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王新兰，原名心兰，1924年6月出生于四川宣汉，6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可说是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中央军委三局五十五分队报务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台长、一一五师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秘书、东北南满司令部秘书兼电台台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司令部秘书处秘书、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总政治部专家工作室主任、交通部干部局干部科科长、交通部外事处处长、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5年12月离休（正军职）。

       那是在纪念红军长征七十五周年之际，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中红网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拜访了肖华上将的夫人、女红军王新兰。只见静寂的小院里，整洁干净，绿草如茵。走进客厅，满屋子都是书架，墙上挂着的肖华上将和夫人、女红军王新兰的照片，十分醒目。

       “欢迎你们呀！”年高86岁、热情好客的王新兰，依然是那么皮肤白皙，嗓音圆润。女儿肖于热情地端上了茶水。在温馨的气氛中，王新兰对记者娓娓道来自己富有传奇而又浪漫的人生。

        王维舟，引导王新兰走上革命道路

       王新兰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6岁那年她父亲去世。为什么出生于四川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9岁就参加了红军？

       原来，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中共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使她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于是，军阀刘存厚悬赏捉拿他。王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躲在一个阁楼上，策划和领导游击军斗争。王新兰经常看到他们秘密在阁楼上开会，就想他们一定在干着什么大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进驻王家坝，连长就住在王新兰家。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秘密党组织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党组织看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信。这时王新兰才5岁。

       后来，王维舟离开那个阁楼，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沸腾起来了。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这时，王新兰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活动有关。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率部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打得敌人溃不成军。11月2日，红军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被任命为军长。

        徐立清，批准王新兰参加红军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域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姐姐担心母亲和妹妹，专门赶回家，将母亲托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政权机关一起转移。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这话，王新兰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忽然，王新兰止住哭泣，大着嗓门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

       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才9岁。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洪学智，帮助王新兰战胜病魔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除了这支队伍，她什么也没有了。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地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

       长征路上，有爱讲笑话的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可是过江半个多月后，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这时，还清醒的王新兰不断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掉队——在这种时候掉队，等着自己的只有死亡。

       一天早晨，王新兰挣扎着刚走十来里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她。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一天，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当王新兰能下地时，就拄着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王新兰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就这样，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莫打鼓来莫敲锣，听我唱个作战歌。
       摆开队伍打刘湘，一个要打他十个。
       地形地物要看清，前后道路要记清。
       走了前面防后面，还要筑个作战沟。
       瞄准射击排子枪，一枪一个不要慌。”

       稚嫩的童音，在最前线响起，小小的文艺战士王新兰和大姐姐们一起，鼓舞着指战员们的士气。

       后来，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不听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主张，率军南下，结果连吃败仗。有一天，王新兰慰问着抬下来的伤员，突然，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不是王有发吗？只见他头和胸都被打烂，已经奄奄一息。他双眼紧闭，大口呼吸，每吸一下，胸腔里都是咕噜咕噜的血泡在上下翻腾。王新兰拿着水壶给他喂水，哭着喊到：“有发大哥！咋个弄是不开腔咧？我还没有给你跳够舞呢。”

       “我也想活命，可这次走不脱噻。我还想听幺妹唱《打刘湘》……”王有发扭曲着的脸很可怕地笑了笑，王新兰觉得那笑很可怕，很空洞，让她想起了马上就要降临的死亡。其实王有发此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遇到这个天真的女童，他不想让她看到自己如此衰弱地死去。

       “大哥，莫扯把子，哪个会死哟？莫打鼓来莫敲锣，听我唱个作战歌……一旦刘湘消灭了，赤化全川胜利成。”

       在目睹了百丈战斗的激烈后，王新兰这样说：“在百丈激战的7天7夜里，宣传队的工作特别艰难。经过百丈这一战，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长征胜利后，为创建新疆革命根据地，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红军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 王新兰为那些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嚎啕大哭……

        罗荣桓，搭起王新兰与肖华的爱情红台

       王新兰的传奇人生，还因她和肖华的动人爱情而更加传奇。

       1937年春，由于王新兰的出色表现，她由团员直接转为中共党员。这时，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新兰长高了，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7月，组织上送王新兰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她来到驻陕西三原的云阳镇八路军总部，换过介绍信后就准备由此去延安了。不巧的是，由于暴雨冲垮了通往延安的道路，王新兰只好住在云阳镇，等道路修好再去延安。当时，村子里住着即将改编的红军，萧华也住在这里。

       第二天，王新兰和两个一同要去延安学习的女友，到村外散步。村外清新的空气、勃勃的生机，勾起了姑娘们的舞兴。3个曾当过宣传队员的姑娘，以草地为舞台，跳起了欢快的苏联马刀舞。姑娘们的优美舞姿，吸引了许多红军战士围观。一曲跳定，一阵叫好声传来。王新兰一看，原来是陈赓。接下来，陈赓向王新兰介绍起身边的战友：李天佑、杨勇、萧华……

       介绍完，萧华提议让姑娘们再跳一曲，再唱一曲。大方的姑娘们高兴地同意了这个倡议，几乎演了一台小晚会。鼓掌最热烈的要数萧华。就这样，王新兰认识了萧华。

       往后的一些日子，王新兰几乎每天傍晚来这里散步，都会遇见萧华，并进行交谈，总觉得他处处微笑待人，虽脸庞消瘦，却英气逼人。13岁的王新兰对21岁的萧华怀有好感，心中总把他当作可亲的兄长。日子一久，萧华对王新兰燃起了爱慕之情，只感觉到年纪还小的王新兰压根儿没听懂自己表达感情的特有方式。

       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萧华知道去延安的公路快通车了。这个新任命的年轻的师政治部副主任再也坐不住了！他已经为王新兰点燃了爱情之火，可他马上要率部出师抗日，王新兰要去延安“红大”（“抗大”前身）学习，如果再不向王新兰表白自己的感情，那可能就会遗憾终生了。若就此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萧华有些心急，深深叹了口气：看来，不借助外力，他只能永远是她心目中可亲的大哥哥了！

       一天上午，王新兰被召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房间。王新兰心里直嘀咕，我不认识他，他找我干什么呢﹖看着拘谨的姑娘，罗荣桓先从拉家常开始，逐渐打消了王新兰的拘谨，然后说：“我找你问个事，你喜欢萧华吗﹖”

       王新兰没迟疑，爽快地回答：“喜欢啊！”

       “那你爱他吗﹖”罗荣桓听到回答后又追问道。

       王新兰一怔，白皙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她一直觉得萧华可亲、可敬，从心里喜欢这位兄长般的“首长”，可说到爱不爱的问题，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自己还小，哪想过“爱”呢﹖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空气显得紧张起来。

       看王新兰愣住了，罗荣桓接着说：“萧华说他爱你。”

       王新兰的脸变得更红了，低着头，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依旧不知说什么好。

       罗荣桓趁热打铁，又说：“萧华年纪不大，本事不小，在一方面军可是个名气不小的人物。他说他爱你，不知你爱不爱他。你可以再考虑考虑。要是爱，你们之间的关系就确定下来。要是不爱他，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去同萧华谈，让他死了这份心……”

       “别，我觉得他人挺好的，我们也谈得来，我也愿意和他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一听罗荣桓那样说，王新兰急了。她确实没想过“爱”字，但也不想出现“不爱”这两个字。说完这些话，王新兰感到挺难为情的，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罗荣桓听到这里，笑着说：“那好，你认为萧华挺好，那我就要给你提个要求啰！你到延安后，不能再找别的男朋友了！”

       王新兰回答得干干脆脆：“那当然！”

       接着，罗荣桓又强调：“不过，我们还要有个君子协定：你学习结束了，前线也允许有女同志时，你要回我们一一五师工作。”

       “没问题！”王新兰满口答应道。

       听到这儿，罗荣桓高兴地让管理科长去点菜，说，我有个客人，招待她吃顿饭。这时，萧华推门进来，罗荣桓对他说：“你也有坐不住的时候？好了，我帮你们把台搭起来了，戏怎么唱，就看你们的了。”

       一位是年轻有为的将领，一位是漂亮活泼的姑娘，人们称赞他们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两人关系确定的当天，萧华就以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奔赴抗战前线。临别之际，萧华送给王新兰一床丝棉被，嘱咐她：“新兰，见物思人呵，你可不要忘了我！”王新兰有些心酸：“嗯，你放心吧，我永远会想着你！”王新兰捧着萧华送的红底子绿碎花的棉被，立在村口，目送着萧华飞马离去的身影，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柔情在心中涌动……

       毛泽东，安排王新兰与肖华同上抗日前线

       抗大毕业后，王新兰又被安排进军委通讯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为红军和中共秘密党组织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的通讯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发报知识、机械原理和英语。在通讯学校，王新兰半年就学完了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学业，而且理论、操作都名列前茅。

       1939年，王新兰从通讯学校结业后，被分配到延安红色中华社（新华社前身）新闻台当报务员。

       一天傍晚，王新兰和女伴们在延河边游玩谈笑，她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刚刚学会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甜美的歌声被前来散步的毛泽东听到。毛泽东问这个“女高音”是谁，有人回答说，是新闻台的报务员，而且是萧华的对象哩！

       毛泽东早在江西苏区就认识小有名气的萧华，就微笑地向她打招呼：“唱歌的小同志，你过来，你是萧华的女朋友吧？你知道萧华现在何地吗？你想见他吗？”

       王新兰一看，是毛泽东!顿时激动得无法言状，红着脸轻轻地说：“我想写信给他，可是不清楚他的部队现在转战到哪里了。”

       毛泽东对王新兰说：“这样吧，你实在想见萧华，我马上拍个电报，让萧华等几天，我设法把你送过去。”

       可是后来萧华回电说：“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暇顾及。”

       直到1939年底，王新兰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一一五师师部，然后由罗荣桓亲自安排，到了萧华的挺进纵队。

       不巧的是，萧华下部队去了，王新兰只好在纵队队部等待。一个身挎盒子枪的小战士向秘书耳语，冲她一笑，王新兰问：“为何笑我？”

       秘书说：“他认识你！”
       “奇怪，我在延安，他怎么会认识我？”
       “我们萧司令员经常看你的照片，司令部的同志都知道你。”
       “啊哟，真想不到他还如此痴情！”王新兰心里欣喜万分。

       这年11月21日，成了王新兰和萧华心中最甜蜜的纪念日。从那天起，他们便携起手，不再分开，共同去迎接未来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有趣的是，王新兰婚后从敌电台里获悉一条新闻：“延安最近给匪首萧华送来一个美人，此人经过特种谍报训练，能飞身上马，双枪百发百中。”萧华得知，连声笑骂：“一群无能之辈！妻子明明是我爱上的，怎么说成是送来的？他们哪里懂得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

       肖华，结伴王新兰创作《长征组歌》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波澜壮阔，英才辈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长征是中国人民漫长奋斗史中的辉煌巨卷，被誉为影响世界命运的英雄史诗，人民军队坚定无比的丰碑，人类在极地中寻求生存，绝境中夺取胜利的绝唱。它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人们曾不断探索把长征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壮举，英雄史诗，转换成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琳琳总总。在异彩纷呈的艺术宝库中，有一颗璀灿的明珠——那就是二十世纪红色经典《长征组歌》。这是一曲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一曲经久不衰脍炙人口长征颂歌。

       提起《长征组歌》，也许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对于创作组歌的作者以及作品诞生的经历，恐怕就鲜为人知了。组歌的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诗人，而是来自兴国的开国上将肖华。

       1964年，全国肝炎流行，肖华下连队染上肝炎，呆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经理指示要肖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1964年4月，肖华夫妇来来杭州西子湖畔。当时正在筹备纪念长征三十周年，不少媒体约肖华写点纪念文章。肖华考虑到身体健康状况，不便写长篇大论，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长征中十二个“关节点”，即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形成一组，并用毛泽东同志《长征》诗中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王新兰回忆当年肖华写作情景说，尽管在写作前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他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甚至通霄达旦，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写得很苦很苦，人都瘦了十几斤。她说，真的是“沤心沥血”。

       “组诗”写出来后，分别寄给周总理和在京的许多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十二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农民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赞颂了红军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战士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特别是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唯独没有长征的内容，周总理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长征组歌自1965年“八一”正式开始首演。在观众的心目中，词曲都只有一个版本。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河、遇秋四个人外，还有总政文工团时乐濛也同时写了一稿，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

       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的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一次总理审查战友文工团的“组歌”，肖华夫妇带着五个孩子也去了，审查结束后，总理对肖华说：“再听听孩子们的意见。”总理问肖家五兄妹：“两个《长征组歌》，你们都听过吗？”他们回答说，听过。总理又问“你们说，两个组歌，哪个好？”四个大一点，不好意思说，十三岁的肖霞夺口而出：“北京军区的好”。总理又问：“好在什么地方？”肖霞说：“好听好唱”。周总理笑着说：“看来咱们意见是一致的”。

       战友文工团排练时，总理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不仅穿上红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当时的演出班子，要求很严，彩排时，肖华夫妇还在杭州，所到的将军都是流着泪看完的。王新兰说：“总理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肖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先前，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四十年历史风尘，四十载岁月沧桑。2004年10月，已经演了千万场，唱了四十年的《长征组歌》，第一次回到长征的故乡，回到组歌作者肖华将军的故乡。这一圈由音符滴落所产生的涟漪，激荡起红色大地的豪情，苏区儿女的深情，组歌演唱者的激情。《长征组歌》，那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此稿在写作过程中，参阅和引用了余玮、吴志菲采写的“王新兰：萧声杳香心若兰”，钟东林的“《长征组歌》的幕后故事——肖华夫人王新兰专访” 等一些出版物和有关文章的内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 评论内容...
• 匿名发表
• [添加到收藏夹]
•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未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