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芳纪念馆前的雕塑

       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

       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

       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李子芳写于石底监狱

       李子芳，1910年5月出生于石狮市永宁镇子英村的一个华侨之家，1927年，17岁的李子芳放弃在菲律宾已然优越的生活，回国投奔革命。“父母不嫌子女丑，子女不嫌父母穷。既然咱们的国家这样穷，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她争气立志，振兴崛起。”他如此劝慰伤心不解的姐姐。

       1932年5月，李子芳经地方党组织介绍，到漳州石码参加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行军中的“110部长”

       长征初期，战火纷飞，部队沿着闽赣崎岖陡峭的山路行进。“行军途中学认字”，组织部干事李子芳，这位红军中的“大学生”，找来笔墨在旧报纸上写下“革命”“团结”等词语，战士们每天学十来个字，一个月行军下来识得几百个字。“我们要坚定反对政治上的动摇和逃跑主义”“红军将来还要打回来”……李子芳常常不失时机地传达首长的指示精神。后来调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肖华，在1982年的纪念文章里深情写道，“李子芳总是那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总是那样生气勃勃、永不怠倦，当时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他是部队中的佼佼者”。

       经过40多天的行军，红一军团从江西南部于都的铜锣湾打到湘桂交界的湘江上游。这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也是“长征中最危险的日子”。李子芳原本已随先遣部队提前过了湘江，后因组织上急需政工干部投入宣传等工作，他又主动请缨返回东岸参加政治动员，还在敌人的枪声炮眼下接运伤兵。放眼湘江，血流成河。“老乡，两块银元，您拿着。”这一天，当地一位为红军作向导的农民，倒在距离渡口不远的小路上呻吟着，血迹顺着手臂往下淌，李子芳见状，三步并两步地冲上前扶起了老乡，掏出备用的银元，倒出部分米粮，捆在老乡腰间，目送其离去。

       渡过湘江，红一军团把总部和政治部设在遵义城的一条小街上。“犯下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战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作为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的代表，李子芳现场聆听毛泽东振聋发聩的报告，并迅速传达报告精神。1935年4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后方机关工作人员要到前线担任军职的指示，李子芳被派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任政治干事，直接参加了前线战斗。同年秋天，他回到红一军团，历尽艰辛地走过长征路，终于到达陕北。

       多年以后，叶飞将军回忆说，“李子芳同志他的职位相当高，但没有警卫员，也没有秘书、通信员，生活很朴素，背包自己背，没有架子，住在连队里，和战士一起生活……那时部队有一匹马，大家看李子芳身体不好，就让他骑马，他总是谢绝不骑，一定要和战士们一起行军。记得长征的时候，有的战士不会打草鞋，李子芳还经常在路上帮他们打”。

       1936年春，红军东征成立军委后方政治部，李子芳接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5月，东征红军出师不利，被迫回师陕北，不少干部战士情绪大大受挫，李子芳使出优秀政治工作者严谨、细致、耐心的特质，反复告诫同志：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一年，他又跟随西征的部队出师秦陇，参加了巩固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发展和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等重大活动。

       行军作战空闲时间，仍然坚持给战友宣讲马列主义，战士们亲切地称呼李子芳为“110部长”。关于“110”的由来，邓小平同志曾在学习总结中说：陈赓、李子芳同志成绩最好，都得了满分，另各加10分，以资奖励。

       “皖南事变”拒绝先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子芳奉命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在项英直接领导下，负责新四军军部的组建工作。在袁国平主任、邓子恢副主任未到职之前，李子芳承担起了重担，主持军政治部日常工作。汤光恢回忆道，“当时，新四军是个新建单位，人简事繁，百废待兴，而身负重任的李子芳同志，总是日以继夜地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着……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的实际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建树和成绩，这与李子芳同志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常年操劳，李子芳几次患疟疾，女友罗群忧心忡忡，“还是让我留在身边照顾你吧”！“抗战形势紧张，咱们在这个时候结婚不合适。”李子芳毅然推迟婚礼。后来，罗群前往上海开展工作，这一别，二人的婚事被皖南铺天漫地的战火无情地烧断……

       1940年冬天，李子芳积劳成疾，肺病加重，并患上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小河口的后方军医院开刀。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由于李子芳伤口未愈，只能由担架抬着走。当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军部领导考虑到他随军行动有困难，决定派人到泾县茂林地区找地下党组织，请求协助将李子芳等3名伤病员化装隐蔽去江北。李子芳知道后说：“同志们都在前面战斗流血，我怎么能只身撤退呢？我是组织部长，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再三坚持留下来，还把担架给撤走，并领导组织部迅速办理其他先撤人员的组织手续，使得许多年老体弱的同志得以安全撤至敌后。提及这件事，曾任军部民运部科长的陈茂辉说，“几位军首长都动员李子芳先走，他就是不肯，这个人的党性太强，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当战斗到了最后关头，叶挺军长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李子芳立即组织政治部机关和从各处阵地撤退下来的部队，进行突围战斗。他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并勉励大家“突围出去，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在突围已无望、部队已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拖着病痛之躯，仍不忘与叶挺军长商量如何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经过七昼夜的艰苦奋战，仅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李子芳也因体力虚弱，行走不便，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血染石底监狱

       被俘后，李子芳先是被送往敌52师长官招待所监禁，随后转押到上饶集中营李村监狱。1941年7月，李子芳被押到石底监狱。

        52师师长李秉哲亲自审问李子芳：“你是组织部长，只要按照我们的条件办事，别的什么事情都好说。”“我个人的问题不必谈，你们的所作所为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把枪口对准谁呢？”李子芳斩钉截铁地回应。

       据一同被俘的敌工部长林植夫回忆：李子芳坚定地说，“国民党一向强迫共产党的‘首要’人物‘自新’，以便当他们的走狗，不自首便杀。我是出了名的共产党员，他们自然免不了这一套。要我当叛徒，绝对办不到，要命有一条”。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对李子芳抱有极大幻想，授意国民党少将、三战区情报室专员、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好好照顾”李子芳，不惜利用各种手段促使“转变立场”。在一段时间内，张超软硬兼施，打着老乡的幌子（张超是福建同安人），允许李子芳下棋、讲故事等“自由活动”，不时打敲边鼓，奉劝“悔过”写声明，答应给予加官晋级。李子芳软硬不吃、针锋相对，保持忠诚的本色。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敌人改变花样，让“学者名流”、特务总教官肖芬上演“理论战”，同样被李子芳驳得落荒而逃。

       在这里，李子芳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同志们进行联络。他告诉战友，“我们要展开另一种战斗了，我们绝不屈服，不是坚持到胜利，就是战斗到牺牲”“事情并未了结，我们还活着，坚持气节，坚持斗争”。随后，在李子芳的领导下，石底监狱组织成立地下秘密党支部，李子芳被推选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认真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套狱中斗争方针与策略，提出了“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的口号。后来，这里成为上饶集中营狱中斗争的领导核心。

       面对复杂、恶劣的狱中环境，李子芳利用各种场合和形式，用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和古今中外名人的诗词、文章，及时对战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大家对这种特殊的战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在斗争中求生存。

       他要求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隐蔽自己的身份，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要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积极着手组织越狱斗争，说“不是越狱出去，就是准备就义”。在他的领导下，石底监狱组织了一次越狱斗争，徐锦树、廖振文、胡崇德三人在越狱时因天黑下雨，逃出虎口后失去联系，后被敌人发现，徐在搏斗中英勇牺牲，廖、胡二人也被抓回。此后，在李子芳的带领下或指示下，关押在一起的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诱降、逼降的阴谋诡计，在狱中组织抗工、绝食、越狱、暴动等斗争。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转移前夕，顽固派向石底监狱伸出了血腥的黑手，李子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