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力图从中国的东西两面进行遏制。在朝鲜半岛，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东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西藏，美国竭力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阻挠中国的统一。这样在同一时间、两个不同空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遏制与反遏制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美国阻挠西藏和平解放的手段值得深思，其手段之一即策划达赖喇嘛出走。为此，美国投入相当人力，除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坐镇华盛顿指挥外，驻印大使韩德逊(Henderson)，驻印代办斯蒂尔(Steere)、霍尔姆斯(Holmes，在斯蒂尔离职期间担任代办)，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威尔逊(Wilson)、副领事季步勋(Gibson)，以及使领馆官员撒奇尔(Thacher)、林恩(Linn)、威尔金斯(Wilkins)等均投入其中。有学者探讨了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策划达赖喇嘛出逃的基本情况，但是学界目前对于达赖喇嘛(包括噶厦)态度的演变及美国的策略手段仍缺乏分析。因此，本文对其加以探讨。

        一、“巡视”亚东：暂观局势与美国介入

       策划达赖喇嘛出逃，要从印度的有关企图谈起。在美国正式介入之前，印度曾要求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外交部于1949年5月宣称，“如果有必要，印度政府决心以武力抵抗中国人重新控制西藏的任何企图”。7月，印度一方面唆使噶厦中的分裂分子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官员，一方面“劝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要人把金银财宝搬到印度来并请他们作退入印度之计”。

       中央人民政府洞悉外国势力的阴谋，设法使达赖喇嘛留在拉萨。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派人“说服达赖集团脱离英美帝国主义，回到祖国”，强调“我军进驻西藏计划， 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由于噶厦对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解放西藏的政策未采取应有的积极态度，人民解放军只能于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下令暂缓进军以稳住达赖喇嘛，使其不急于出走印度，指示西南局、西北局通过各种渠道劝说噶厦派遣代表赴京谈判。《泰晤士报》分析说：“达赖喇嘛毫无疑问是西藏抵抗中国‘入侵者’爱国力量的领袖和源泉，如果他被‘入侵者’抓住或者他决定和‘入侵者’达成协议，那么西藏的国民运动(the national movement)就会崩溃。了解西藏的观察家指出，或许这就是中国人放慢进军步伐的原因。”并认为“中国人以攻占的昌都要塞为基地加强军力，并在西藏东部地区进行宣传，派遣代表到西藏本部；与此同时，与达赖喇嘛谈判达成协议”。

       这时，美国开始介入达赖喇嘛的出走问题。噶厦内部发生达赖喇嘛是走还是留的争论，噶伦之一、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派人带信到拉萨，指出进一步抵抗是无益的，建议达赖喇嘛最好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另外几名噶伦对此建议“极为震惊”，“紧急劝说达赖喇嘛离开”。美国合众社10月31日电称：达赖喇嘛“已要求印度政府允许他流亡到印度并成立流亡政府。共产党军队距拉萨仅一百五十哩，达赖已准备逃亡”。噶厦致电在印度活动的分裂分子夏格巴，声称“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住地，准备好房屋”。美、英、印三国“许诺予以协助”。夏格巴回电：“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界接应，嘱咐噶厦在达赖出境前多加小心。如果解放军包围藏地，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噶厦乃派人“在布达拉宫后面的次松唐空旷地上撒布了白土，作为飞机降落的标志”。可见，美、英、印三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后一致要求达赖喇嘛出逃。虽然摄政达扎企图挟持达赖喇嘛“准备逃离拉萨”，但是许多噶厦官员因为解放军暂缓进军而犹豫未决，在藏传佛教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等三大寺更明确反对出逃。

       到12月中下旬，噶厦还是决定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原因有二：其一，除阿沛·阿旺晋美外，几名噶伦“担心达赖喇嘛往南的退路被共产党飞兵截断，这样他们别无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北京的条件”。12月23日，路透社华盛顿分社电称“‘入侵’西藏之中共军，现予达赖喇嘛之逃亡以威胁”，同时共产党军队“现距阿萨密西藏边境甚近，而离拉萨以北极远，达赖喇嘛沿此路出亡因此而受威胁”。《泰晤士报》称：解放军“已经抵达位于西藏本部边界、拉萨东北方向大约200英里的拉日果”，“也有未经证实的报告称，一小队中国军队已经渗透进西藏本部，并已抵达拉萨的附近地区”。因此，噶厦“决定15岁的西藏精神和世俗领袖离开拉萨前往安全之地”。其二，担心遭到“在1947年内部争斗中被驱赶的藏人的报复。在那年，前任摄政热振设法从现任摄政达扎手中恢复权力，达扎无情地镇压他及其寺庙追随者，几百名热振寺和色拉寺喇嘛被投入监狱，其他许多喇嘛往东逃离”，“这些喇嘛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共命运，渴望报复”，这使作为他们主要仇敌的达扎最为担心，决计逃到春丕山谷，因为“从这里可以轻易逃到印度”。至于达赖喇嘛“是否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决定离开，值得怀疑：那些自认为了解达赖喇嘛的中立者强调，达赖喇嘛是位意志坚强的年轻人；他来自中国的边境省份青海，认为仍然可以和‘入侵者’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清楚，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此看来，达赖喇嘛是被裹挟离开拉萨的。

       如何离开？印度官员提议：“作为可能的选择，达赖喇嘛巡视各地以维持其人民的士气。”《泰晤士报》认为：在逃离与巡视两者之间“巡视最有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在这一关键时刻看来不太可能离开他的住地，除非他担心被中国‘入侵者’逮捕而不得不逃离”。这样，达赖喇嘛“在600名士兵的护送下，带着一大队高级官员和几个噶厦雇佣的欧洲人、1000匹骡子的车队”离开拉萨“出巡”。关于何时离开，说法不一。《政治家报》驻噶伦堡通讯员称达赖喇嘛是1950年12月21日离开拉萨的，《泰晤士报》驻噶伦堡特别通讯员称其是12月19日离开的，印度官方人士12月29日确认“达赖喇嘛几天前离开拉萨，抵达江孜”。

       “巡视”到何地？一些官员要求达赖喇嘛“及早到位于春丕山谷、风景如画的亚东，离锡金边界仅有15英里”。但是，达赖喇嘛却首先到江孜“巡视”。英国舆论分析其原因：其一，江孜位置合适，处于印度的管控之下。“江孜是位于印度与西藏之间主要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心点，印度政府在这里派驻一名商务代表和一队印军”。“按照正常的行程，从江孜到印度保护下的锡金首都甘托克需要13天。甘托克位于江孜之南190英里，如果达赖喇嘛带着大队人马逃离西藏，需要14天多时间才能到甘托克。如果抛弃大队人马，兼程加快速度”，则时间大为缩短。其二，达赖喇嘛到江孜后进退方便。“中国人可能认为，如果不能与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则派遣几支飞兵一接到通知就截断达赖喇嘛的退路。达赖喇嘛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傀儡。如果这就是中国人的战略，则达赖喇嘛抢先逃到江孜；这个地方相对安全，可以避免被抓住”。因此，达赖喇嘛到江孜后“十分安全，不再担心被敌对势力切断进一步撤往印度的退路”。

       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煽动分裂分子鲁康娃等将达赖喇嘛“移驻亚东，准备逃亡印度”。他们声称：出走亚东的计划“仍然要执行”。在1951年1月2日达赖喇嘛“经江孜抵达亚东后”，分裂分子“立即通过当时印度驻锡金大臣，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其至印度居住”。这样，印度噶伦堡“谈论达赖喇嘛何时到印度。据报告，噶伦堡郊外一座寺庙已经做好迎接准备”。

       但是，美印等国此时反对达赖喇嘛出逃印度。韩德逊报告艾奇逊，1月8日印度报纸登载了噶厦“外交局”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给印度政府的声明：“我们请求世界和平干涉……但是，即使没有外来帮助，我们也决心为独立而战；如果有必要，我们甚至准备将政府和达赖喇嘛迁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战斗。”韩德逊认为：“尽管噶厦发出了这个勇敢的声明，但是我们相信西藏的抵抗精神不断削弱”，“除非马上就有迹象表明西藏会得到外国道义上和实质上的军事援助，达赖喇嘛会离开西藏”，但是“随着其离开，所有有效的抵抗就会崩溃”。他提出：“如果达赖喇嘛在印度作为支持抵抗的中心，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噶厦和西藏，达赖喇嘛还有什么作用。此外，印度政府不会准许他从印度直接领导抵抗运动。”至于印度的态度，土丹旦达指出：它“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动达赖，美、英各国怕达赖出走后，班禅返藏主持全藏政教事务，也不愿达赖出国。印度政府便复电说，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如为了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去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这样，“达赖及其一行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1月上旬，达赖喇嘛将在印度同美国、英国等国驻印使节及印度政府交涉的“代表”召回亚东，向他们了解这些国家的态度，讨论是出走还是派遣代表与中央政府谈判。《政治家报》驻噶伦堡通讯员报告说：“两个问题摆在达赖喇嘛面前，供其决策参考：(1)西藏政府打算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批评西藏官员在这敏感时期逃离西藏；(2)共产党希望在夏季到来之前结束谈判，因为冰雪融化会使西藏东部的河流暴涨，致使交通困难和继续发起战役成为灾难性的冒险，如果发起战役有必要。”以达扎为首、夏格巴为核心的“一小撮亲帝分子和分裂主义者”，企图挟持达赖喇嘛出逃。这“引起了在西藏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三大寺的强烈不满，在达赖左右的堪布、噶伦中也有不少人不赞成达赖外逃，而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噶厦决定：“在拉萨设立一个政府，有权同共产党谈判；谈判条款要送到亚东的达赖喇嘛。如果认为条款合适，达赖喇嘛就回到拉萨，否则就到锡金和印度寻求避难。”英美两国注意到达赖喇嘛在视情况而定是否出逃。《泰晤士报》1月27日引用“有资格的人士”的话，认为“达赖喇嘛打算尽可能留在西藏土地上，除非被迫，不会离开”。

       由上述可见，美国政府在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前后正式介入达赖喇嘛出走问题并成为主要角色，中央人民政府争取达赖喇嘛留在拉萨。噶厦中的分裂分子企图裹挟达赖喇嘛出逃，但噶厦许多官员和三大寺明确反对出逃；美国这时也担心达赖喇嘛丧失其地位而反对出逃。从而，达赖喇嘛“巡视”到亚东而一时未出走，暂观局势变化。

        二、是否出走：达赖喇嘛的地位与美国的唆使

       根据亚东会议的决定，达赖喇嘛于1951年1月18日致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中央人民政府肯定达赖喇嘛的来电，于1月29日电示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指出“达赖活佛不应离开西藏。离开西藏不仅有碍和平解放西藏的商谈，且将丧失达赖原在西藏的地位”。达赖喇嘛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祝贺亲政电后，表示派遣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称其为西藏僧俗中最有威信的噶伦，劝其好好赴北京和谈”。接到袁仲贤的报告后，中央人民政府3月27日决定：“由中央首长向阿沛表明中央对藏政策，经过他转达，亚东和拉萨两方面可以稳定。拉萨方面也有可能争取亚东；达赖不跑印度，并有理由促其所指定的谈判助理从速来京。”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表明：“我军入藏的方针及时间，均已定妥，不论谈判及谈成与否，均不会动摇。故缓兵计无任何作用，且我已公开告诉印度大使：如达赖逃印将失去在西藏一切地位，无碍我军解决西藏问题，只会在中、印外交上蒙上暗影。”

       这样，达赖喇嘛按照惯例将西藏地方政府的人事变动向中央人民政府做了汇报，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同意，这是西藏地方政府能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提。中央人民政府指出，西藏的统一是中央既定的方针，谈判是解决统一的步骤和方式；如果达赖喇嘛出逃，就将丧失其地位，这是达赖喇嘛未逃印的根本原因。显然，达赖喇嘛留在亚东，就是观察中央人民政府对其地位的表态。

       承担进军西藏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第18军起草了《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文件，就此提出：“达赖是西藏最高的政教领袖，对达赖的地位应予尊重。如达赖逃亡国外，不应以班禅代理达赖，对达赖仍应争取，以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班禅同达赖同是西藏宗教领袖，但班禅不问政事，在宗教上亦稍逊于达赖。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班禅长期居住青海，班、达对立。我军入藏，以暂不带班禅为宜，以免误认为我军入藏是扶助班禅反对达赖的。”1950年12月，张国华主持中共西藏工委和第18军党委联席会议，认为：“班禅、热振派力量不可轻视，他们反帝爱国，有助于我们目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解放西藏的任务。但目前班禅应该暂缓返藏，以免为反动派提供借口。班禅返藏时机要与达赖谈好后才决定。”阿沛·阿旺晋美取道重庆拜见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提出：“争取达赖回来是上策。如果达赖不回来，也要打通取道印度的代表们的思想，求得藏军退回，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这是中策。”邓小平指出：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要认识到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

       英印两国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态度。英国舆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尊重达赖喇嘛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准备给予达赖喇嘛地方自治(the local autonomy)的权利”。印度政府认为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就谈判总原则达成一致，达赖喇嘛派遣代表赴京就是解决具体事宜，其自己也“计划返回拉萨”。

       鉴于有人企图唆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印度政府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3月2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指出：“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旧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进一步。……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印度政府答复：“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但是“如果达赖决定要去，则按照国际惯例，给予避难”。

       美国考虑如何劝说达赖喇嘛不回拉萨。3月29日，韩德逊致电艾奇逊：“如果达赖喇嘛携带其财物回拉萨，那么无论是他还是其财物最终均会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印度不是避难场所的最好选择。“如果达赖喇嘛将财物存放在锡金而不带走，印度政府就采取如同处理中国国民政府以特别账户存放在印度的资金一样的手段，那就是冻结资金，等待法庭的决定。达赖喇嘛还非常担心印度人最后时刻会拒绝提供避难”，因为“印度政府迄今为止尚未允诺提供避难”。4月6日，艾奇逊指示韩德逊设法使达赖喇嘛出走。

       同时，韩德逊指示驻新德里副领事拉特什(Latrash)同西藏“商务代表”土登桑杰、多杰坚赞接触，设法向达赖喇嘛递交密函。但是，韩德逊未能如愿。至5月13日，威尔金斯在噶伦与噶厦“外交局局长”柳霞会谈时才递交了密函。密函未落款，亦未注明日期，韩德逊强调纸面上不能丝毫透露信函来自美国驻印大使，只能在口头上对达赖喇嘛表明此点。密函以一名“同情西藏、对圣座事业及人民极为关注的”“高级外国官员”的名义，对达赖喇嘛提出“极为诚挚的建议”：“由于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以武力或计谋夺取拉萨的危险”，“圣座”无论如何“不应返回拉萨”，亦“不要将自己的或西藏的财物送回拉萨”，因为这“最终会被中国共产党收走”。“如果中国共产党试图阻止逃脱，圣座应当离开亚东”到锡兰。为此，“圣座”应立刻派代表“设法获得锡兰政府的同意。在锡兰政府同意后，请求印度政府准许取道”。如果不能到锡兰，“圣座一定能在任何一个位于西半球的友好国家，包括美国，找到避难所”。美国劝告达赖喇嘛不能返回拉萨而应到锡兰或美国流亡，韩德逊强调：“与其看到中国共产党采取手段成功夺取西藏，控制达赖喇嘛及其财物，不如冒险致函达赖喇嘛，建议他出走西藏。”

       4月29日，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正式开始。人民解放军进藏保卫边防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与达赖喇嘛出走问题联系在一起。西藏地方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成问题，希望勿推进。”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回答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英、印也承认，解放军进藏是我国内部事情，与英、印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承认达赖固有的地位，毛主席已祝贺他亲政。他若去印度，即失去现有地位。”

       美国政府通过韩德逊、斯蒂尔，设法从夏格巴和噶厦“外交局局长”柳霞等人那里了解谈判进展，讨论达赖喇嘛出逃何处。夏格巴声称，和平谈判要破裂，因为“达赖喇嘛坚决拒绝将西藏的防务权让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因为压力，或因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而被迫让步，达赖喇嘛就立刻离开西藏”。美国提出首选锡兰。夏格巴提出：“由于西藏同锡兰并无官方关系”，美国可否“与锡兰政府接触”？斯蒂尔回答：“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先由达赖喇嘛派遣代表到科伦坡与锡兰政府接洽”，“锡兰或许希望直接联系而非通过美国。如果先由美国正式出面，美国随后就会遭到帝国主义阴谋的谴责，从而使锡兰政府陷入困境。不过，如果西藏政府请求美国出面，美国愿意就避难问题同锡兰政府非正式接洽。”夏格巴希望流亡美国，询问美国愿否为达赖喇嘛及其大约100名随从提供避难所和支付避难费用，斯蒂尔回答：美国愿意提供避难，“虽然不能承担避难费用，但是愿意考虑给予帮助”。可见，在地点上，美国提出锡兰，夏格巴提出美国，均未提印度；在费用上，夏格巴要求美国承担，美国提出达赖喇嘛自负。

       在分裂分子和美国希望和平谈判破裂之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有效地解决了人民解放军进藏和达赖喇嘛地位之间的关系。阿沛·阿旺晋美提出：人民解放军进藏守卫边疆，但达赖喇嘛有可能以不同意“为借口去了国外”，因此希望在协议里“写上这第一条，就是协议签订后，如果达赖喇嘛和噶厦承认，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达赖喇嘛不承认，到国外去了，应该允许他到国外去看一年，看到西藏情况有好的变化、有发展时，他再返回西藏，到时候请中央保证维持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同意，提出不列入协议条文中，而是“形成一个附件”，同协议一样“同样起作用”。于是，附件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执行协议的声明》规定：

       一、西藏地方全权代表声明：(甲)西藏地方政府及其军队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乙)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一年内，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之上项声明。

       虽然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保留达赖喇嘛的地位与权力不变，但是达赖喇嘛还是担心此声明不能保证落实。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完成中国的统一，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国策。达赖喇嘛滞留亚东，就是等待谈判对其地位有无确切的规定。美国驻印度使领馆官员同夏格巴等分裂分子策划达赖喇嘛的出走，同时观察可否利用谈判结果唆使达赖喇嘛出走。十七条协议规定了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附件规定了达赖喇嘛“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住地”，这是在保证中国大陆统一的前提下，尊重达赖喇嘛的意愿。

       在达赖喇嘛决定派遣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谈判到十七条协议签订的这段时间里，达赖喇嘛担心其地位被班禅喇嘛所取代，也担心人民解放军进藏会威胁其地位。中央人民政府指出，班禅喇嘛返藏和人民解放军进藏不会影响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权力。美国政府改变了暂观局势变化的对策，公然由韩德逊出面致函达赖喇嘛，并唆使其出逃，首选地为锡兰。

        三、阻挠达赖喇嘛回拉萨：美国策划政治流亡和“访问”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土丹旦达说：“这下，达赖喇嘛肯定要出去了。”美国阻挠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以100万美元收买夏格巴、索康怂恿达赖喇嘛出走。如果达赖喇嘛被挟持出走，分裂分子和外国势力就可以大作文章，不利于协议的贯彻。因此，毛泽东5月24日致函达赖喇嘛，肯定他派遣代表团赴京谈判的行为，指出协议签订后“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要求他认真实行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携带毛泽东的信函，取道印度赴任，同西藏地方代表凯墨到亚东，“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美国政府拟定策划达赖喇嘛流亡的具体措施。艾奇逊6月2日指示印度大使馆：其一，关于达赖喇嘛流亡费用。“美国不能承担达赖喇嘛及其随从的花费”，“不要说什么美国愿意考虑给予什么经济帮助，或者说什么‘美国尽力帮助藏人解决资金问题’”，一则“在诸如以前沙皇派难民营和近来中国副总统李宗仁的事例中，美国均未提供费用”，二则噶厦和达赖喇嘛自己手中拥有大量金银财物。其二，关于流亡场所。建议达赖喇嘛“如能留在西藏附近的印度或锡兰，则有利于西藏自由事业”，指出“达赖喇嘛自己不要处于北平的控制之下很重要”。艾奇逊的态度不同于韩德逊、斯蒂尔，提出达赖喇嘛到印度或斯里兰卡组建流亡政府，并自行解决费用。

       根据艾奇逊的指示，韩德逊于6月5日要求印度外长巴杰帕伊(Bajpai)准许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巴杰帕伊回称“如果达赖喇嘛拒绝接受协议后请求到印度流亡，印度政府不好拒绝”。随后，印度政府改变态度，巴杰帕伊6月11日强调基于印中两国关系，达赖喇嘛可以到印度“避难”，但只能是个人“避难”，不能是“政治避难”，也“不能作为流亡政府的领袖”。6月19日，英国政府支持这一态度，告诫美国政府不能怂恿达赖喇嘛“政治避难”。

       分裂分子要求达赖喇嘛流亡美国。6月10日，夏格巴对威尔金斯强调：达赖喇嘛反对十七条协议，并不愿放弃西藏“国防权”，如果能得到美援，就离藏到印度；由于“在西藏没有安全的地方”，达赖喇嘛必须离藏，“美国继续援助和支持西藏抵抗集团，绝对有必要”。夏格巴要求“美国立即同锡兰政府非正式沟通”，一则“因为西藏同锡兰并未建立关系”，二则“因为任何西藏代表一旦离藏，印度政府就会知晓”。夏格巴虽然也同意“达赖喇嘛更为明智的是留在印度或锡兰”，也理解美国不能承担任何费用，但是提出“达赖喇嘛及包括家人在内100～200名追随者愿意到美国流亡”。威尔金斯对此未作回答，仅称：如果达赖喇嘛要求美国非正式接洽斯里兰卡，美国“会采取行动”。

       自4月上旬提出流亡问题到6月20日，美国竭力要求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或锡兰。如果因“随后的事态发展”而不可能，美国愿意“接收其100～200名的追随者”，但是不提供“个人花费”。相比之下，美国要求达赖喇嘛到印度或锡兰是“政治流亡”，到美国则只是“避难”。

       自6月20日起，艾奇逊认为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或锡兰有问题，开始考虑流亡泰国。他电示韩德逊：达赖喇嘛“最好到泰国寻求避难”，美国“准备同泰国做出实质性安排”；如果不能到泰国，再考虑斯里兰卡。他强调不能流亡美国，指示韩德逊：如果夏格巴再次提出此问题，则回答“不合适”，一则“要想维持自己在西藏人民眼中的道德与精神地位，达赖喇嘛最好在靠近西藏的合适地方居住”，二则在目前情况下达赖喇嘛如果出走美国，“美国需要考虑安全措施”。显然，美国政府企图将达赖喇嘛打造成为其在“佛教界”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具。6月22日，艾奇逊再次指示韩德逊：如果达赖喇嘛决定离藏，那么“美国准备采取实质性措施，安排达赖喇嘛到泰国——一个信仰佛教、与西藏具有历史关系的国家——避难”。

       美国政府决心安排达赖喇嘛出走泰国。如果达赖喇嘛接受美国的企图，美国政府就由“自由亚洲委员会”出面发表声明：

       自北京宣布签署十七条协议以来，达赖喇嘛“一直保持沉默，说明他拒绝接受条款”。自由委员会同情他的“出走和勇敢”，他“是亚洲抵抗共产主义的象征和潜在领袖”，是“宗教和政治难民”。但是，他“到美国流亡并不理想，因为这会使他远离自由的亚洲人民，使他不能与佛教追随者保持直接的联系。在他可能流亡的佛教国家之中是泰国，因为泰国以令人骄傲的独立历史而对佛教做出了深远的贡献，在亚洲抵抗共产主义运动中起着领导的作用。此外，泰国人和西藏人长久以来就是邻居和伙伴。在这种共同宗教环境下，达赖喇嘛会感觉在家里一样”。因此，“如果泰国政府愿意给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提供流亡场所，并为此向他发出合适的邀请函，自由亚洲委员会自当支付所需费用”。

       美国要求达赖喇嘛流亡泰国，分裂分子要求流亡美国。青海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要达赖喇嘛之长兄当才·土登诺布(Taktser Rimpoche)到亚东劝说达赖喇嘛不要离藏。然而，土登诺布到亚东后越过边界到加尔各答。他对威尔逊特别强调：“鉴于印度政府和中国的紧密关系，达赖喇嘛会发现流亡印度不适宜，愿意流亡美国。”威尔逊回答：希望达赖喇嘛流亡泰国或锡兰。当然，美国还希望印度政府能允许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斯蒂尔6月24日要求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赖依(Archibald Nye)共同对印度政府强调“达赖喇嘛无论如何要在印度寻求避难”。英国政府于6月27日指示赖依不能接受美国的要求，如果达赖喇嘛寻求流亡印度，印度政府就可能同意鼓励他公开声明反对十七条协议，但是由于分裂分子很软弱，“要求他们抵抗是不正确的”。

       7月6日，达赖喇嘛收到美国政府的一份文件，这是继韩德逊密函之后的第二份文件。同样，文件“为安全起见，既未说明是给达赖喇嘛的，也未落款美国代表”。文件再次怂恿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泰国或锡兰，并表示美国会出面同这些国家交涉，“你如果不能够在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避难，就可以带领你的追随者到美国”。这并非避难，而是流亡抵抗。文件称：“如果你离开西藏而组织抵抗中国共产党，我们就准备经由印度提供轻武器。”斯蒂尔7月8日报告艾奇逊：亚东噶厦对此“采取暂时政策，包括接待中国代表，进一步讨论和推迟实施协议，等待其他诸如朝鲜战争这样的国际局势变化……西藏贵族和喇嘛主张推行这种政策，他们认为抵抗会导致在印度的财富损失，而妥协则能保持或保存财富；噶厦许多官员准备缓和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这说明达赖喇嘛不会离藏，而是等待同张经武见面。

       艾奇逊6月22日发出的指示，似乎表明美国能够安排达赖喇嘛出走泰国，只需达赖喇嘛确定何时出走就可以。土登诺布6月25日对威尔逊表示：达赖喇嘛虽然在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取道印度之前没有时间离藏，但可以在他们从印度入藏之前出走。但是就在次日即6月26日，夏格巴对撒奇尔再次提出“不能说服达赖喇嘛流亡”，亚东噶厦“不能下定决心”。7月6日，他对撒奇尔进一步称“未将10天前转给他的美国国务院关于达赖喇嘛考虑流亡泰国的建议转给亚东”，因为：“(1)泰国政府的政治环境明显未解决；(2)在泰国有很多汉族；(3)地理上泰国靠近中国。”撒奇尔反复阐述达赖喇嘛必须流亡泰国的理由，夏格巴只能回答“再次转告亚东”。

       威尔逊安排土登诺布7月2日飞往美国。当日，袁仲贤、张经武均到旅馆劝告土登诺布回藏，达赖喇嘛也致电要求他不要赴美。但是，他“决心赴美而不管达赖喇嘛的要求”，并“要求达赖喇嘛立刻离藏”。威尔逊对其宣称，“西藏局势很快就会恶化，特别是如果达赖喇嘛失去行动自由，土登诺布到华盛顿就很重要，可以同美国政府保持联系”。尽管达赖喇嘛电示土登诺布不要赴美，斯蒂尔分析他还是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许可，认为其不会公开违背达赖喇嘛的要求，“除非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秘密谅解”。《泰晤士报》也认为土登诺布赴美，表明达赖喇嘛“也打算离开西藏”。参与策划达赖喇嘛出走的乔治·帕特逊(George Patterson)宣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土登诺布与美国官员商定“华盛顿将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和他的120名随行人员去他们选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这样，“迄今为止采取的行动已达最大限度”。

       基于张经武即将到亚东会面达赖喇嘛，美国驻印度使领馆官员斯蒂尔等人7月上旬频繁同印度政府、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协商，要求印度接收达赖喇嘛“避难”或同意取道。斯蒂尔强调：“美国拥有充分理由相信印度政府会准许达赖喇嘛避难；如果对达赖喇嘛来说发生了不可能避难印度的情况，印度政府也会准许他取道加尔各答到其他国家。”由于印度政府担心招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满而未主动联系分裂分子，美国要求分裂分子主动联系，认为这样“印度政府就会做出立即而又积极的反应”。韩德逊指示林恩到噶伦堡建议夏格巴一方面“聪明地向印度政府提出避难问题”，一方面要求达赖喇嘛授权其“采取初步措施同印度政府接洽在印度避难”。同时，韩德逊7月8日左右致函达赖喇嘛，称达赖喇嘛是“恢复西藏自由希望的象征”，“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了西藏”，有必要出走领导“抵抗”运动。建议达赖喇嘛“在印度、泰国或锡兰寻求避难，因为这些地方更合适，更靠近西藏，能够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抵抗”，印度会同意流亡印度，因为印度曾表态达赖喇嘛1951年“可到印度”。如果不能到这些国家，可以到美国。

       7月9日至12日，美国政府内部讨论采取何种政策。威尔逊建议：经由美国驻印使领馆，土登诺布向达赖喇嘛表明印美两国的“合作态度”，再次建议他“发表离藏声明”，美国提供从印度到锡兰或其他国家流亡的航空服务。美国国务院南亚事务办公室代理主任肯尼迪(Kennedy)进一步提出：“依据下列方针立即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1.建议达赖喇嘛指示其代表对印度政府提出到印度或经由印度到其他国家避难。2.告诉达赖喇嘛，美国会帮助安排并赞助他及其追随者的私人航空服务。3.告诉达赖喇嘛，如上述措施落实，美国会与印度政府讨论包括航空服务的系列安排。4.在了解西藏率先同印度政府联系后，美国亦会接洽取得印度政府必要的合作，并进而达成英国和印度政府的一致行动。”由于印度政府尚未表态赞同美国支持达赖喇嘛否认协议，亦未表态支持达赖喇嘛避难，肯尼迪乃提出可以考虑泰国、锡兰两国，认为，“美国准备为达赖喇嘛避难泰国做出实质性努力”，锡兰“会得到达赖喇嘛的积极赞成”，此外，他还提出“如果条件许可，美国可以同情地考虑接收达赖喇嘛”。

       依据讨论的结果，艾奇逊指示驻印大使馆：其一，支持达赖喇嘛到锡兰“避难”，达赖喇嘛要“公开宣布拒绝十七条协议……继续愿意同美国合作”；美国支持达赖喇嘛尽早地返藏。随同“避难”的人员为100名左右，希望达赖喇嘛主要从具有“政治影响”、地位重要的人物中挑选。由“对西藏强烈友好和关心的美国公民”“承担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从印度到锡兰的飞机费用”，并“提供避难锡兰的适当费用”。如果达赖喇嘛要在印度“避难”，美国“需要重新考虑资金问题”。其二，“紧急建议”达赖喇嘛的代表同锡兰政府和印度政府接洽，一方面“确保获得在锡兰的避难”，一方面要“坚定地指出达赖喇嘛寻求取道印度的权利”。如果达赖喇嘛要求美国出面，美国驻印大使馆“要充分协调支持达赖喇嘛的请求”，“要竭力说服印度政府确保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取道印度”。

       美国驻印使领馆尚未来得及执行艾奇逊的指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7月11日的报告令美国政府极其失望。林恩报告：噶伦堡报纸报道张经武在大批西藏官员的陪同下离开噶伦堡经甘托克前往亚东，同时“大批集中在西藏东部边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前进，将和张经武汇合”。夏格巴称接到达赖喇嘛的来信，达赖喇嘛将“在10天内会面中国代表”，并计划7月22日返回拉萨。印度政府外交部官员杜特则称达赖喇嘛的计划是7月20日返回拉萨。这些情况使美国官员认为达赖喇嘛不会出逃。林恩认为：尽管美国驻印使领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是“难以改变达赖喇嘛放弃所有抵抗的计划”；尽管夏格巴“设法安排达赖喇嘛到印度”，但是他“不能”到印度，把所有噶厦官员召集到亚东就表明了此点。韩德逊对艾奇逊报告：“达赖喇嘛甚至在中国代表离开噶伦堡到亚东之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这“预示了达赖喇嘛不再是自由的代理人”。但是，在美国的土登诺布否认要放弃抵抗，并否认达赖喇嘛要返回拉萨。

       7月13日，林恩自噶伦堡进一步报告达赖喇嘛计划回拉萨，并称“有两个因素影响了达赖喇嘛决定不出逃印度：第一，相信印度政府不愿意接待。第二，达赖喇嘛不愿意接受美国政府的支持，不愿意否认协议，因为担心中国报复”。尽管如此，林恩建议韩德逊要求印度政府尽快指示驻锡金政治专员大雅尔向夏格巴保证接待达赖喇嘛，因为夏格巴称“接到达赖喇嘛同意到印度的信函，但是其顾问赞同他回拉萨，达赖喇嘛要求提供印度政府是否愿意接待他的保证，包括是否同意他留在印度”。接到7月11日报告后，艾奇逊于7月13日仍然发出相同的指示，要求驻印度使领馆同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联合行动。

       7月15日，夏格巴等人对林恩、季步勋称：接到达赖喇嘛的指示，其计划于7月17日回亚东，达赖喇嘛本人“回拉萨是确定的了”；至于与大雅尔接洽，“在没有得到达赖喇嘛授权的情况下”不会有结果，但是要求季步勋“在噶伦堡等待夏格巴同大雅尔协商的报告”。威尔逊指示林恩、季步勋对夏格巴强调其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同大雅尔接洽，“如果印度政府愿意接收达赖喇嘛，必须在夏格巴返回亚东之前告诉达赖喇嘛”。7月16日，斯蒂尔向印度官员杜特和英国高级副专员盖纳(Gainer)提出：“尽管印度报纸说达赖喇嘛打算回拉萨，但是其代表有可能这几天要就达赖喇嘛的避难问题同印度政府接洽”。虽然“达赖喇嘛许多顾问要求他回拉萨，赞同设法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但是他及家人担心一旦回拉萨，安全得不到保障。

       7月16日，夏格巴离开噶伦堡到亚东，比原计划提前一天。正是这天，张经武在亚东东嘎寺会面达赖喇嘛，转达毛泽东对他派代表赴京谈判的肯定。因此，林恩要求夏格巴携带达赖喇嘛出逃方案尽快赶回亚东。方案有三：其一，达赖喇嘛“挑选小部分忠实追随者，同他们一道悄悄地离藏”。“可于夜间启程，以防来自重要寺院和拉萨政府机构派到亚东的代表劝说返回拉萨。”其二，派人“秘密将达赖喇嘛带到印度”。其三，如果这两个方案都行不通，达赖喇嘛则致函美国大使馆请求派出“非常了解亚东”的哈雷尔 (Harrer)和帕特逊，由两人“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秘密乔装到亚东带走达赖喇嘛”。林恩认为“第三个方案明显具有巨大的风险”，但是哈雷尔、帕特逊“相信能带走达赖喇嘛”，“决心有必要为达赖喇嘛做出任何牺牲”。林恩认为：“如果有另外可行方案，可以不采取第三个方案。”夏格巴对林恩宣称：“现在认识到印度政府愿意接待达赖喇嘛”，因为印度政府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抗议中提到两点，“一为惯例，印度政府曾接待过十三世达赖喇嘛，二为尼赫鲁肯定地表示愿意接受藏人避难”。

       按照夏格巴所说，美国驻印使领馆争取印度政府的支持。斯蒂尔对杜特称：达赖喇嘛“在认真考虑避难的问题”，印度政府如果指示驻锡金政治专员大雅尔就此问题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联系会“很有用”。“达赖喇嘛的代表会随时同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就达赖喇嘛的避难问题联系。”杜特回答：“印度政府已经就此问题指示驻锡金政治专员。” 7月18日，大雅尔告诉夏格巴、季步勋并未得到印度政府的指示。斯蒂尔立即会面杜特对其强调：如果夏格巴已离开噶伦堡到亚东，希望印度政府采取措施将其态度传递给达赖喇嘛。杜特回答：印度政府已于7月18日晚指示大雅尔“告诉达赖喇嘛的代表，印度政府根据国际法准备允许他避难，条件是他在印度期间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如此看来，其一，在夏格巴离开噶伦堡前，大雅尔并未与他联系；在斯蒂尔再次施压后，印度政府才对大雅尔发出指示。其二，印美两国的态度不同，美国提出达赖喇嘛到印度进行政治活动，印度只同意“避难”而不能进行政治活动。

       美国又想出印度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计划，并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求英国劝说印度。7月17日，美国驻英大使季福德(Gifford)询问英国政府：达赖喇嘛虽然对十七条协议不满，但是不得不“放弃任何到印度或其他地方避难的念头”，如果他“继续拖延不决而导致丧失行动的自由，英国政府是否准备指示驻印度高级代理专员邀请他尽快访印？”但是，韩德逊报告艾奇逊：“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并不支持我们的行动。”于是，季福德7月19日质疑英国外交部是否同印度政府接洽。英国外交部表示已指示代理驻印度高级专员尝试强调“达赖喇嘛应首先向印度提出避难问题”。7月20日，英国外交部对季福德阐明了印度政府的答复：“新德里认为，如果达赖喇嘛回拉萨，中央人民政府毫无疑问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此点，但是印度政府毫无疑问会接受，否则会使印度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良好关系陷于危险。”

       另一方面，直接向印度施压。7月19日，艾奇逊电示韩德逊：相信“达赖喇嘛希望访问印度，但是不确定印度政府是否愿意接待”，建议印度政府“通过大雅尔或其他渠道邀请达赖喇嘛尽快访问印度”，达赖喇嘛在靠近印度的亚东，比到拉萨方便，返回拉萨前“适宜到印度一行”。艾奇逊批评大雅尔认为“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能够决定进一步的行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艾奇逊的指示，韩德逊7月20日“找机会”对杜特要求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印。杜特几次“指出其坚定看法，认为任何这样的访问首先要由藏人提出”，“如果印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就会被认为企图影响达赖喇嘛或西藏政府决定”其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韩德逊宣称：“华盛顿相信西藏代表在北京受到威胁，达赖喇嘛可能并不能决定是否接受十七条协议。对于那些能够寻求维持独立的国家，美国的政策是同情和援助，我们认为达赖喇嘛应该有机会自由地做出决定”，美国政府必须找出“某种途径，给予达赖喇嘛这样的机会”。杜特只是说“印度政府愿意提供达赖喇嘛避难”，暗示“已通过印度驻亚东商务代表向达赖喇嘛传递态度”，却又说该代表“同达赖喇嘛并无直接联系”。韩德逊由此认识到：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被认为是对印度政府施压。

       夏格巴、帕拉·土登维登、赤江·洛桑益西、索康·旺清格来、洛桑三旦等人力主出逃。噶伦扎西林巴·钦绕旺秋、仲译钦波(即秘书长)大喇嘛土登洛桑、群丕土旦、则洽雪康·顿珠多吉等力主返回拉萨，强调“依靠外国不会有好结果，还是依靠祖国可靠，要走就回拉萨”。三大寺也反对达赖喇嘛出走。恰好在张经武抵达加尔各答之前，由德高望重的洞波娃率领拉萨哲蚌、甘丹、色拉三大寺代表“突然出现在亚东”，请求达赖喇嘛“不要越过边界到印度”。“为使他们的请求更有说服力，他们安排喇嘛到通向南面的山口则里拉和乃堆拉，理由是迎接中国共产党代表，实际上是阻止达赖喇嘛逃跑”。争论“结果是达赖回拉萨为上策”。

       由上述可见，无论美国如何策划出逃，达赖喇嘛还是返回了拉萨。美国官员认识到，达赖喇嘛必然返回拉萨。林恩报告说：“来自藏人的所有报告都指出达赖喇嘛处于必须返回拉萨的强大压力之下，以神示之言说他必须返回。”霍尔姆斯致电艾奇逊：“达赖喇嘛本人愿意离藏，但是决定遵守‘西藏大多数的意愿和主张’而回拉萨。”当然，中央人民政府对达赖喇嘛的争取也使他决心返回，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认为：“显然，达赖喇嘛在中央人民政府不断加大的压力之下启程返回拉萨，报纸说他在征询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head of CPG delegation)的意见后于7月22日离开亚东。”在这些因素之下，美国“目前看来做不了什么”。

        四、美国企图落空：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达赖喇嘛并非如报纸所说于7月22日，而是于7月21日离开亚东，并于8月18日回到拉萨，用了整整28天。张经武在达赖喇嘛离开后于7月23日离开亚东，在其回到拉萨前于8月8日抵达拉萨，用了16天。这耐人寻味，《泰晤士报》认为“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如何安排，要与阿沛噶伦和700名西藏解放部队抵达的时间一致”。

       正是在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途中，美国还企图使达赖喇嘛中途折返出逃。在达赖喇嘛离开前一日即7月20日，季步勋、威尔金斯接到来自亚东的三个报告，称达赖喇嘛不会访印而会返回拉萨。7月31日和8月1日，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驻印度大使馆又先后向美国政府报告未能说服达赖喇嘛出逃。8月4日，艾奇逊指示驻印大使馆将下列信息传递给达赖喇嘛：“理解和同情你此时留在西藏的原因和背景”，但是坚信“在抵达安全的避难所后，你能以诚挚的机会否认”十七条协议，土登诺布也“希望你慧眼考虑一下美国政府事先对你及一定数额追随者提出的避难援助”。

       分裂分子认为还有机会使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并要求美国直接出面。一些学者疑问“为什么达赖喇嘛会回到拉萨，这仍然是一个谜”。8月10日左右，饶噶厦(Ragashar)对林恩解释：达赖喇嘛之所以回到拉萨，是因为噶厦要同张经武等人协商十七条协议的实施问题。他强调：“如果中国坚持派遣大批军队入藏，特别是派驻印度边界，噶厦就会拒绝协议，并要求达赖喇嘛到印度。”威尔逊赞同此说，8月16日报告美国政府：“噶厦打算在拉萨同中国代表谈判”，“如果汉人坚持将更多部队派驻入藏”，“那么达赖喇嘛仍然‘很有希望’会离藏并否认协议”。

       饶噶厦提出：“要想说服噶厦认识到美国关心西藏，须有美国抬头的签名信函。”美国官员讨论以何种方式将信函致送给达赖喇嘛。威尔逊认为，有美国抬头的签名信函“不明智”。8月13日，他提出：“由于这周达赖喇嘛一行回到拉萨，情况变得很急迫”，需再次送给达赖喇嘛一封未落款的信函。他相信：“达赖喇嘛仍然渴望到印度，西藏在讨论后会否认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表明态度将会成为决定性因素。”8月14日，霍尔姆斯致电艾奇逊：“为了说服西藏官员否认协议并劝说达赖喇嘛离藏”，“有必要将美国官员签名、带有美国抬头的信函交给西藏防长”，但信函有可能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手。最终，威尔逊、林恩于8月15日将“未签名、没有水印标志、写在空白纸上的信函”交给饶噶厦，“信函译文放在一个空白信封内封好”。饶噶厦“允诺个人交给达赖喇嘛”，“大约20天后到拉萨”，也就是9月5日后才能送到达赖喇嘛手中，但此时达赖喇嘛早已返回拉萨。

       9月10日，哈雷尔提议利用分裂分子回拉萨劝说达赖喇嘛离藏。他提出：“为有力地说服噶厦和重要的西藏官员”，分裂分子最好携带“美国政府允诺援助的信函”。他认为：“达赖喇嘛仍然希望离藏，但是缺乏重要官员的支持，因而克服不了来自喇嘛的反对。”韩德逊赞同此建议，于是有了落款日期为9月17日、署名韩德逊致达赖喇嘛的信函。这样，美国改变了不署名、不落款日期的做法，不再担心落入中央人民政府之手，而是赤裸裸地煽动达赖喇嘛出逃。9月30日，威尔逊、林恩将韩德逊信函交给从噶伦堡专门赶到加尔各答的某分裂分子，这个分裂分子声称：“几天后返回噶伦堡，然后大约14天到拉萨”，要煽动包括鲁康娃、洛桑扎西、饶噶厦在内的3～4名高级官员以及达赖喇嘛的兄弟洛桑三旦，通过他们将韩德逊信函递交达赖喇嘛。

       按照这个分裂分子所说时间，他10月20日前到拉萨。如果煽惑出逃成功，就涉及10月20日后的印度政府的态度问题，威尔逊遗憾地称“还未得到印度政府关于达赖喇嘛避难的表态”。于是，斯蒂尔于10月30日要求巴杰帕伊表态。巴杰帕伊回答：7月21日已通过驻亚东“商务代表”将印度愿意提供避难的态度传递给达赖喇嘛。斯蒂尔疑问：是否转达；如未转达，印度政府可否指示驻拉萨“代表”辛哈(Sinha)转达。巴杰帕伊回答：“印度政府关于避难的态度未变，但是在拉萨目前情况下，印度政府不能主动提出避难问题，因为这等于公开说印度政府鼓励达赖喇嘛离藏。”斯蒂尔不甘心，又催促：“辛哈是否告诉达赖喇嘛，印度政府准备提供避难？”巴杰帕伊回答：“如果任何达赖喇嘛的权威代表询问，辛哈可以回答。”斯蒂尔提出：“大使馆从西藏各种渠道了解到达赖喇嘛希望在印度避难，但是因为得不到印度政府明确的同情而失望。”虽然印度政府准备提供避难，但是达赖喇嘛“未能或不能得到印度政府的确切回答”，这会“对西藏的幸福产生破坏性影响，甚至对达赖喇嘛的个人安全造成影响”。斯蒂尔报告艾奇逊：要向印度政府指出，“如果达赖喇嘛的权威代表在拉萨接洽辛哈，就会获知如果达赖喇嘛希望离藏，印度政府仍然愿意提供避难”。由此看来，印度政府改变了先前允许“避难”但不能从事政治活动的态度，因为它也看到在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以后，“达赖喇嘛已自愿地回到了他的首府”。

       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尽管达赖喇嘛做了表态，美国政府仍然于11月7日指示驻印度大使馆再次致函达赖喇嘛唆使其离藏。在11月14日给艾奇逊的报告中，威尔逊解释了原因：“今天的报纸强调中国军队已经进驻江孜”，“我们认识到以前的计划存在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把达赖喇嘛弄出西藏”。信函除了重申9月17日信函所说要援助之外，主要是对达赖喇嘛强调“大使馆近来得到印度政府愿意提供避难或取道权利的保证”。季步勋要求某分裂分子“带着信函大约两周时间抵达拉萨”。美国国务院和驻印大使馆“均相信达赖喇嘛愿意离藏但是发现困难巨大”，“虽然意识到这主要是达赖喇嘛的问题，但是他感觉到如无帮助不可能离藏”。美国的帮助之一，即是帮助达赖喇嘛如何出逃。分裂分子要求美国派飞机到拉萨接走达赖喇嘛，认为骑马路途遥远，如果解放军拦截，难以出逃。季步勋回答：“实施任何计划，前提是达赖喇嘛保证离藏，否认中藏协议，继续与共产主义战斗；还需要精确的联系、计划和时间。”即是说，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美国就派飞机接走达赖喇嘛。

      美国很快就丧失了所谓最后的机会。11月15日，接任驻印大使的鲍尔斯(Bowles)致电艾奇逊：“达赖喇嘛虽然7月离开亚东回拉萨，但是其个人仍然愿意离藏”，“虽然印度政府证实了近来关于西藏批准了协议的报告，但是达赖喇嘛个人仍然反对协议”，因此，“没有理由相信达赖喇嘛改变了态度”。但是他认为：近来情况的发展、特别是噶厦关于协议的态度，“表明达赖喇嘛及其政府不再是自由政府的代表，逐渐屈服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入驻拉萨和其他地方所带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派飞机接走达赖喇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虽然鲍尔斯反对派飞机，却提出：“达赖喇嘛可以采取诸如到西藏佛教寺庙朝圣的办法，从这个寺庙南逃印度。”

       随后，鲍尔斯的这个提议因印度政府的态度而不可能实施。在得到斯蒂尔11月20日同梅农谈话情况的汇报后，鲍尔斯11月26日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两点：其一，印度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解放军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时，印度政府“可能愿意提供达赖喇嘛避难”。但是1951年下半年以来“印度政府明显未采取什么措施，同时也没有以清楚的语言表明其对西藏的态度”，比如在7月达赖喇嘛“艰难做出回拉萨的日期里”，大雅尔告诉夏格巴“并未得到印度政府提供避难的指示”。随后印度政府“或许向大雅尔发出了指示”，但是“这个指示的措辞显示了印度代表不能主动向西藏表明态度”；“同时，印度驻亚东‘商务代办’和驻拉萨‘代表’基于同样原因，亦未采取行动”。其二，噶厦中的分裂分子也意识到印度政府提供避难不太可能。印度政府于1950年10月“向中央人民政府阐明其关于达赖喇嘛避难的态度”，潘尼迦在1951年5月十七条协议签署后又重申了印度的态度，但是噶厦中分裂分子却指责“印度政策的特点是消极，尤其是在避难问题上沉默”。

       由上述可见，美国政府在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途中设法唆使其折返南逃印度，随即又两次由韩德逊致函唆使出逃，声称美国援助的前提是达赖喇嘛离藏并公开否认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采取适时有效的措施，达赖喇嘛公开表态拥护十七条协议。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鲍尔斯的两个报告表明美国政府策划达赖喇嘛出逃的阴谋最终落空。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如何策划达赖喇嘛出逃，以阻拦西藏的和平解放。在1949年至1950年10月，美国反对达赖喇嘛离藏，企图以他作为抵抗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棋子。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后和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期间，美国策划达赖喇嘛流亡到锡兰或泰国。十七条协议公布之后，美国竭力阻拦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继续策划达赖喇嘛流亡靠近西藏的地区或“访问”印度。为达到目的，美国外交人员、中情局官员同分裂分子密切接触予以策划，本来美国一般不采取信函形式，因为担心“容易落入不友好者之手”，但美国驻印大使韩德逊多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其出走。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许多官员和三大寺主张维护国家的统一，达赖喇嘛也担心出走后丧失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正确的宗教政策，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者张皓，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