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主张和行动，如其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没有人格的人，不配谈什么运动，主张什么主义；就是配谈，配主张，也休想对于他人有什么影响和效力。”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对真理的求索和坚持贯穿他一生的革命生涯，尤其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时刻。他的不唯上只唯实的一身正气，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党性，正如他所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一生中坚持真理有两件突出的事，一是遵义会议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对此，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评价：“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们的“作用很大”。二是庐山会议进言直谏。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科学的总结，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的科学分析，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方针的代表，它不仅在当时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有指导和警戒的意义。1969年10月，张闻天以“张普”为化名被遣送到广东肇庆，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寂寞而孤独的监管生活。在此期间，他将列宁“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虽身处逆境，却仍孜孜不倦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到1974年，他已完成了近10万字的文章和笔记，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理论家的胆识和情怀。他说：“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张闻天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气概，为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

       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坚强的党性，一个重要标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20世纪30年代初，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中共党内曾泛滥一时，张闻天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所以他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负有一份责任。他本人对此从不讳言。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深刻地进行了自我反省和解剖，真心诚意地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他说：“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深了解到”，究其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地了解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他在后来阅读列宁著作时曾批注道：“敢于承认失败、错误，并从中学习，非常重要！”

       张闻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认真、深刻地从实践中总结失败的教训，从此摒弃错误转变到正确的方面来，再也没有犯过大的错误，甚至在党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他都基本保持正确的观点。“文革”开始后，张闻天因“历史错误”遭受一次又一次批斗，仅1967年一年，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者在记录上签字，或写材料等共219起。但无论是对待辱骂、恫吓，还是对待引诱、哄、逼，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省自己当年的错误，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还主动承担历史责任，从不推诿塞责，保持了一个革命家的尊严和人格。

       “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对待“名”与“利”的态度是检验一个党员、尤其是一个领导干部无产阶级党性的“试金石”。以此来看张闻天，他无疑是共产党人最高党性的楷模。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张闻天一生竭忠尽智为党和人民工作，但他从不揽权“恋栈”。他不争名，不争利，能上能下，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进退。据杨尚昆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当时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张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当时毛泽东认为自己参加军事指挥比较好，于是这个总书记就空缺了20多天，直到中央常委会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挑起这副担子。

       从1935年2月起到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书记止，在长达８年的时间里，张闻天曾两次主动让位。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借故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提出军事领导问题，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张闻天主动表示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但毛泽东鉴于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且有野心，没同意张闻天这么做。另一次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曾向毛泽东表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但是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个提议。毛泽东认为张闻天作风民主，能顾全大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更有利于工作，“暂不议此事为好”。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宣传教育方面，之后又担任了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专心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认为这是最适合于他的工作。王震曾撰文缅怀张闻天说：“在延安，毛主席一次同我谈话，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我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闻天同志。闻天同志连声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张闻天的不争权，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因为他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的胸怀和坚强的党性，他一心为党为民，没有个人的野心和权欲，所以才能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

       “你们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1955年，张闻天从驻苏大使任上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因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国后就由中央办公厅按照级别待遇配车、配警卫员。但张闻天谢绝为他配备高级的“吉斯”车，说有一辆“吉姆”就很好了；同时他还拒绝为他配备一个班的警卫，减半为6人。按当时规定，他的住房中本来应该铺上地毯，他又一次拒绝了。不仅如此，他的夫人刘英随同回国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论级别也是高级干部，应配备专车，张闻天却以两人上下班可以一同走为由，提议撤销了刘英的专车，表示另有公务时再临时打电话要车，不必浪费。

       张闻天有一儿三女，但他从不为任何一个子女谋私利。他不止一次告诫子女：“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你们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有一次，他的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谁知父亲一点也不妥协，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停在原地。张虹生只好怏怏地下车。

      20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因离校时间已久，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一口回绝：“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到新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并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的晓庄农场落户。

       张闻天的大女儿始终是普通农民，二女儿原在外交部做打字员，后来政府实行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下放锻炼，他带头把二女儿精简到工厂。

       张闻天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也是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的一生。他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具有崇高的伟人风范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是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