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实际运作方式

       对于社会主义怎么进行脸谱化表述，计划经济的表述就是一个例子。上世纪80 年代经济学界说计划经济完全不符合本土需要，要么说它是从苏联抄袭来的，是所谓的“苏联模式”，要么说它是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是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理解上，则喜欢强调政府权力过度集中，企业没有决策权，一些人甚至说企业如何生产、生产多少都完全依赖于政府计划。

       我们搞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之后，经济学界对于计划经济的理解，却掉过头来去抄袭三四十年代反社会主义学者哈耶克的一个理论假设。社会主义脸谱化实际上意味着知识界的“健忘”，跟既有的经验事实不发生联系。其实政府计划接管企业的日常生产决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1961 年的《工业七十条》对于政府和企业关系有着明确的界定，政府对企业进行“五定”和”五保”关系——政府确定企业的生产方案和规模、人员和机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原材料动力的来源和定额以及确立协作关系，生产过程和决策与机械设备的能力相关，不可能随意更改。所消耗的原材料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相对固定的，政府和企业都无需随意更改，而企业则反过来对政府确保完成特定产品数量、质量、成本和消耗定额等五个方面的“五保”。计划经济至少对很多年长的人来说，是一个经验，不应该信口开河，更不是什么事情都由中央计划说了算。

       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成本和高执行力

       历朝历代都是“皇权不下县”，过多的官员和过高的行政成本超出了农民的负担水平，结果是梁漱溟所说的那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消极相安之局”。而共产党政权在毛泽东时代做到在农村垄断暴力的同时提供秩序，并通过集体经济制度，在生产、生活条件方面给农民带来非常大的改变。在农村建设一个有执行力的政权，低成本是必须的，建设低成本政权对于共产党高层而言也是一种没有理论化的创新。缺乏一种中间层次的概念体系来表述他们之间的不同政见，反而被强行纳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宏观概念框架之内。毛泽东与很多共产党高官的争论，也可以归结为如何创建一个低成本同时具有高执
行力的政权问题，这种形式的政权也必须革除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的常规，革新农村政权中间干群关系和权力行使方式。当时的争论和实践，在今天如何进行表述？

       而今天的三农问题，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如何在较低的人均资源水平下更好地引入现代技术，从而帮助农民改善生产和生存条件的问题。如果像改革家们所说的那样，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是最有效率的，那么三农问题就应该不存在，同时也应该用这个问题意识，去检验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三级体制”的成效。

       毛时代怎么定义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照来界定的，毛泽东时代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质的理解，与80 年代之后非毛化时期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毛泽东时代很强调“政治”、“ 文化”这两个上层建筑方面，非毛化时期则反过来强调所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方面。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应该包括多种混合所有制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创新，都是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主要是与所有制因果相关之后，才上升到首要问题的；而在毛泽东时代，对于官民关系再造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注，才是首要问题。毛泽东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只有回到政治和文化方面，才是有着实际指代的，去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维度，仅仅与公有制联系起来，阶级和制度的分野就不存在了。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颠倒，所有制变革能够一次性完成，继续革命就成为不必要，进行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完善，甚至提高到阶级斗争来进行制度完善过程，就丧失了实际指代。

       革命时代的管理学革命成就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场彻底的革命胜利之后才展开的，革命时代形成的经验特别是管理和基层政府组织方面的经验，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共产党高层的争论主题和内容，仍然是延续革命时代的争论。一场革命是以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为目的的，在革命者对垒统治者的年代，无论物质( 经济力量) 还是暴力( 军事力量) 方面，革命者都处于劣势，这迫使革命者寻求一种不同于统治阶级的管理模式，完不成这种管理革命，政治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红军管理模式，我把它称为“扁平化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被大大地压缩了，这导致绝大多数官员的反对，而竭力主张完成这一场管理革命的毛泽东，则受到大多数军官的反对，1929 年有投票权的军官把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给选掉了。延安整风实际上仍然是继续推行江西时期未完成的管理革命，毛泽东整风运动的三大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其实都是要推广一种新的行政理念。毛泽东这些讲话中间还隐含了对于知识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他不承认有“脱离实践过程的规范”或者规律。延安整风中对于组织和权力的想象、对于知识的理解，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理性化”的基本前提。1949 年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拥有了执政地位，现在也有了物质和暴力的优势，管理开始向传统统治阶级的常规经验回归。1958 年毛泽东尖锐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话题，同时在多次讲话中间系统回忆根据地时代”管理革命”的原因，他说上井冈山之后“无人、无钱、无枪”，所以必须转过来依靠战士，产生一种“民主作风”；而进城之后广大干部“熬了三年”终于大规模恢复“等级制”，这是“向资产阶级学习”；1969 年他在九大上更是指出“进城以后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临终时他还说我们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从管理中间的权力分配和官民关系去看待宏观政治和制度性质的视角，是与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的对照视角，也就是“文革”期间经常批判的所谓“背叛革命路线”问题，与革命时代经验的巨大落差，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批判资源。

       基础性的生产体制中间，官民关系是一个关键。以前国民党时代的工厂跟今天一样，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之间有很大的社会鸿沟，白领和蓝领对话都很困难。“土八路”进城接管工厂之后，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发动工人一起去批判工厂的坏人，“镇反”、“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这样，并以此变革权力分配和管理关系，提拔工人中间的积极分子当干部。1952 年“五反”运动结束的时候，工厂内部资本家雇佣的代理人已经不大起作用了，旧有的常规管理模式和权力关系都已经变过来了。私有制虽然还没有变，但基层政治和组织作用早已不一样了。此后工厂里面的资本家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对外在市场上不再能够囤积居奇，对内也丧失了管理工人的权威。这有一个社会关系模式的替代，以前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服从，但是共产党进去以后，照搬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那一套经验，形成了新的气象。这个时候车间主任、班组长都是此前的师兄弟、同事，而且基层干部大多数也不能完全脱离劳动，以前动不动就解雇、罚款这些手段也很难频繁使用了。把这一套体制慢慢移过来以后，管理手段是减少了，但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50% 以上。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学术研究仍然非常薄弱。在共产党内部，刘少奇、邓小平始终持有一个制度理想，他们始终要恢复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强化管理手段的运用，以为这就是提高管理效率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改革有一个很根本的方向，就是提升被管理者相对于管理者的权利和地位，这本身就可能导致对常规管理手段运用的限制。反过来，现在只要一提到改革，就是强化官员个人的权力，让他们有更多的手段去挟制被管理者。社会主义制度“正向”和“反向”变革，都没办法用所有制变革来简化，至少是在起始阶段没有所有制的变化，所有制变革其实都出现在完成时态上，如果把毛泽东“政治挂帅”理解为“非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就很有启发性。

       文革对于专业化的官僚制的检验

       美国政治学者尼斯坎南认为官员们的主要追求是本部门预算拨款的最大化，预算拨款增加与官员的职业利益有因果关系。就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经验看，官员们和主管机构似乎明确持有一种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要求更多的财政拨款或者向服务对象收取高额的费用，同时，各种部门的“制度创新”往往指向那种“单位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价格最大化”方向，而各种有利于普及但不利于部门利益扩张的方案则长期受到忽视。1965 年6月26 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卫生部，说他们垄断全部医疗资源只为城市少数人服务，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不到重视。“文革”期间农村能够普及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也许并非偶然。“文革”期间教育部和卫生部的管理体系被打乱，主管官员丧失权力，新成立的革委会主要是军官主导的，军官们对于教育和医疗应该没有“先入之见”，所以支持并推广了一些有效的做法。1968 年，覃祥官( 湖北长阳县合作医疗事业的创始人) 在湖北长阳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被《人民日报》报道之后，受到各地革委会的响应；而山东两个小学教师提出“小学民办”的建议之后，也一样得到广泛支持。代表教育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代表卫生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均为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对于“文革”中间广受好评的农村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则持有明确的冷淡乃至于反对态度。

     毛泽东时代可以依托基层组织，实现教育和医疗事业的“非商业化”，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经营，同时采取“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的方式最小化人工成本，实现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之下进行普及。覃祥官在合作医疗被抛弃之后，总结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和毛泽东思想，合作医疗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新农合”类似于西方的福利国家方案，因为人均拨款水平很低而管理成本又很高，能够取得多大的实际成效有待于观察。如果没有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医疗事业难以建立起来，即便是建立起来也很难生存和运作下去。低收入的农民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改善生存条件引入新技术服务的路径，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对于比较穷的人来说，看来是必须的。医疗事业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医疗和医生实现“非商业化”，以今天的财政支持水平可以支撑一个比毛泽东时代高得多的合作医疗事业，而且覆盖全民。正规化与高成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官员的预算最大化愿望相一致，这和向低收入人口普及的方向相反。也许，普及医疗服务的努力要能够超越“预算最大化”的官员愿望之后才能够得到重视并实现。

       （作者田力为，笔名老田，独立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