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因列强入侵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重新找回了民族自尊与自信，成为中华民族由孱弱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和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翰章”

       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由东北进而华北，扩至华中、华南，一度波及西南诸省，先后扶植“满洲国”“蒙古军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伪政权，竭其所能离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图实现分裂中国、灭亡中国的阴谋。东北地区各族民众率先组织了诸多抗日团体和形式多样的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侵略者。1936年2月正式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除汉族外还有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充分体现了多民族团结抗战的特点。至1937年10月，抗联先后编组了11个军，兵力达两万余人，被日本侵略者视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东北地区的满族群众在抗日斗争中奋勇当先。抗联第3至第9军和第11军转战于满族聚居的松花江中下游与牡丹江一带，大批满族群众踊跃参加。其中，师以上领导就有赵尚志、陈翰章、王光宇、张兰生、关化新、伊俊山等。

       陈翰章，1913年生于吉林敦化。“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开展爱国反帝宣传。1932年秋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吉林抗日救国军。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陈翰章率部以镜泊湖为中心，转战于宁安、额穆、延吉、安图、汪清等地区。他足智多谋，屡立战功，威震敌胆，被誉为“镜泊英雄”。

       1938年7月，陈翰章率部袭击宁安北湖头水力发电站，焚毁日军守备队的营房和工程事务所，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解救了大批中国劳工，致使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的水电站工程陷于瘫痪，被迫停工。

       1939年7月，抗联第2军第4、第5师改编为第1路军第3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8月下旬，第3方面军准备攻打安图县城。因叛徒告密，守敌加强了防卫。陈翰章决定转攻大沙河镇，以“围城打援”之计，消灭安图和明月沟出援之敌。24日，第3方面军突袭大沙河，歼敌百余人，并将镇内日本洋行货物全部没收。由安图县城开来的日伪军在距大沙河1公里处的南岗遭第2方面军一部阻击，伤亡惨重。午夜，日军宫本“讨伐队”由明月沟开进安图县城。陈翰章判断敌人必将返回，遂在柳树屯东南道路两侧设伏。25日13时许，宫本“讨伐队”百余人乘5辆汽车驶入伏击区域，遭猛烈袭击。除6名敌兵乘1辆汽车逃跑外，余者包括宫本队长在内皆被击毙。9月，陈翰章率部在敦化寒葱岭截击日军“讨伐队”，毙俘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以下百余人。当地群众传颂着：“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翰章。”

       从1939年秋冬季起，日伪军对抗联第1路军实施更为频繁和残酷的“讨伐”。抗联战士缺衣少食，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与敌人搏斗，包括杨靖宇在内的许多官兵在异常惨烈的战斗和饥寒交迫的困境中牺牲了。到1940年底，陈翰章身边只剩下十余人。12月8日，陈翰章转战至镜泊湖南湖头附近小湾沟密营，被日伪军重兵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丧心病狂的日军残忍地割下陈翰章的头颅，送往伪满洲国邀功，后被存放于关东军司令部医务课，作为医学标本保存。陈翰章的尸身则被日军运回敦化县游街。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陈翰章的尸身葬在半截河屯的山坡上。解放后，陈翰章的头颅安葬在哈尔滨市烈士陵园。直到2013年，陈翰章诞辰百年之际，他那颗高昂的头颅终于回归故里，身首得以合葬。

        “八女投江”中的朝鲜族女战士

       抗战期间，东北朝鲜族人口约120万人，主要聚居在吉林东部的延边和辽宁东部的兴京及黑龙江的阿城、海林、饶河等县。汤原、饶河、密山、珠河、宁安抗日游击队中，朝鲜族干部居多。抗联的11个军中都有朝鲜族战士，其中第1、第7军的朝鲜族战士占到半数，不少还担任了军、师级指挥员，仅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就有李红光、李东光、朴凤南、许亨植等。名垂千古的“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李凤善便是朝鲜族女战士。

       1938年初，日军以第4师团为主，调集伪军3个旅又4个团，共5万余兵力，对活动在佳木斯地区的抗联实施大规模“讨伐”。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抗联第2路军主力680余人西征，以打通与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和挺进到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

       8月，第2路军所属第5军到达五常县，遭日伪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伤亡严重。第5军第1师突围后，决定向依兰、方正地区折返回到牡丹江沿岸。10月，第5军妇女团随第1师进至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畔。在异常艰苦的西征中，妇女团大部分官兵牺牲，此后又由30余人锐减至8人。她们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抗联第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那天夜里，部队露宿在林口县三家子北部的柞木岗。这里是牡丹江与乌斯浑河的分水岭，大、小关门嘴子山隔水相望。周围几十里人烟稀少，比较僻静，是抗联的秘密交通线。由于大雨滂沱，河水暴涨，渡船又都被敌人毁坏，部队无法渡河，准备次日拂晓由附近渡口过河，到依兰密营寻找第5军军部。

       黎明时分，第1师整装待发。师长命令妇女团8名女战士先行过河。就在她们准备渡河时，宿营地枪声大作，1000余名日伪军从后面突然袭击上来。

       第1师立即投入突围的恶战中，向柞木岗山里撤退，8名女战士被阻隔在岸边，前面是滔滔江水，后面是敌人追兵。冷云毅然命令：“同志们，快向敌人开火，把他们引过来，让大家突围。”

       果然，敌人见背后受袭，立即调转枪口向河边扑来。冷云、安顺福等8人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敌展开激战。由于她们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第1师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追击，转移进山里。

       但冷云、安顺福她们却被敌人围困在河边。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八位女英雄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毅然毁掉枪支，挽臂跳入翻滚湍急的乌斯浑河，集体沉江，壮烈殉国，彰显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威震敌胆的回民支队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回汉矛盾，大肆鼓吹“尊崇回教”“回民自治”，妄图建立伪“回回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共同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回族群众的拥护和响应。他们响亮地喊出了“天下兴亡，穆民有责”“争教必先争国”“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口号，纷纷拿起武器，建立武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谱写了一曲精忠报国的英雄赞歌。在大大小小数十个回民支队、骑兵团、游击队、基干大队中，尤以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最为出名。

       冀中回民支队的前身回民教导总队，是1938年7月由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和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而成。在马本斋的领导下，冀中回民支队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推磨战等游击战术，巧妙打击敌人，战果辉煌。马本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被回民支队打得心惊胆战的敌人恼羞成怒，将马本斋的母亲抓起来，强迫她给儿子写信劝降。马母严词拒绝：“杀剐存留，全凭你们，要我写信万万不能。”这位英雄母亲绝食七日而死。马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舍身为国的英雄壮举令冀中抗日军民为之动容，激励着马本斋和他的回民支队更加坚决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成长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抗战期间，冀中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敌3.6万余人，被毛泽东称赞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年仅43岁。毛泽东题写挽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赠挽词：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的挽联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渤海回民支队是一支活跃在冀鲁边区、威震敌胆的抗日回民武装。前身是1940年8月成立的冀鲁边军区回民大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回民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拔据点、挖公路、扒铁道、炸桥梁，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队伍也由初建时的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至抗战胜利，渤海回民支队共作战百余次，攻克大小据点40多个，歼敌2500余人。

        “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

       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边陲，地域辽阔，丰富的物产资源令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三尺。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就企图把内蒙古纳入其势力范围。1913年至1916年，两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均遭失败。“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的主要城镇及铁路线为日军侵占，并建立了兴安伪政权，疯狂掠夺当地资源。为增加财政收入，还强迫当地民众广种鸦片，牟取暴利。随后又阴谋挑拨蒙汉民族关系，鼓动、扶植蒙古封建王公上层进行“独立”“自治”运动，妄图建立所谓的“蒙古国”傀儡政权，成为其“以战养战”的经济基地。

       蒙古族人民不甘外侮，组织了义勇军、蒙汉民族抗日联合会等，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正如毛泽东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中指出的：“蒙古族素以骁勇善战见称于世，若一旦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于内蒙古之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中共内蒙古特委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领导当地的抗日斗争。1936年2月21日，在我党组织策动下，伪“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千余名官兵举行武装暴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族抗日武装的一部分。1938年秋，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从山西五寨出发挺进大青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了蒙汉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西公旗女王奇俊峰率蒙军驰骋抗日疆场，被誉为蒙古民族的巾帼英雄。

       奇俊峰，1915年生于阿拉善和硕特旗定远营的一个蒙古贵族家庭。其父是人称“小三爷”的德钦伊沁诺日布（汉名德毅忱）。德毅忱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较深，于1927年发动以推翻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为目的的革命事变，成立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后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而失败，并被以“红党分子”罪名迫害致死，其长子亦被枪杀。

       父亲和兄长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壮举，深深影响了奇俊峰。她自幼习文练武，蒙汉文兼通。19岁时嫁到乌拉特西公旗，当上石王福晋。1936年石王病逝，奇俊峰成为执掌西公旗军政实权的女王——护理札萨克。

       西公旗地处包头和五原之间，是德王百灵庙伪蒙政会与傅作义抗日部队拉锯战的场所。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奇俊峰毅然投身抗日洪流中，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1938年7月10日拂晓，日军千余人分乘40余辆汽车，进攻后套的咽喉要地西山嘴。奇俊峰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英勇杀敌，重创日军。在父亲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奇俊峰较早地接触到中国共产党，阅读了一些马列书籍，同情并帮助过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奇俊峰晋升为中将，率所部60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利用地利优势，担负向导和侦察任务，屡立战功。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东公旗额王的福晋巴云英、茂明安旗奇王的福晋额仁庆达赖也相继投奔抗日阵营，号称抗战时期的蒙古“三女王”。

        西南少数民族的抗战壮举

       地处中国大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广西部队中就有大批的壮、苗、瑶、仫佬、毛南、京等少数民族子弟，以英勇善战著称于抗日前线。日军曾两次入侵广西。第一次入侵时，中国共产党组织各族民众，以十万大山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入侵期间，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壮、苗等少数民族群众在桂北、桂东南、桂中、桂南各地同日军展开顽强战斗。仅融县苗族人民就组织抗日武装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战斗。居住在漫尾、巫头、山心三岛的京族民众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小组，不断打击日军。

       在贵州，布依、水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从1938年至1942年，贵州共征兵45.7万人，其中很多是少数民族战士。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日军窜犯贵州，入侵黔南重镇独山、三都、荔波等县。当地的布依、苗、侗、水等族民众，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一支拥有千余人的“抗日民主联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军。侵占独山的日军在各族军民的痛击下，只在县城盘踞了两天即狼狈逃窜。

       在云南，彝、白、傣、回、景颇、德昂、傈僳、瑶、苗、壮等20多个少数民族，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参加和支援抗战。云南部队开赴湘、鄂、赣、浙、苏、鲁等抗日前线，参战兵力达37万余人，伤亡10多万，其中许多是少数民族官兵。1937年12月，云南各族民众自带干粮，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全凭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历时半年多，在崇山峻岭、激流大川间修筑了从昆明到畹町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各族群众10余万人扩建昆明巫家坝机场，新建呈贡、沾益、祥云、保山、蒙自等机场，为支援中国和盟军掌握制空权、痛歼日军，作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5月，日军入侵滇边，云南由大后方变成抗日前线。当地的白、傣、景颇、佤、拉祜、阿昌等族群众参加抗日武装，用铜炮枪、长刀和弓弩等简陋武器，与日军浴血奋战。在哈尼族、彝族聚居的红河地区，少数民族土司提出“协同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组织抗日边防游击队，协助正规军驻守边疆，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声势浩大的新疆民众抗日捐献运动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自古就是东西交通的国际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及腹地先后沦陷，海上交通线全部被截断。特别是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后，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新疆便成为中国通往国际的唯一交通运输线，被视作“中国抗战的战略依托”。当时，同盟国援华物资就是通过新疆，再经甘肃、陕西运往抗日前线的。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当时执掌新疆政权的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1938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成立。随后，中共中央又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赴新疆工作。除在新疆省政府一些部门担任要职外，还在和阗、喀什、阿克苏、库车、哈密等地担任军事、行政、教育等方面的领导职务，为团结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促进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新疆进行了“整肃吏治、整顿财政、发展工农牧商生产，整编军队，开发公路交通”等活动，卓有成效。

       抗战期间，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发动组织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各族人民为抗战贡献力量，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募捐活动。在阿克苏老城，一位维吾尔族妇女一次捐献出10两重的银元宝27只；在喀什，一名老年寡妇将自己一穗一穗拾来的一袋小麦送上献金台。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款折合银元222万元，还有牛、羊、驼、马、皮衣、药品等各种慰问品。1943年，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响应“一县一机”的捐献运动，募款558万多元，用于购买飞机。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牧、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