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80多年前，16岁的他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一支筚路蓝缕却面容坚毅的队伍，冒着隆隆炮声，迎着阵阵硝烟，翻越雪山，踏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今天，他已经101岁，因为参加过长征，成为传奇人物。当年的战友大多数已长眠于地下，每每念及昔日的战友，他都神情肃然，感慨万千。5月25日，在辽宁省金秋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101岁的老红军——黄友端，亲耳聆听老人家在长征路上的传奇故事。

       101岁的黄友端笑眯眯地坐在沙发里，沙发后的墙上，大红底烫金的“寿”字分外醒目。这个“寿”字，他当得起。据辽宁省委老干部局主任陈文东介绍，目前我省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只有24位了。

       爱吃甜食，爱喝咖啡，爱看电视剧，高兴的时候还会点上一支烟，和年轻人逗逗乐。除了腿在去年意外摔伤不能行走外，101岁的黄老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声音洪亮，思路清晰。

       说起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与坎坷经历，老人总是淡然一笑，他说自己的一生极为平凡，没有必要炫耀。

       刚参加红军时，有一件棉衣服成了最大的奢望

       “我是1932年1月正式参加鄂豫皖红军的，当时才16岁。由于我的个子矮，拿不动枪，只得在11师33团1营当了勤务兵。参加红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头换面’，当时红军不发统一服装，我从家里出来穿在身上的灰色大褂要剪短，于是长袍子被剪成了半截身。”黄友端回忆。

       黄友端跟随红四方面军先后转战湖北、河南、陕西、四川。沿途饥一顿饱一顿的，就盼着打土匪打土豪，可以吃顿饱饭。天气逐渐转冷了，红军战士大部分还穿着单衣，真是饥寒交迫。当时的黄友端还穿着学徒时的半截长衫，能有一件普通的棉衣服成了他最大的奢望。

       黄友端说，最苦要算翻越人迹罕见的大巴山了。此山横亘于川北和陕南之间，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气候恶劣，当地人叫它“二百一”，即上山70里，山梁70里，下山70里，一天翻不过，必须要在山上宿一夜。当时已是11月底，上山前，指挥员传下消息说，每个人都要背一捆稻草或柴火。黄友端并未当回事，因为山下还热得可以洗澡。可是一爬到山腰，逐渐下起小雨，再向上爬就下小雪了。到了山顶，已经下起鹅毛大雪，冰天雪地。由于空气稀薄，高山缺氧，战士们越走越吃力，脚下的草鞋结成冰，脚趾冻得麻木。战士们垫上稻草，你拉着我，我牵着你，慢慢行进着。

       夜间寒风刺骨，战士们冻得直打颤，只好几个人背靠背围挤在一起，相互用体温来取暖，下面铺上稻草，上面再蒙上一个线毯和衣而眠。当天边刚刚泛起一丝白光，队伍又开始行军了。黄友端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幕，就是行军中看到战友们像雕塑一样坐在那里，等走到跟前，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永远留在了这座山上。

       经过3天艰苦的行军，终于翻越了大巴山。下山后饿得不行，黄友端误把桐油当菜籽油吃了，结果拉肚拉了好几天。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非常高兴，毕竟结束了近3个月的跋山涉水。

       在通江县，当上了让人羡慕的电话兵

       说起自己当电话兵，黄友端说：“那是红军创建了川陕苏区后，随着战事的推进，军内奇缺电话兵和司号员。”

       1933年4月，在通江县，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黄友端参加了第一批有线电话训练班，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正式成为红四方面军司令部电话总队的一名电话兵。

       黄老回忆，当时红军把电话兵看得很重，一看见电话兵带来了电话机，就如获至宝。

       电话机一般都安装在部队首长的住处，电话兵分秒不能离开电话机。由于线路不好，都是单根线通话，遇到刮风下雨不是电铃不响，就是声音很小，所以要昼夜拿着电话机查听。大约每隔十几分钟就要试线一次，发现断线，不分昼夜立刻出去查修。线路大都架在森林草丛中，深夜查线更是难上加难。由于没有备用电话机，途中行军叫线，每走一段就要用手拉一拉线，判断是否断线。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把线叫通。

       当时最让他头疼的是接听传达电话内容。黄老说，在二三百里的距离中通话，往往首长讲的话听不清楚。因为很多首长说的都是方言土语，相互通话很难听懂，这时就需要电话兵来帮他听转电话，加上电话声音又小，如若传错一句话，就会造成严重后果，电话兵负有重大责任。所以，每传一次话都是提心吊胆、满身是汗，生怕把电话内容传错。常常一句话要复述好几次才传达给首长，全凭电话兵灵敏的听觉能力。

       黄友端虽然没有文化，但非常喜欢琢磨电话机，经常偷偷将电话机拆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听到对方讲话，并把电话机的结构、连线画出图来，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研究，黄友端可以解决一些小毛病。各军部电话机有故障时，常常找他去维修，他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电话兵。

        黑夜里，朱总司令派人送来马灯

       1935年11月初，红军南下，翻越泸定岚山进入天全县城，总部设在仁义乡程家村。

       一天傍晚，电话班里只剩下黄友端在值班，其他两个战友出去查线路了。“电话旁的麻油灯一跳一闪地亮着暗黄的微光。白色的小瓷碗盛着灯油，半截捻子浮插在上面。由于点得时间有些久，捻子沉到灯油里面，小房子里忽地漆黑一团。我就摸着黑去找灯芯，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黄友端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摸摸索索地拿起电话，朱老总浓厚的川北口音传过来，‘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啊？’我向朱老总讲了当时的处境。朱老总说，‘你为什么不去后勤部要？’我就说，‘说过，但是没有要到。’朱老总没有再讲什么，就挂断了电话。”

       过了半袋烟的工夫，两个红军战士过来了。一个稍稍年轻的战士对黄友端说，“我们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给你送马灯来了。”边讲边把马灯放在了木桌上。黄友端兴奋地端详着朱老总的马灯，锃明瓦亮的玻璃罩，黄铜的金属灯架有些锈迹和印痕。“那个时候，马灯是红军的宝贝，非常稀罕。”当黄友端旋开油嘴，扭亮灯芯，烟熏火燎的小屋子一下变得通亮雪白了。警卫员没有马上走，他告诉黄友端，担心你人手不够，朱老总命令两个警卫员要坚守到查线人员回来才能返回。

       黄友端向记者讲起这段经历时，脸上泛起激动的神情。他告诉记者：“朱德总司令那个时候在左路军，他脸庞消瘦、胡子很长，人好，体贴部下，一双慈爱而有神的眼睛，透着安详温厚。”

       走出草地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7月，黄友端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黄友端说：“没有吃的是最大的困难。”

       在过草地之前，战士们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把大米用水泡，用锅炒，做成黄黄的糌粑炒面，每个人背了满满两袋子。7、8月份又逢雨季，草地上一潭潭积水很深，稍不留意就会陷下去，有些战士就陷下去牺牲了。这里气候极为恶劣，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夜晚，穿着单衣的红军，每个人只披着薄毯子互相取暖。如果遇有难得的星空，大家就会谈得很晚。黄友端说，那时他所在的电话班会互相讲讲故事，最高兴的就是回忆如何斗地主。

       到最后，每个战士的米袋子都空了，袋缝中还残剩一点，每天用舌尖舔一舔。饿得没办法了，只好去采野菜吃，于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东西成了红军的果腹之物。白天行军采一大包野菜，用水泡后切碎，如果吃了肚子没有疼或者没拉肚子，晚上大家会坐在一起认真地描述叶子是什么样子，开会交流经验。

       提起吃牛皮带的事，黄友端说：“吃牛皮带可是要费一番工夫的。牛皮带先是用火烤，直烤到牛皮卷曲、发脆，然后用水煮，切成小块咬着吃。大家咬着皮革，一边咀嚼，一边吞咽，嘴里百味杂陈。”

       由于长期饥饿与疲劳，快走出草地的那几天，许多红军战士爬不起来了。黄友端看到了，上前搀扶，他们嘴里断断续续地说，“我走不了了，你走吧。”急得黄友端与战友只能偷偷地哭。电话班战士上路后，扭过身来安慰他们，“没有事，后面还有我们的队伍。”一路上，牺牲的同志都是趴着或者卧着的姿势。

       就这样红军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以惊人的毅力，熬过了2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第三次走出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

       “最让我引以为自豪的是，在最艰苦的长征行军中，1936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顽强的意志向党证明，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黄友端坚定地说。

        在保安，给毛主席安装电话交换机

       1936年10月，黄友端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县，受到红一方面军的热烈欢迎，此时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结束。

       三军会师时，空场上搭个台子，2000多人一起开会。政治部的领导上台说，我们更加有力，更加团结了。会后，每个班发了3只草鞋，由班长、副班长拿着，哪个战士的鞋坏了，可以去换1只新的。部队还休息了两天，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大家激动万分，比过年还开心。

       11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保安（志丹）县城，受到中央军委机关的热烈欢迎。这里山多沟多，交通极为不便，而且比较荒凉，县城不大，多数房屋倒塌，街上百姓很少，到处是红军战士。

       安顿下来后，黄友端所在的电话排被合并到军委通信连。全连共三个排，一排是徒步通信排，二排是骑兵通信排，三排是电话排。没过几天，上级派电话排给中央首长安装电话。

       当时中央首长居住在县城东边的山脚下，不太大的院内只有几排窑洞。黄友端说，安电话时他才发现，党中央的有线通信设备很落后，只有一个电话班，而且仅有一台五门的旧总机，而红四方面军光电话兵就有一个排，有一部西门子20门的交换机。

       “这次，是将四方面军的那台20门交换机安装给中央首长用。也是在那次安装交换机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黄友端说，“毛主席穿得与红军战士的服装一样，一点也不像大领导。最稀奇的是，我还看见一个外国人，长得怪怪的，一打听才知道，他叫李德。”

       （吴限 本版图片来源相关资料）

        人物

       干了一辈子通信

       1949年沈阳解放后，东北军区通信处决定派黄友端去筹办沈阳通信教导大队，任教导大队副队长，1950年8月教导大队更名为沈阳通信学校，黄友端又兼任教育科科长。在那个年代，沈阳通信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通信人才。

       1950年9月，东北军区通信处决定调黄友端去辽西军区司令部任通信科科长，负责军区司、政、后机关，军区直属的几个师、团，还有与省政府机关的有线通信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通信科同时还担负着为抗美援朝选拔、培训、输送通信兵的任务。

       1960年，黄友端被调到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主管全省邮政事业，他的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通信事业做贡献。

       离休后，黄友端时常伫立窗前，眺望远方，用儿子黄军的话说，也许是经过了大风大浪般的考验之后的沉淀，他突然变得温顺起来。

       黄友端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大儿子黄军常常坐在他身边，听他回忆当年的经历。根据这些记忆，黄军已经写下了4万多字的回忆录。黄友端说，这是留给孩子们的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