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或“稿费”古代称“润笔”，它何时出现，难以准确考证。但至少在我国6世纪的隋代就已存在。《隋书·郑译传》载：“上令内使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熲戏谓译曰：‘笔干（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此后，就以“润笔”指请人作诗文书画的酬劳。“润格”，则指为人作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

　　那么，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人们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献记载有稿酬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报刊登稿付稿费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发布的“稿约”说：“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