽不大，但灭了日军威风，长了八路军志气。老百姓说：“沈鸿烈（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兵听见日本人的马靴响就溜，八路军撵着日本鬼子的汽车跑。”

       6月，冀鲁豫支队又连克曹县、定陶，歼灭反动武装2000余人。老百姓看八路军打了胜仗，疑虑打消了，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冀鲁豫支队还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支队，成立民兵联防组织，组织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等各种抗日团体。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向公开活动。曹县成了八路军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之一。

       冀鲁豫支队的活动引起了日军极大注意。1939年7月至11月，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连续对冀鲁豫支队进行了3次大规模“扫荡”，妄图重击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杨得志针对敌人的战术，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侧后频频出击，使敌人的“扫荡”屡屡失败。秋末，日军纠集伪军，企图在定陶、曹县一带包围支队。杨得志带领支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湖西（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西部）地区，继续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武装。  

       冀鲁豫支队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顽固派极力限制支  队的行动，特别是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多次向支队进行挑衅，变本加厉地阻挠和破坏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并于1939年6月下旬公然杀害八路军的多名干部。

       姚崇礼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主要是自恃其手下有1350多人的兵力，还有一支骑兵大队。姚崇礼的骑兵大队共有300多人，骑兵队长是张明堂。张明堂曾经当过骑兵连长，对训练骑兵颇有心得。他的300多骑兵被训练得彪悍非常，战斗力相当高。姚崇礼曾扬言：就凭这300骑兵，对付八路军支队的3000大军绰绰有余。

       面对姚崇礼的挑衅，八路军决定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1939年6月29日一早，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率领第一、二、三大队，总兵力约3000余人，从曹县东南挥师北上，当天下午就将定陶城包围了起来。根据地形和敌情，支队选择西门至南门一段为主攻方向，由一大队担任主攻；二大队攻南门至东门方向；三大队一、二营在郭庄、路庄、郜庄、朱庄一带阻击菏泽及大、小王营之敌增援。

       当日黄昏，八路军向城内顽军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城内姚军不仅拒不投降，还主动攻击我城外部队。在劝降无果的情况下，6月30日，杨得志命令攻城。

       经过激烈的战斗，冀鲁豫支队从城西门攻入城内，迅速向纵深发展。姚崇礼发现形势危急，急忙命令骑兵队队长张明堂率两个骑兵队扑向西门，企图将八路军压出城外。张明堂当即率领300多名骑兵一起朝西门杀来。已经攻入城中的八路军第一大队连长张世魁见状，一面派人请求后续部队增援，一面抢占有利地形，准备迎敌。

       张明堂的骑兵冲上来后，被八路军一阵排枪击退。随后，张明堂再组队包抄冲杀，张世魁的第一连抵挡不住，被骑兵砍死、砍伤不少。就在危急时刻，八路军主力赶到，6挺机枪对准骑兵一阵狂扫，骑兵如被割韭菜一样纷纷倒地。张明堂的骑兵被消灭了一半，他的结义兄弟也被机枪打死。张明堂对八路军咬牙切齿地说道：“此仇不共戴天，咱们走着瞧！”说罢，他便带着剩下的100多名骑兵从东门冲出，逃窜而去。

       在我强大火力配合下，一大队一营一连连长张世魁带领突击队从西门突破城墙，占领了几座民房，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迅速向纵深发展。二大队从城东门南侧越过城墙，攻入城内。南北门围城部队也先后攻入城内。一大队和三大队一营攻占田家胡同、保安街、汽车站、邮电局、火神庙、城隍庙，二大队攻占天主教堂、东马场、文庙。

       当日傍晚，八路军占领了整个定陶城。此次战斗，除姚崇礼和骑兵队长张明堂率百余人从东门突围逃跑外，共消灭顽军1200余人，缴枪700余支，战马200余匹，其它战利品甚多。

       商丘日军发现冀鲁豫支队的主力正在定陶后，就出动千余兵力，向定陶发起突然袭击。这次日军的规模远比“扫荡”要夸张，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乘坐着汽车，路上到处都是灰尘。

       冀鲁豫支队获悉这一情报后，一面组织部队掩护老百姓撤退，一面在曹县北的程河、普连集一线和定陶城南丰庄悄悄布置了两批警戒部队。日军刚过曹县县城，就受到了八路军的阻击。日军的目标并不是曹县，而是定陶，他们知道冀鲁豫支队的指挥所就在这附近。所以，日寇并未在曹县以北恋战，开了几枪之后便直直奔赴定陶。

       杨得志带领着战士们早已撤离，当日军赶到现场的时候，只剩下了一些后勤部门，他们也化妆为当地农民，焦灼地向外赶，日军也以为这些出城的都是当地农民，双方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日军扑了空，恼羞成怒，竟然拿着当地百姓出气。在接连残害了不少群众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按照过去的经验，老百姓逃难的时候一般也不知道往哪里跑，他们就会跟随着部队的方向跑，如果去追刚刚那批百姓，或许能找到冀鲁豫支队。

       杨得志也早就料到日军会追上来，便在牛王寺设伏。

       当日军风尘仆仆赶到牛王寺时，一场激烈的伏击战打响了。一片片手榴弹从道路两旁飞来，日军遭到伏击，死伤不少。但鬼子的大队很快冲了上来，双方激战多时后，陷入了胶着状态。

       就在此时，城北方向传来一阵马蹄声，张明堂带着手下骑兵凶猛杀来。杨得志他们都暗暗吃惊，这下要陷入前后夹击的重围了。

       然而，随后张明堂的举动却令八路军都惊呆了。张明堂打马上前，绕到鬼子侧翼，2支盒子炮连续射出几个子弹，打翻了3、4个鬼子。随后的骑兵也纷纷用步枪、马刀杀敌。八路军趁机发起攻击，日军被两面夹击，死伤惨重，不得不仓皇撤退。

       战后，张明堂对我八路军说：“要不是日本鬼子杀了这么多中国人，还要留着你打鬼子，不然连你们一起收拾了！”

       其实，张明堂原本颇具爱国情怀，只是受到了姚崇礼“攘外必先安内”“江湖义气”的欺骗为他卖命。在定陶战斗中，他亲眼目睹了八路军纪律严明、作战英勇，让他格外钦佩；而姚崇礼的临阵脱逃让他对顽固派顿生厌恶。在目睹日军屠杀定陶居民、而八路军为了掩护家乡百姓撤退而奋勇抗击日军时，张明堂立即带领部队向日军背后发起突袭，协助八路军作战并取得了胜利。

       牛王寺伏击战，双方共计击毙了七十多个日本鬼子，还烧毁了六辆汽车。

       经过牛王寺战斗洗礼的张明堂骑兵队，彻底同姚崇礼分道扬镳。不久，张明堂以自己的骑兵队为基础，建立起了一支活跃在鲁西南的抗日游击队。张明堂不记前仇，及时调转枪口，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段佳话。

       牛王寺伏击战的胜利，是日军侵入鲁西南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创，极大地鼓舞了鲁西南军民的抗敌斗志，冀鲁豫支队的主力很快发展到7000人。

       战斗间隙，杨得志对如何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要进行平原游击战，必须动员和组织民众。只要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洪流之中，就能形成平原游击战所依赖的“活的人山”；要进行平原游击战，还必须执行正确的战术。如：“硬的不打，软的打”，“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进行夜战”等。杨得志这些创造性的概括，丰富了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

       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杨得志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和地方党的工作。  支队初到鲁西南时，地方党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团体还没有发展起来。支队虽与地方党组织没有正式关系，但杨得志还是积极支持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并在经济上予以帮助。1939年7月，鲁西南地委成立，各种群众团体也建立起来了，鲁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形成。

       8月，湖西（微山湖）发生“肃托”事件。9月，冀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兼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和湖西区委书记白子明发电报称“鲁西南地委是托派组织”，要求冀鲁豫支队将鲁西南地委区以上干部交给他们。杨得志、崔田民回电予以拒绝，并电告第115师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要求派人迅速解决湖西“肃托”问题。第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日夜兼程奔赴湖西，制止了“肃托”事件的发展。

       经过不到一年的奋战，冀鲁豫支队就发展到近1.7万人，开辟了大片根据地。

       中央军委从延安发来电报，指示冀鲁豫支队作长期打算，在该地区进一步扩大、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转眼冬天到了，面对寒冷的严冬，杨得志很发愁，因为如何筹集部队过冬的粮食和棉衣成为问题。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本来就艰苦，部队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

      听说彭德怀副司令在内黄，杨得志便带着警卫员，骑马一夜狂奔二三百里，赶到内黄见到了彭老总。彭德怀听了杨得志的汇报，沉默了一会说：“困难啊，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现在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我们财神爷（供给部）的腰包里，据我了解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挤啊。可我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怎么办？给你一万银元吧。这些情况你要向各级干部讲清楚。还是要像在井岗山、在中央根据地那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

       杨得志和警卫员连夜返回鲁西南，与政委崔田民、参谋长卢绍武一起研究如何落实彭总的指示精神。最后决定解决部队给养，还是得去找敌人要。卢绍武建议打“高二穷种。”

       “高二穷种”原名高圣君，是单县西南青堌集一大汉奸，虽然打着“穷种”的名号，但其实并不穷，而且富得流油。他有很多地，粮食，还有很多钱，打“穷种”这个绰号，完全是想隐瞒起来。这个家伙和日军勾结得很紧，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还有日本授给他的曹县东方剿匪（指共产党）总联庄会会长委任状，指挥刀。依仗日军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本人丑陋不堪，又半身不遂，却霸占了三十多个年轻妇女做他的姨太太，当地群众都恨透了他。打这样的汉奸，既可以为民除害、出气，还能增加抗日游击根据地支队在民众心中的威望，最重要的是还能解决冀鲁豫支队吃饭穿衣问题。

       杨得志和崔田民都同意了卢绍武的建议，很快便展开了战斗。三两下便把这个汉奸“高二穷种”给抓了起来，当着群众面，游街示众。老百姓们听说“高二穷种”被抓了，要执行枪毙，都纷纷前来观看，在杨得志指挥下，群众当面揭露了“高二穷种”的种种罪行，最后还把他的钱财、田地全部分给了当地群众，剩余七万银元发动当地老百姓买一些粮食布匹棉花为部队赶制棉衣。一万七千多套棉衣很快就做成了，冀鲁豫支队这年冬天全部换上了新的军装，当地群众都高兴地说：“为咱们打鬼子、打汉奸的八路军越来越威风了，咱们穷苦百姓的苦日子慢慢要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