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陈赓大将》中的王根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王根英不仅仅是一位贤妻良母，而且是一位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多次组织过纱厂工人罢工，担任过全国总工会组织委员兼妇女部长。央视在“永远的丰碑”系列节目中，曾以“工人阶级优秀代表”为题，对她进行了介绍。

　　从纱厂女童工到工运女杰

　　1906年，王根英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那年，年幼的王根英为生活所迫，顶替别人的名字进了上海怡和纱厂当童工。当时纱厂多由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残酷剥削工人。王根英每天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连续工作12小时，年复一年，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923年是上海党组织飞速发展的一年，怡和纱厂是沪东区党支部的活动重点。王根英和不少姐妹都参加工人夜校的学习，她们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4年，怡和纱厂成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王根英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因为厂里当时尚无党组织，作为团支部书记的王根英便担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任务。在中共沪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王根英领导团支部组织工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这场罢工于1924年6月开始，共有六七千人参加，最终取得胜利。很快，王根英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王根英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5月30日，全国性的爱国反帝运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6月1日清晨，怡和纱厂7500多名工人在王根英等人的带领下，参加全市各界1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1926年，为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根据赵世炎、汪寿华等人的指示，王根英领导怡和纱厂工人首先发起罢工，对英国资本家进行反击。这场罢工坚持了4个多月，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以后，英、日资本家开始向工人反攻倒算，王根英成为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并很快遭到逮捕。王根英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每个车间。工友们愤怒了，在党团员的带领下，他们组成上千人的队伍，来到巡捕房解救王根英。面对请愿的工人，巡捕房探长命令巡捕向工人射水枪。巡捕使用了全部水枪，未能驱散工人，探长怕事态闹大，再次爆发像“五卅”运动那样规模的罢工不好收场，只得释放了王根英等人。

　　但王根英等人的党团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不久，党组织安排他们撤离怡和纱厂，王根英被党组织安排到沪东区委从事妇女工作。不久，她到上海总工会担任组织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王根英当选为市政府委员。火热的斗争，把王根英锻炼成为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党的中坚分子。不久，她作为上海党代表，前往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同的革命理想，让王根英与陈赓的心走到一起

　　早在1923年，王根英就认识了此后与她的命运休戚相关的陈赓。当时，陈赓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教员。课堂上，陈赓的讲解深深打动了学员，王根英听得如痴如醉。课余时间，陈赓又与学员们打成一片，了解学员们的思想动态。

　　王根英美丽漂亮，举止洒脱大方，陈赓十分赏识她。他曾大胆地表示对她的好感，还几次到王根英父母住的破旧棚户区去看望他们。陈赓聪明过人，来到上海的时间不长，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很难听出他是外地人，这对他结交朋友开展工作帮助极大。陈赓用上海话拉家常，王根英的父母很是喜欢他。但当时王根英的心思都扑在工作上，不愿考虑个人情感问题。

　　1927年，陈赓和王根英都作为代表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向她表白。在一次听报告的过程中，陈赓拿出一张纸条，写下：“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陈赓。”写罢，他把纸条递给王根英。王根英虽然心里暗暗喜欢陈赓，但并不认同他这种求爱方式。她把陈赓写的纸条贴在了身边的墙上，然后继续听报告。陈赓不肯罢休，继续写道：“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作我的妻子！”王根英如法炮制，又贴到了墙上。陈赓的“调子”越来越高：“根英，我发誓娶你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陈赓的这张纸条王根英连看都没看，就直接贴到了墙上。

　　此时正好休息，大家都围拢了上来。有人开玩笑说：“王根英，你这样处理情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陈赓顽皮地说：“我看总不是反对吧！她正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陈赓正在向她求婚呢！”王根英“严肃”地问陈赓：“你别太自信！我为什么要嫁给你？”陈赓是一位乐观幽默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有何困难、有何险恶，他均笑嘻嘻，乐呵呵，妙语连珠，无拘无束，一言既出，四座生风，人称“军中幽默大师”。陈赓这时充分发挥他的幽默才能：“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这还不好回答？因为我爱你嘛！再说，我们郎才女貌兼女才郎貌，志同道合且有感情基础呀！”陈赓求爱这件事轰动了大会，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陈赓不懂恋爱的艺术，求爱不讲策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出面找王根英谈话，王根英羞涩地答应了。中共“五大”结束后，经党组织批准，陈赓和王根英在武汉结婚，成为一对革命夫妻。

　　“五大”后，5月间，王根英又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尔后，王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还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并且被调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斗争岁月见真情

　　1927年8月1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24日，陈赓在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途中的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10月中间，陈赓历尽千难万险，经过汕头、香港来到上海疗伤。

　　自从在武汉二人分别以后，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信息。如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历尽艰险来到上海，便把他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了解陈赓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当时王根英正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交通，时常到医院探视和照料陈赓。牛惠霖大夫和他弟弟牛惠生的医术高超，按照陈赓的愿望，把折断的腿骨重新给他接起来，保住了这条多处负伤的腿。

　　1928年4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成立了中央特科。在中央特科的下面，设有情报科（二科），陈赓曾在苏联学过保卫工作，因此被任命为情报科长。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不仅自己和陈赓住在一起，还把自己的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带来，组织了一个大家庭，作为掩护，以避免敌人起疑心。第二年，王根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侦探和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每次都须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在此期间，王根英机警地掩护着陈赓，有力地保障了他的安全，使他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王根英自幼生长在上海滩，很早就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平时，她细心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无论是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或是遇到便衣特务的打探，她都能够机敏地对付过去。她对同住的弟弟、妹妹，也经常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弟弟王心昌还帮助陈赓送过信。

　　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王根英从不让知非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趁大人不注意，独自跑到街上去玩。他看到“红头阿三”（按：指的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枕头下的枪，便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觉，他盯上了知非，紧跟他到陈赓家门口。这时，王根英正好出来寻找知非。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王根英想到可能是知非童言无忌，泄露了机密，便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为王根英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印度巡捕信以为真，就离去了。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顾顺章叛变以前，陈赓同顾顺章工作关系密切，不仅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顾顺章都晓得，他的亲友顾顺章也都认识，这事发生后，周恩来便叫陈赓隐蔽起来，免遭敌人暗算，不久又派他去天津。在天津工作3个月后，陈赓被党组织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王根英带着孩子留在沪东区坚持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区找到王根英，转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且指定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此，王根英投入紧张的抗日斗争中。她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日夜不停地奔忙着。1932年，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调去担任部长，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夏之栩任女工部秘书。她俩带着知非住在英租界的一个房子里。王根英几乎每天都往工厂里跑，她走后孩子就由夏之栩照看。

　　不久，陈赓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来了。原来，在1932年秋的新集（今新县）胡山寨战斗中，陈赓右腿膝盖处负重伤。10月，当红四方面军越平汉路西进的时候，陈赓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医治腿伤。陈赓这次来到上海，又是经过王根英找到党组织的，也还是在牛惠霖医院里治疗的。陈赓腿伤治愈后，准备在1933年3月下旬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原决定王根英和他一同前去，王根英心里非常高兴。不料在他们动身前夕，陈赓突然因叛徒出卖被捕。王根英看到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忽然又得知陈赓被捕的消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4月1日，敌人将陈赓押解到南京去。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头晕眼花，支撑不住，她和怀里的知非从酒楼上掉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知非摔下来的时候，被下面的人抓住一只脚，因而保住了性命，但却把脑袋摔破了个口子，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此后，王根英在母亲家里住了几天，又到上海郊区乡下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才又回到上海，设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蒙难之后喜相逢

　　1933年六七月间，王根英的病渐渐好了，便从郊区回到上海市区通北路家里，一面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一面找工作。同年12月间，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在家里被捕，被押送到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关押在这里的，还有早先被捕的帅孟奇、夏之栩等人。1936年秋，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调出，都转移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

　　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这个时候，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学生并且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王根英怡和纱厂的工友）向周恩来报告说：王根英仍在狱中，还被关在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会把她接出来的！”

　　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一起来到南京晓庄“反省院”。周恩来看了“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夏之栩和张琴秋三个人的名字（其他同志在被捕后改了姓名），对这个“反省院”的院长说：“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满口答应，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叫出来。王根英她们在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时候，都被这意外的会见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她们才都如梦初醒，非常高兴地迎上来，把关在这里的其他同志的真实姓名做了汇报。周恩来同她们略事寒暄、亲切问好后，转向这里的院长说：今天先把她们三人带走。院长立即表示同意。

　　站在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若要出去，须得经过顾祝同的命令。”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建议：熊天荆有病，可以让她顶替张琴秋先出去。院长又同意了，特务却提出：要走，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担保，可以吗？院长连连点头说：行，行！周先生要保还能不行！于是，马上填了保单。周恩来又说：我能不能和大家见见面？院长又是满口答应，立即就叫关在这里的政治犯都到礼堂集合。周恩来和叶剑英向这里的全体政治犯作了形势报告，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还说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也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并且在南京、重庆、西安、武汉等地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周恩来还告诉大家：不久，你们即可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报告鼓舞了全体政治犯的抗日热情，受到热烈的欢迎。

　　报告会结束后，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三人到牢房收拾好了东西。周恩来等回去后就派车来，把她们接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她们一到八路军办事处，就忙着营救当时关在各处监狱里的政治犯。夏之栩、熊天荆和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几个男同志出面，一起办理了出狱同志的手续。以后，从南京的“反省院”、“军人监狱”、苏州监狱和上海的监狱里，陆续出来了200多个难友，其中有许多人陆续到了延安。

　　这个时候，红军正在陕西三原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和他的部队也驻扎在这里。王根英出狱后不久，周恩来把她带到西安。8月26日，王根英又由西安转往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与陈赓团聚。见面后，他们悲喜交加，激动得热泪盈眶。8月27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日意，大家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达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能作竟夜长谈，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中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始终坚持党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不可动摇了。”

        血染的战地爱情

　　王根英见到陈赓之际，正值八路军出征前夕，部队正在忙于整编。陈赓被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开往山西前线抗日。王根英回到延安后，进入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中华报》社工作。随着华北战局的发展，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各战略区胜利展开。王根英渴望到华北前线去体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一再向组织要求到前方去工作。

　　1938年秋，党组织批准了王根英的请求，派她到太行山区129师工作，被分配到师供给部主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1938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386旅主力越过平汉线，开进冀南地区。王根英所在的财经干部学校也随部队东进。1939年1月，日军抽调3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主力带领冀南根据地的地方武装，立即展开极其激烈的反“扫荡”斗争。1月14日，陈赓和王根英在战地意外相遇。王根英把自做的棉坎肩交给陈赓，并亲切地说：“用我自己的津贴，从老乡家里买的棉花和布，亲手缝做，你穿上准暖和。”陈赓接过坎肩，深情地说：“知我冷热者，王根英也！谢谢王根英同志兼夫人。”说着，陈赓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1939年3月以后，敌我斗争重点逐渐转向山地，冀南反“扫荡”已近尾声，财经干部学校跟随部队主力越平汉线西进，转往太行山区。学校从南宫附近开始行动时突然与日军遭遇，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把这所学校的一部分人冲散了。王根英因为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后面，她便把这部分伤病员带到129师供给部去。3月8日，王根英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东南的前后王家。这天，日军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南宫地区，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分配给她骑用的一头骡子牵到卫生队来给伤员骑，自己徒步随警卫部队一起突出重围。王根英冲到村外后，却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她着急地说：“不好！还有一笔公款没有带出来！”说毕，她便毅然独身向村中奔去。王根英在驻地将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时与日军遭遇。同志们清楚地看见她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时，她已经壮烈牺牲。她的身上，有弹洞也有多处敌人的剌刀洞痕，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这个时候，陈赓正率领386旅越平汉线西进。通信员送上一份电报，他一看：王根英在掩护战友撤退时壮烈牺牲！陈赓忍不住痛哭失声，猛地拔出手枪，冲着天空“砰砰砰”射出愤怒的子弹。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陈赓大病一场，持续高烧，半个多月的昏迷，嘴里常常喊道：“王根英！王根英！”陈赓还对战友说：“我要为她守节三年！”陈赓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王根英牺牲三年后，他才重新考虑再组家庭，与傅涯结婚。

　　1961年陈赓逝世后，傅涯抽空整理了陈赓的日记和文字材料，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更令人敬佩的是，她还四处奔走，亲笔撰写了翔实生动的王根英烈士传——《报国何计女儿身》，发表在《红旗飘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