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胜利。
（一）
长征是红军被迫的战略转移。红军要从被动的态势中争取主动，军事指挥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正确确立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和行动计划。它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存亡和革命的成败。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首先就表现在正确的选择和确立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在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中，围绕长征战略方针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其中大的斗争就有两次，一次是在长征初期，“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广大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却始终摆脱不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之后，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左”倾错误领导者仍不顾国民党军在红军前进方向已集中重兵布阵以待的严重情况，坚持向湘西转移的方针。在党和红军面临覆灭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形势，坚决反对北进湘西，力主西进黔川边界地区。红军按照“西进”的战略方针，进入贵州，攻克黎平，强渡乌江，占领遵义，第一次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另一次是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根据当时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正在高涨的形势和川西北的地理、居民、经济条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又及时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不顾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挠，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在前进途中，毛泽东获悉陕北还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后，便立即决定进军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与扩大陕北苏区。随后在吴起镇，毛泽东进一步确立了“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战略方针，并以陕甘晋三省为主要发展区域，迅速打开了局面。长征的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红军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方针。
毛泽东不仅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战略方针，而且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果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从而在与敌人的对抗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敌我情况的急剧变化，适时作出了渡江北上的行动计划，从而使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后，蒋介石亲临贵州督战，重新调集几十万大军在这个地区围追堵截，川军作好了堵截红军的准备，这时继续坚持渡江北上已不可能。毛泽东在对敌人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后发现，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防止红军渡江北上方面，而在南面方向却没有部署多少堵截的兵力。于是，毛泽东抓住蒋介石在战略部署上的漏洞，及时改变了渡江北上向四川发展的计划，乘虚快速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云南前进，指挥红军西渡金沙江，从而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在金沙江以东、以南地区，再次使红军争取了主动。在长征中，每到紧要关头，毛泽东都能审时度势，抓住战机，使红军找到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出路。
（二）
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统帅。在长征途中，他不仅善于指挥弱小的红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强敌作战，而且善于指挥和调动敌人，从而在战争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
一是以高度的机动作战调动敌人。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中央机关携带的大批辎重，成了红军的沉重负担，队伍拥挤，行动缓慢，削弱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以致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作战形式上必须由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纵横驰骋于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广大地区，以高度的机动作战调动敌人，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创造战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善于处理“走”与“打”的关系，既反对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又反对同强敌进行决战的冒险主义；既做到避实就虚，又敢于在必要时打好硬仗，击中敌人要害，以打破强敌堵截，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该走就走，该打则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二是以超人的谋略调动敌人。红军一渡赤水之后，蒋介石调集各路敌军拼命追击，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正当川滇两军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时，毛泽东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指挥红军出敌不意地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把敌人主力甩在赤水河以西，并取得了连克桐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的重大胜利。此举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急忙飞到重庆亲自“督剿”，重新调兵遣将，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毛泽东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当敌军逼近时，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与此同时，以红九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假象。蒋介石再次上当，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调各路大军包围，妄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而就在敌军包围红军将成之际，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继而又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军重兵远远地甩在后面，乌江天险反而成为敌军的行动障碍。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实现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妙计频出，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佯攻贵阳而西出云南，威逼昆明而直袭金沙，硬是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为红军让路，结果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
三是以灵活多样的战法调动敌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神就神在战法灵活性上。红军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和环境中进行的，因而有着不同于一般战役战斗的鲜明特点，既有堂堂之阵，也有随遇交战；既需要大智大勇，又充满千奇百险。红军经常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红军行动稍一迟缓，敌人即蜂拥而来，随时都有被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把战法的灵活性发挥到了应付自如、出神入化的程度。他经常变换作战方向，适时迅速地转用兵力，声东击西，虚实相间，于劣势中造优势，于平势中造险势，于常势中造奇势，忽而穿插迂回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忽而出其不意地集中兵力打击孤立、薄弱的敌人，一招出手，常使敌人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四渡赤水的各次渡法都不一样，三渡赤水是公开的，以全军佯动的方式专门做给敌人看；而四渡赤水则是保密的，做到“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结果红军东渡赤水已经三四天了，敌人还蒙在鼓里，甚至与红军相对而行却毫无察觉 。
（三）
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还表现在他能统筹全局，掌握关节，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阶段性，在关节点上取得突破，促成战争形势的转变。直罗镇战役便是成功的一例。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计划的破产。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再次调集大军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乘红军主力尚未得到休整和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苏区。毛泽东从全局的高度分析了当时情况，清醒地认识到，敌人沟通葫芦河东西封锁线和我打破敌人对葫芦河的封锁已成为双方实现各自目的的战略枢纽。只有抓住这一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并打好战役，方可对转换战局起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他亲自选定位于葫芦河南岸具有良好战场条件的直罗镇进行了战役部署。
由于直罗镇一仗对战略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毛泽东在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之后，又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战前，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作战计划，选定战场，并要求彭德怀同志率领团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和绘制地形图。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又亲自指挥红一军团从北向南打，令彭德怀率领红十五军团由南往北打，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事关战略全局的战役战斗的极大重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对整个战略全局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不久，红军便东渡黄河，痛击阎锡山，后又回师西征，狠揍马鸿逵、马鸿宾，迅速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同时发动群众，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与我联合抗日，在全国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对于我们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在今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指导作用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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