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被称为“铁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铸就的革命精神，又被称为“铁军精神”。那么，“铁军”和“铁军精神”的由来和历史渊源是怎样的呢？

　　从《新四军军歌》谈起

　　要知道铁军和铁军精神的由来和历史渊源，就要从庄严雄壮、节奏有力的《新四军军歌》谈起。《新四军军歌》诞生于1939年。那年2月23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24日，新四军举行联欢晚会，欢迎周副恩来，会场设在军部大礼堂（陈家祠堂）。会场上气氛活跃，热闹非凡，各单位之间互相拉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从江南前线回来的陈毅也被大家拉出来唱歌。陈毅作为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老战友，毫不推辞地用法语高唱一曲《马赛曲》：“前进，前进，祖国的儿女，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我们在神圣的祖国面前，发誓向敌人复仇；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决心要为之而战斗……”激昂慷慨的歌声以及战士们的掌声，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马赛曲》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创作于1792年奥、普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危机形势下，表达了法国人民争民主、反暴政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热情。

　　但是，我们自己的《马赛曲》呢？什么时候才能有一首自己的军歌呢？一些新四军指战员不由自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引起了军部首长的关注。在军部首长们的讨论会上，大家提出应创作一首军歌，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振奋全军。在场的周恩来微笑着说：“我们这里就有诗人嘛！”他的目光移向陈毅。有人心领神会地大声提议说：“对，陈司令，你就写首歌词吧。”陈毅慨然答应了大家的热情要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尽管战务繁忙，他仍利用作战间隙抓紧对歌词进行构思。在歌词中，他写了新四军继承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前后10余年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写了新四军的政治信仰、作战方针、军民关系等等，歌词共有3段，35行，名曰《十年》。4月上旬歌词被送到军部，之后，在项英主持下，军部组织力量对歌词初稿进行讨论修改。叶挺、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等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应该突出东进抗日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陈毅于5月份对歌词又再次进行修改。经过集体讨论并加工修改后的军歌歌词终于定稿，名为《新四军军歌》，发表在《抗敌》杂志上。

　　军歌歌词定稿后，军部决定由刚到云岭军部不久的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何士德接到《新四军军歌》歌词后，将全部心思都沉浸于为军歌的谱曲上。他一遍又一遍地研读歌词，在激情中寻找着旋律。第一稿他用的是民歌风格。曲调优美流畅，朗朗上口，但不够雄壮，劲头不足，没有表现出新四军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和英雄气概。于是，他又推倒重来，改为进行曲。经过一遍又一遍地试唱，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直到自己满意，可以请军部首长来检验为止。7月1日，一个晴朗的早晨，文化队试唱军歌的队员放开了嘹亮的歌喉。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冯达飞等10多位首长，个个正襟端坐，聚精会神，洗耳恭听。雄浑壮阔、节奏有力的进行曲随着何士德的指挥奔泻而出！当“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反复两遍，音阶一遍比一遍高，一遍比一遍强，象征着新四军将士正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地向前挺进时，首长们热烈的掌声响起来了，同时宣布：《新四军军歌》立即在全军教唱，并在《抗敌报》上刊登。从此，《新四军军歌》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冲锋陷阵，浴血杀敌。

　　然而，《新四军军歌》中所唱的“铁的新四军”（简称铁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历史渊源关系

　　《新四军军歌》中唱到：“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显然，铁军和铁军精神与北伐战争以及北伐战争中的革命军队有着不解之缘。

　　上个世纪20年代前期，由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屡遭挫折的孙中山，看到了民主革命的出路。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下，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共产党人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组织国民革命军。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作为骨干，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有150余人，装备有铁甲车、机关枪及长短枪，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组建、领导、指挥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壮大共产党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决定创建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于是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做骨干，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初建时约2000余人，叶挺担任团长。这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化军队。

　　国共两党合作后，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和各方面的准备，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遣部队，自广东、广西出师援助被吴佩孚击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独立团一出师，便立下引人注目的战功，将敌完全击退。北伐军初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7月11日，北伐军进占长沙，8月19日占领平江，22日占领岳州，随即进入湖北。

　　吴佩孚看到北伐军有直捣武汉之势，急调在北方进攻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地形险要的汀泗桥一线布防。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总攻。敌军凭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斗志旺盛的北伐军一鼓作气，在8月27日攻下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吴佩孚气急败坏，亲自率领南下的直系主力赶向咸宁增援。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汀泗桥的苦战之后未经休息，抓住战机，乘胜追击，赶在直系主力到达之前，一举占领咸宁城，敌向贺胜桥溃逃。

　　8月30日中午12时，第四军、第七军再次攻占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打破了吴佩孚死守贺胜桥以保武汉的计划。接着，国民革命军挥师武汉。在攻城时，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表现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叶挺独立团中，第一营从营长开始，连长、排长都留下“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牺牲”的遗书，抱着献身的决心上阵。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18位排以上干部，均为共产党员。一营营长曹渊也头部中弹阵亡。

　　由于叶挺独立团全体官兵在攻城战斗中表现出了无比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终于率先攻入武昌城。战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武昌洪山修建攻城官兵烈士墓，安葬曹渊等191名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墓碑上镌刻着“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名句。特别是后一句可以说是首次出现了“铁军”的尊称。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由于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战功卓著，1927年1月，这个团所在的第四军荣获人民群众赠送的“铁军”盾。叶挺对独立团的将士们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这样的伟大的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叶挺把“铁军”荣誉的获得，归功于共产党。这既符合历史实际，符合叶挺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是铁军精神的集中体现。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初期，叶挺建议把改编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其目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历史渊源关系

　　《新四军军歌》唱道：“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这里是毛泽东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建立和战斗的中心区域。显然，铁军和铁军精神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但是，起义军10月初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约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湘南。

　　在此期间，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于9月9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军在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撤离湘东，向南转移，到敌人控制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

　　南下途中，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一直关心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他不断从各方面打听、了解有关情况。不久，他从一张报纸上得知朱德及其所率部队在广东潮州、汕头一带活动，便派何长工到广州找朱德接头。

　　何长工辗转见到朱德后，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何长工说：“毛委员认为，南昌起义这支部队是宝贵的革命力量，如果能到井冈山和工农革命军一道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就会给革命做出更大贡献……”朱德也兴奋地说：“从敌人的报纸上，我们才知道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我也正要找他呢！我已经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的胞弟）到井冈山联系去了。”

　　不久，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余部搞了湘南暴动，部队得到发展壮大，但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南北夹击，暴动失败。他当即兵分两路，进入湘南，迎接朱德和他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1928年4月28日，两支革命武装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了，接着，举行了两支部队营以上干部会，决定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2000多人、近千支枪。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由此可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下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他们都叫第四军，从名称到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历史渊源

　　《新四军军歌》还唱到：“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显然，铁军和铁军精神与南方红军游击队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随后，中革军委转移途中，于10月22日致电项英，宣布成立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5个军区及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军独立二十四师和红十军。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历尽艰险，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这样，项英和陈毅便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赣粤边游击根据地。他们将赣粤边地区分成5块游击区，将在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至此，中央分局实现了由正规战争向游击战的转变，开始了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的战斗历程。

　　这一时期，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共开辟了15块游击区，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个省160个县。由于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分割，又失去电台通讯设备，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与各个游击区失去联系，各个游击区之间的交通也被隔断，因此，各个游击区不得不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

　　蒋介石一直视南方游击区为心腹之患，反复进行“清剿”，到处烧杀掳掠，给南方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指战员们长年战斗在荒山野岭之中，没有吃，没有穿，过着“天当被，地当床，树皮、野菜当干粮”的艰苦生活。

　　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斗争精神，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各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采用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开展对敌斗争。

　　为了鼓舞指战员们的革命斗志，战胜各种困难，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项英和陈毅十分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们经常对指战员进行革命前途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积极提高指战员的素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充分发挥个人的表率作用。正是这样，他们在残酷的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队伍，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新四军的前身就是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在南方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形成的战斗经验、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对铁军精神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因此，铁军、铁军精神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更具有直接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