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张茜1949年夏合影

　　陈毅元帅向以性格豪爽、心地耿直而著称，然而，“英雄肝胆亦柔肠”。在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与张茜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动人肺腑的情感乐章，也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增添了一层奇美的色彩……

　　　　　　“辛苦就是没有老婆”

　　陈毅是直到40岁才成立家室的。这位19岁登轮出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20余年浪迹天涯，走南闯北。如果我们不想在任何伟人头上绘制灵光圈的话，那么根据他的同窗挚友的回忆以及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可以认为他并非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机缘和内心的向往。因此，除却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外，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以来的情况，住在他的挚友处。
　　当友人问及年来踪迹时说：“你这样跑不觉的辛苦吗？”陈毅诙谐地回答：“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尽管如此，在中央苏区的五年间，虽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依然没有草率从事；至于在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三年间，极其艰难，当然就完全不可能考虑此事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胸襟和郑重严肃的态度是令人钦敬的。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相貌端庄的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四军中兼资文武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陈毅极为赞赏，他在写战地通讯《江南抗战之春》时特地引用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她对挚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
　　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奋学习，才能缩小差距。他出身书香世家，文化修养很高，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文武双全。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拜他为师，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陈毅在一次关于整顿军纪的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一种不正之风，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某些想法。他说：“从山沟沟里打了几年游击，一旦进到城里来，就想‘成家立业’了。同志们不想想，鬼子还没有被赶出国土，老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我们就想‘成家立业’吗？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又说：“我还听到个别的同志用野蛮的手段追求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追求不到手就说人家‘思想落后’，难道那个女同志一定要嫁给你才算‘思想进步’吗？我说，要追求女性么，也得自己先努力学习啊！同志们不但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教养。她们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陈毅的这番话，使与会者哄堂大笑，深感司令员的话是入情入理的。
　　1940年夏，新婚才三个月，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准备万一。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斗争。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呤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这是一种动人的情感。

　　　　　　一对乐学不疲的夫妻

　　1949年夏，陈毅在胜利地指挥了上海战役后，张茜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上海，与陈毅共享革命胜利的喜悦，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知识和人才，陈毅向来重视知识和人才，张茜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十分感人的学习劲头。建国之初，张茜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宣教股长。为了提高俄语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旁人，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俄专学习。虽然后来由于患了肺结核而被迫休学，但仍然坚持自学，终于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能胜任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陈毅对此极为赞赏。他在致双亲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并且由此而生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他在信中说：“张茜已到北京俄专学习，定今年底结业。彼能完成俄文修业，此后即可担任俄校教务和通译。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本来，她在革命阵营服务已近十五年，历任科员、科长、政治协理等职，并又任上海俄校教务副主任。她如果继续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评薪水，亦将得团级待遇，可得月薪四百单位。
　　但仍主张其再学一年，养成专门俄语人才，才更能切实可靠，有巩固的发展前进。……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几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悉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不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陈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至亲，也是同样律己的。他一生好学不倦，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新知识的追求。一九五三年五月，他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负责高级学习组的组长写了一封信，生动地反映了他学而不厌的精神。信中说：“因事不果，要推迟至五月底或六月初才能回来，请不因此影响解答问题之进行。我病了一周，顷已恢复，仍按时阅读并做学习题目。”在病中仍学习不辍，并动手作业，丝毫不因自己是位高级领导人而懈怠，更不因自己学识渊博而有所自满。难怪大诗人柳亚子要赞誉他是“兼资文武此全才”。形势愈是向前发展，他就愈感学习的重要。1957年4月，正当我国在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面临着行将到来的新时期（虽然这种历史进程由于失误而推迟了20余年），他在一篇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中说：

　　“想到我自己年近六旬，又当着1957年的现代，我个人的知识是如何的不足，是如何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便知道先驱者的伟大处和他们认识问题追求真理的艰苦。”因此，他特别强调应学习李大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正是这种基于对共同目标和对知识的渴求，陈毅和张茜在精神的交流上是极为和谐的，镌刻在张茜使用的铜砚上的铭文正是这种和谐的精神交往的产物：
　　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
　　铭文由张茜拟制，但其构思显然可以从陈毅《感事书怀》的诗篇中获得启迪，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起初写照。陈毅亲笔书写了这则砚铭。

　　　　　　有趣的关照

　　有一次在北京，开完一个重要会议之后，时已中午。周恩来总理毛遂自荐，要当东家，自己掏腰包，请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特地派人打电话，把两位元帅的夫人张茜和薛明请来作陪。为了助兴，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买来一瓶茅台酒。一打开瓶塞，一股醇番的酒味扑鼻而来，直浸人的肺腑。陈毅品尝了一口，连声赞道：“好酒！好酒”。
　　酒过数巡，陈毅脸色红润，象关云长的面色，晶莹的汗珠，闪亮着，挂满了脸庞，有的竟滴落下来，洒在桌面上。这时，张茜连忙用左脚踩了一下陈毅的右脚。踩者轻轻，被踩者却用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贺龙忍不住放声笑了，总理忍不住放声笑了，张茜呢，羞红了脸儿，也忍不住漾起一阵笑声。

　　　　　　“逆来顺爱”

　　作家铁竹伟曾经叙述过一件罕见的“逆来顺受”的故事。
　　这个事件的主人是张茜和陈毅。事件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稍后的一天。
　　那一日，陈毅请华东区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来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作出邀请他们的临时决定。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
　　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干！
　　没有吃菜，也没有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子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他顿了顿又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
　　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欺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
　　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份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十年携手共艰危

　　60年代初，陈毅在反“右倾”运动后，率先以明白无误的言词批判左倾错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们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陈毅之为陈毅，就在于虽也“有些害怕”，但终究不顾这种害怕而说了他要说的话，做了他要做的事。在他一生的某些“忧患”时期，张茜作为他的伴侣和战友、在精神上一直是忠贞不二的支持者和慰藉者。还在1943年秋，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离开了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张茜在亲人别离的困境中，以极大的毅力承受各种压力，她的心始终向着她所深爱的亲人。“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触景生情，张茜写下了真切动人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缕缕情思。1954年仲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张茜向陈毅谈起往事，陈毅感慨系之，在《流水日记》中写了这段肺腑之言：“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愤事。此语信然。”
　　陈毅一生的“忧患”莫过于在十年内乱中奋起抗争而遭到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陈毅在横遭磨难的晚岁逆境中，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鲁迅在晚年曾赋绝句赠许广平，用来作为陈毅和张茜的写照也是恰当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动乱初期，江青炙手可热。陈毅断然拒绝了她的拉拢，对这位无德无才的“夫人”干预时政极为反感。张茜则对江青邀她坐主席台的举止洞若观火，对陈毅说：“我们无须为过关而投靠任何人，也无须任何人特殊照顾！”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使他们在动乱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虽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乃至自己的生命。
　　自所谓“二月逆流”之后，陈毅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
　　八届十二中全会，便完全离开了领导岗位，赋闲在家。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销蚀锐气，他们“闭门心若水”。这期间集中读了许多书，“九大”之后不到半年，陈毅被流放到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