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陈云坦率地向于若木提出：“我是个老实人， 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于若木和陈云相识于1937年。当时18岁的共产党员于若木由山东老家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到了延安，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一天，已经在公众场合见过三次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的于若木突然接到组织的通知，前去护理因流鼻血旧病复发的陈云同志。后来于若木得知，陈云在4岁的时候父母就因生活艰难而先后不治身亡，从小就落下了流鼻血的病根。15岁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的陈云不久就参加了革命，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此后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积劳成疾，身体比较虚弱，心脏方面也有问题，流鼻血不时出现。而这次流血不止，来势凶猛，给陈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因此组织上决定找一位细心能干、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照顾陈云。这样，于若木奉命而来，有了近距离接触陈云的机会。

　　“投身革命即为家”。据于若木回忆说：他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自然多了起来。于若木年轻活跃，喜欢唱歌，像当时在革命青年中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等，是陈云最喜欢听的。出生于上海青浦的陈云，小时候常跟娘舅去听书，听评弹就此成了他终身爱好。只是由于战争年代无暇顾及，外表沉稳干练的陈云，内心世界却是激情澎湃的。日久生情，直到有一天陈云坦率地向于若木提出：“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的简朴婚礼在延安举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比她大14岁，窑洞里他们谈感情，谈工作，谈党史。“陈云在窑洞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于若木说：“陈云从小多次被迫辍学，切身体会过欲读不能、欲上不得的痛苦心情。因此，陈云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一直非常关心教育事业，关心人才培养，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上世纪30年代，陈云曾经从红军长征的大队伍中，只身突围出去，奉中央命令，赶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期间，他到列宁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他抗战初期回到祖国就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毛泽东在延安同他先后三次谈话，要他学哲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用。毛泽东跟他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哲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学习它，掌握了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领导工作很有用。陈云得到启发，学以致用，创办了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大学”。中组部的学习小组后来学习效果十分显著，并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是与陈云探索并实施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分不开的。

　　陈云从1937年底到1945年在延安工作的七年多时间，是一生好学的他最紧张的时期之一，也是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他曾撰写讲课稿和文章30余篇，并在当时陆续发表。婚后，陈云让于若木到中央党校学习了5个月，结业后她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并听陈云讲了党的建设一课，留下深刻印象。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作为中组部部长，陈云先后多次应邀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中央组织部党训班、青年干校等处作关于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报告。他的报告充满智慧、充满生气、充满辩证思想，深得大家的爱戴。

　　比如，他在讲“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时，开宗明义阐述“到底”：“就是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在讲“革命的坚定性”时，比喻延河水里百年都冲不走的大石头，“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经得起千锤百炼，不惧怕白色恐怖和各种恶劣环境，也不为糖衣炮弹、阿谀奉承所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

　　陈云的经历丰富，知识渊博，身体力行为延安广大青年干部做出了学习榜样。于若木说，他学习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的一句至理名言。在延安整风运动后，陈云得出了上述科学论断。对此他解释道：“‘不唯上’，不是不执行上级指示，但是不能‘唯上’，还是要根据上级指示和你这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唯书’，就是不能完全按书本上、文件里的去做；‘只唯实’就是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换句话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延安整风时，陈云考虑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概括出了“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他说，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假设一个对立面，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批驳，以使自己的认识更全面些。他还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的思考。由于陈云把听取不同意见看成是克服片面性从而做到实事求是的一种方法，因此，民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自然。于若木说：“这三句话六个字，后来成为陈云一生的写照。”

　　1941年，于若木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大，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习，以后又在马列学院研究室学习。1944年3月，陈云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调离中组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主任处理边区经济事务。这时于若木也调到陈云身边工作，担任机要秘书，帮助处理来往公文。陈云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抓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为解决边区通货膨胀、贸易入超、日用品缺乏等问题，陈云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经济封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囤盐提价”，首战告捷；突破封锁，高价收棉；充分利用金融波动的规律，卖出买进黄金法币，无论潮起潮落，陈云都是稳操胜券。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一年，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边区的收支达到了基本平衡，还给陕北同志留下了一年的家底子。这是战时经济财政史上的一个奇迹。从此，于若木随陈云转战南北，从关内到关外、从地方到中央，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风雨同舟，并肩携手一起走过了58年的革命历程。

　　有人曾经问过于若木：“你和陈云同志在年龄、职位、生活经历上相差这么大，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于若木感慨而言：“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从1995年至今，陈伟华已经带了4届高三毕业班了（每届从高二带到高三），其压力之大、工作之忙可想而知。

　　陈云和于若木有五个孩子，三女二男。尽管身居高位的陈云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的两条基本原则就是“读好书”和“做好人”。据大女儿陈伟力回忆：还在她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就特意叮嘱她不要说是谁的孩子。儿子陈方上中学时，一次因急用从陈云秘书那里取了父亲的工资去买东西。陈云知道后问儿子：“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陈方点点头，以后再也不随便用钱了。三女儿陈伟兰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言传身教，至今难以忘怀。尤其是父亲在“文革”中身处外地挨整时，伟力和伟兰分别给处于人生低潮时的父亲做饭，更加深切感受到父亲的胸怀。

　　父亲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二女儿陈伟华当了十年的乡村女教师，陈云在信中经常鼓励她：“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间有限，每天要挤时间学。”同时还叮嘱女儿，要注意保持，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练人，越要坚持下去。

　　陈伟华说：“陈云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一次她很想家，走了几十里山路，从郊区冒雨赶回家时，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却是：“你应该回去。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当晚，父亲又和女儿促膝长谈，从作为一位革命者的理想和追求讲到如何走人生道路，从自己的经历讲到年轻人的成长，鼓励她在乡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他对女儿说：“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第二天一大早，陈伟华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伟华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农村的大家庭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每次回家，她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父亲知道后，高兴地对家里人说：“南南（陈伟华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在父亲的教育和党组织以及周围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陈伟华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1974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父亲知道她入党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发挥模范作用，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1977年恢复高考，陈伟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她有了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难得机会，眼界更开阔了。1982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在广电部工作的时候，陈伟华听说学校非常缺教师，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陈云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女儿“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你是师大毕业的，就应该教书。”父亲对伟华说。从国家机关干部到中学教师，这毕竟是人生角色的一大转换。考虑再三，伟华终于在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伟华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从1995年至今，陈伟华已经带了4届高三毕业班了（每届从高二带到高三），其压力之大、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她的衣着打扮与任何一个中学教师相比都毫无二致。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于若木说：“陈云同志步入晚年后，每天坚持写大字，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陶冶性情。记得他经常写的一个条幅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去做的，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

　　陈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融入到党的事业中。陈云不喜欢抛头露面，对各种公开活动、场面活动，只要可以不参加，他一概不出席。而有关宣传他的材料，只要报到他那里就被拿下。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曾经讲过：“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1982年有关部门在编辑出版陈云从1949年至1956年这期间的文稿时，他特别嘱咐大家，在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在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调查研究包括他做的必要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担任我国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他是卓越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尽管困难重重，他镇定自若地具体策划指挥了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经济领域“三大战役”、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等等国家重大经济事务。此后，他再次强调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陈云提出了国家经济使用力量的两大原则：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即在搞好建设的同时，照顾国计民生。计划安排首先要保证民生，其次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再次才保证基本建设。考虑到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陈云又强调：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对于粮食生产，还是要抓紧抓好，10亿人口的吃饭穿衣，是我国的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陈伟华说，父亲一生中经手的钱财以亿兆计，但自己却两袖清风！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也从来没有“高干夫人”的架子。陈伟华回忆说，“文革”前，母亲在香山植物园上班，从北长街到香山，足足几十里，母亲就天天骑车上下班，直到有一天被车撞了，在父亲的坚决反对下，她才不骑车了。父亲给家人定下的“三不准”就是：不准搭乘他的车；子女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于若木说，“不收礼、不吃请”，这是陈云立下的一条规矩，身边工作人员也不得违反。“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在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处人处事的准则。建国初期，陈云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刘周朱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他坚持把给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他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但是，当遇到关系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时，他却从不退缩，挺身而出。而遭受打击时，他又能遇变不惊，泰然处之。1962年夏天，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才能较快改变农业连年大幅度减产的局面，并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有的同志听说后，劝他要慎重，不要急于提出。他说这事关系到党的声誉、人心的向背，我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明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怎么能延误时间。后来他的建议被否定，而且还被不点名的批判，从此遭到冷遇。但他不沮丧、不生气，只是对妻子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境。于若木与他风雨同舟几十载，其间有革命征途上的急流险滩，也有革命队伍内的风云变幻，无论遇到哪种情况，她从来没见他慌张过。正如陈云自己常说的：“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如果不是把党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陈云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只在1975年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党的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后来又任中顾委主任。他十分重视党风、党纪建设，为转变被“文革”严重破坏的党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视实事求是为建党工作的灵魂。早在1938年9月，他在抗大讲党的建设时说：“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和邓小平一起在继承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风问题的核心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抓好党风建设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陈云的这一命题，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陈云一生淡泊求实，生活非常俭朴，粗茶淡饭。至今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还珍藏着他一件有着32个补丁的棉坎肩，那是在1946年出席东北解放战争历史上著名的“七道江会议”时，陈云冒着寒风以中共辽东分局（也称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拍下“关键性时刻决定性的一板”。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你们是要我来拍板的，那我拍板就是要坚持南满！一个人都不能走。坚持就是胜利！”1998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四保临江》就是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描写的。陈云运筹帷幄，与萧劲光一起指挥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为扭转东北战局和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陈云为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当时怕把日夜操劳的陈云冻着，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的唐凯送上一件棉坎肩以表心意。陈云十分珍视战友深情，常年带在身边，大江南北处处相随，32块补丁摞补丁，一直穿了38年之久，才不得不在1984年换下身，被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当作革命纪念物品收走。因为它见证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