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耿介拔俗，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对后世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他的“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婚恋观念也对后世的“男女平等”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蔡元培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由“六礼”到中西合璧，再到婚姻自由、平等，其间充满着传奇，也正好印证了他本人一生的思想变革及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婚礼之前从未谋面

　　蔡元培，1868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他从小接受的是旧式的文人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1889年，也就是中举人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第一位夫人王昭。当时的婚礼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旧式结婚礼仪进行的。和大多数人一样，蔡元培在婚礼之前，从未与王昭见过面。

　　王昭，浙江会稽人，大蔡元培一岁，婚后两人的生活，并非如鼓琴之瑟，相敬如宾。由于王昭素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凡坐席、食器、衣巾等都禁止人触摸。每次睡觉前必须要求先脱去外衣，然后脱去衣裙之类，再用毛巾擦拭头发等等，而且王昭花钱也极为节省；而作为丈夫的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非常讨厌王昭的一切繁琐之事，因此两人婚后经常会为一些很琐碎的小事而发生口角。

　　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就这样一晃过了七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

　　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是恭敬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时不时地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我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自己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啊？”而王昭总是很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习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前后，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开始越来越多地渗入古老的中国血脉。这促使身在文化前沿的蔡元培开始对婚姻和家庭进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结合自身经历写出了奠定其后来女权思想基础的《夫妻公约》，详细地说明男女关系分目交、体交与心交，特重心交。所谓心交，指夫妇同心，两情融合。蔡元培决定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修复情感裂痕，让大家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事实上也是如此，蔡元培与王昭也维持过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奔波劳碌，身体虚弱的王昭在这一年因病离开了人世。刚刚尝到婚姻甜头的夫妻自此阴阳两隔。蔡元培悲痛不已，作联哀挽：“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纩，不堪遗恨竟终身。”“天足将完，鬼车渐破”，指王夫人理解《公约》后，开始解放缠脚，破除鬼神迷信，不料却遽然去世，使蔡先生不胜悼亡之恸。

　　第二次婚姻：一幅画结缘作画人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刚满32岁。这时的蔡元培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颇有名气了，故王昭去世以后，前来给他说亲的人络绎不绝。蔡元培虽与王昭不甚和谐，但故人已去，夫妻之恩却不敢点滴忘怀。为防媒人扰其清净，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他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份奇特的征婚启事，张贴于自家的墙壁之上：

　　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天足；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了，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天足、改嫁、离婚”，这些骇世惊俗的字眼竟出自翰林之手。消息传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他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做法无异于在向封建陋俗开战，昔日的媒人们一个个吓得退避三舍。蔡元培的这份“征婚启事”无疑是向社会表示他要为自己做主，求得一个如意自由的婚姻。

　　1901年，蔡元培只身离开绍兴，到余杭办学，受友人之邀，去叶君府上做客。叶君出身余杭望族，书香之家，藏有许多书画作品。宴毕，叶君力邀蔡元培赏画。蔡元培当年虽在国学领域独步天下，但是对字画古玩却着意不多。叶君原想等这位国学大师说几句赞语，却不想蔡元培独独立于一幅工笔画前流连忘返。见状，叶君将蔡元培拉回桌旁笑问道：

　　“孑民兄，征婚启事贴出已一年有余，不知是否已经找到意中人？”

　　“叶兄难道不清楚那是拒人之辞，何故重提此事？”蔡元培回头望着叶君含笑反问。

　　“君若至今未有意中人，愚弟便要斗胆做媒了。”

　　“天足？识字？敢再嫁？”蔡元培开怀一笑。

　　叶君也知蔡元培一向豪放，玩笑但说无妨，但他偏正色娓娓说道：“我介绍的这个女子虽不一定三绝俱全，但肯定是女中巾帼。此女16岁丧母后卖画抚养其弟可谓贤雅，17岁刲臂和药以治父疾，可谓孝烈。其父黄尔轩是江西名士，可谓出身名门。只是……”

　　未等叶君将话说完，蔡元培便指着墙上那幅工笔画道：“莫不是那幅画的主人？”

　　叶君击掌一笑道：“正是。此事若成，真算一段奇缘！”

　　蔡元培再笑，继而说道：“且慢，你的‘只是’还未说完呢。”

　　叶君看了蔡元培一眼，说：“只是她是不是天足我不敢定论。不过这女子因是我同乡，我倒也见过，她相貌清丽雅致，身材娟秀，虽不能说有倾城之艳，但其温婉谦和、蓝质慧心却殊绝当世。”

　　蔡元培听完收起笑容，肃然起身，再次伫立于那幅工笔画前。此画无题，以花鸟构图，运笔流畅，笔锋轻柔，着色淡雅却也静中有动，花鸟与远天相衬，略见忧伤……凝视良久，他才转身问叶君道：“黄仲玉？仲玉是她的字？”

　　叶君凝视蔡元培良久，笑着点头：“此女确叫黄仲玉。怎样？这杯喜酒我可讨定了。”

　　在叶君的撮合下，蔡元培结识了黄仲玉，并大胆追求，两人你情我愿，结婚的事情自然提上了日程。蔡元培要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忙坏了远近的亲朋好友。但蔡元培与黄仲玉商定，不在婚事上铺张，而且一定要免俗。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并且一扫以往的繁琐仪式，只举行了个小型的演说会来代替闹洞房。

　　蔡元培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的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而且这种做法不仅标志着蔡元培思想上的进步，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新思想和新思潮的兴起。

　　1904年，蔡元培组织成立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他又加入了孙中山成立的“同盟会”。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他四年海外留学的生活。期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书中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蔡元培从最初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翰林学士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功不可没。1920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他出发之前，黄仲玉已经有病，但她力劝丈夫如期出发。可就在蔡元培到达瑞士的时候，传来了夫人去世的噩耗。蔡元培悲痛欲绝，含着满腔的泪水，写下了那篇不朽的祭文《祭亡妻黄仲玉》：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第三次婚姻：相差廿余载的师生恋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变化。1921年蔡元培考察归来，一踏入上海，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拜访，但蔡元培却无心涉入这混乱的政局，并做好再度留洋、潜心治学的打算。此时，昔日故友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致电邀请他赴宴，蔡元培欣然前往。

　　徐新六设宴，却只有他们两个人。蔡元培觉得甚是奇怪，想这徐先生定有别事。酒过三巡之后，徐新六终于直奔主题。他笑问：“新六斗胆问先生一句：黄夫人仙逝之后，威廉（蔡元培的女儿）亦将另有生活，而夫人所留两个公子一定无人照料，不知先生清寂几年之后可有续娶之意？”

　　蔡元培有些惊讶，继而伤感地笑了一下说道：“已至暮年，何谈嫁娶！人生早算是灰冷过了，只盼过一段隐居的生活，远离红尘才好。”

　　“听说先生即将远渡重洋，不知要将两位公子带在身边，还是送回绍兴老家寄养？”

　　听到这里，蔡元培倒是一震。是啊，远渡重洋的事都早已在安排之中了，两个孩子的问题，自己却从未做过周详的考虑，到底是该带在身边还是送回故乡呢？

　　蔡元培一时皱了眉头，竟不知如何作答。

　　徐新六又说：“穿衣吃饭，浆洗缝补，你身边总得有个人照料吧？不然，你这满身的学问如何做起呢？”

　　说到穿衣吃饭，浆洗缝补，蔡元培一下子就想起了近日一直伺候在身边的自己的女学生周峻。周峻虽是自己的学生，却也是个女子，三十好几的人了，一直待字闺中，倒不知她究竟是怎样的心思？看她的眼神形态，对自己颇是有意的，但言语之间从未表露，或恐是羞于启齿吧；儿女们若能得到周峻照料，也算是一种福分；这周小姐不仅聪明贤惠，而且更是才貌双佳之人，且等一等再说吧……想到这里，蔡元培就笑着说：

　　“还是算了吧，我已是54岁的老人，不能再拖累别人，但我蔡某还是感谢您的这番美意！承蒙关爱呀！”

　　“先生……”徐新六还待再说，蔡元培忙举手拦住说：“多谢多谢！还是不劳费心吧。”

　　却不想这徐新六也是个倔强之人。一是他敬重蔡元培的为人，二是同情他的生活清苦，再者，提亲之事乃是受人之托，成人之美亦是善举。几日之后，徐新六再约蔡元培，谈的还是老话题。蔡元培也非常感激徐先生的仁义之心，便应了他的要求，但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本人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二、年龄略大；三是熟谙英语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者。”

　　蔡元培心想这下可以把他唬回去了。没想到徐新六一脸灿然地满口答应下来：“没问题，没问题，并且我还可以给您增补几个条件：第四是贤惠且极赋爱心；第五相貌可人，亲切，勤勉；第六……”

　　“好了好了！”蔡元培虽为吃惊，但也还是笑着问道：“此人何籍？”

　　“祖籍南京，幼年在富阳新登和杭州长大，擅长写诗和绘画，性格文静贤淑，年龄三十有三。说起来您可能认识，她曾是您的爱国女校的学生，因她家与我母亲关系甚密，因此托我保媒。细说您可能会想起，早前她还曾到北京府上拜请过您及夫人，您还亲自在她的工笔仕女图上题过诗呢！”

　　蔡元培听完大惊失色：“你说的可是周姓女子？”

　　“正是。她大名周峻，字养浩。仰慕恩师有十年之久，且立誓不嫁，也算是节烈女子。她目前正在上海，如若先生有意，明日即可安排相见。”

　　蔡元培一时间听得哑口无言。此时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无尽的往事之中。蔡元培的心情非常复杂，但还是欣然接受下来。

　　自从徐新六做了媒人以后，周峻倒是不再接近蔡元培。婚期正在一天天临近，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最终走进了简朴而新式的婚礼，这也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

　　这次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纱。在婚礼的宴席上，蔡元培还向大家讲述了他和周峻的恋爱经过。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哲学纲要》。每临黄昏，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结伴而游，吟诗赏月。名震海内、叱咤风云的蔡元培，终于过上了恬静祥和的家庭生活。

　　1940年3月5日，也就是周峻50岁生日的前两天，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一代宗师就这样静静地魂息香港。周峻把对蔡元培的一生之爱倾于一尊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其上刻有蔡元培所题之诗：

　　唯卿第一能知我，

　　留取心痕永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