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突然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常年在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朱德而言，不能不引起深思。朱德已觉察到党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是力主纠正者之一。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调让朱德始料未及，同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
然而，谁也没料到，在一周后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彭的“俱乐部”。朱德虽能幸免，却遭到自与毛泽东合作以来一次较为严厉的指责。
1959年的秋日来临前，朱德感到有一种肃杀的气氛。许多老战友、好同志突然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一直韬光养晦的林彪则成了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后，毛泽东第一次用不尊不敬的评语点了他的名。更为具体的是，中央军委为此作了调整：毛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为常委。
“九大”前夕他已进入“黑名单”
春天总是给人带来希望。1961年春，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朱德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特别是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他的心情特别好。然而，谁又能料到，一场“中国式的斗争”已悄然兴起……
一天，朱德在林彪的一份讲话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之外，朱老总也不好，贺龙是最不好的一个……”
“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了！不仅有老红军，就连抗战这一批也保不住了！”朱德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智者预见到了未来。
自从“文革”发起后，经康克清相劝，朱德搬到了玉泉山。那天晚上，朱德预感到有事要发生，难以安眠。果然，秘书告诉他，康克清打来电话，让他回中南海家中一趟。回到中南海，就看到门口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大标语。他借着灯光，看清大门上贴着一张“勒令书”：
“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代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无语，只是苦笑。他进屋坐在沙发上，听康克清讲述下午发生的事情：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将朱德的住所团团围住，一边喊口号，一边让他出来交代反党罪行。折腾半日，看没有什么结果才不得不收兵。据说，当天下午，住在中南海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毛泽东、周恩来家外，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几家都遭到了冲击。
“九大”召开前夕，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一封密信，把朱德等134名八届中央委员诬蔑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与此同时，林彪一伙还到处宣布不投“老右倾”的票。
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历来主张就是对立面也可以进中央。他在会上提到朱德、陈云等人时称：“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主张把这些人选到中央委员会：“不把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朱德在九大上勉强进了中央委员会。后来，迫于朱德的威望和毛泽东的干预，朱德最后还是进了中央政治局。
元帅居然得不到医院的治疗
政治上整不倒，林彪、江青一伙就从肉体上对八十多岁的朱德进行折磨。朱德尿糖原本就高，身体一度很坏，而林彪则指使总后不给其认真治疗。
据朱德原警卫员陈凤岐等人回忆，301医院对朱德的治疗采取了百般刁难：其一，有的护士在朱德起床打针时，将被子一撩，使病人露出半个身子，故意冻他；其二，朱德心脏不好，血压高，年龄大，住在医院南侧，应开南边电梯，但医院怎么也不同意给其方便，只有转到北边电梯而朱德这么大年纪，从未给予过特护，有时连找人都难……
秋日的一天下午，朱德起床后忽然咳嗽不止。他站起来试图走几步，但由于气喘不上来，两腿发软，身体渐渐下蹲。由于朱德体重，康克清扶不住，一下摔倒在地上，立刻满脸发紫。大家马上寻找医护人员，但一个也未找到。幸亏朱德生命力顽强，一会儿恢复了血色。事情过后，医护人员也未及时处理，仍不给予特护。
那一阶段，朱德身体几次出现危险。
就在他摔倒之后不久，有两次去洗漱间，又一次摔倒，并造成骨折。如此重大事故，医院也没追查原因，还是不增加特护，任其遭受痛苦。眼见这种情形，陪护的警卫员直流泪，只好动员朱德回家休养。
1969年10月20日，朱德被下放广东从化。一到从化，有人就向他们宣布了活动范围：“往东，不要越过小桥到河东；往西，不要越过梅林哨所后山……”一系列禁令，美其名曰：“为了保护首长安全。”
朱德喜欢看《参考消息》，但眼睛不好，看起来吃力。工作人员就读给他听。领导发现后，马上指示他们尽量躲开。生活不好，工作人员弄一条鱼，“没想到负责人不让拿，只好又放下。”
广东的下放是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好在时间并不长。1970年7月，周恩来突然给朱德打来电话，为了筹备四届人大会议，要他即刻返京。
元帅被遗忘在大会堂让冷气冻病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了，邓小平又受到批评，同时毛泽东那里又报来病重的消息，“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骤然加剧，朱德心急如焚。在这历史斗争的紧急关头，他本来无力的双腿硬是站了起来。他再一次作出了一个决定：分担毛主席晚年的工作！
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决定，这是一个老帅在民族危难时刻，不顾90岁高龄挂甲出征。这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先例，也是人类最高境界和信仰促成的责任。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会见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朱德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工作人员四处打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这是个无法原谅的错误。作为国务和外事安排，都有严格的程序，时间都在分秒控制。但在那特殊岁月，“四人帮”忙着争权夺利，全国上下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始的整顿又在回落，外交部门形成的一套严谨制度也受到影响。堂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共和国元帅，竟被冷落在大会堂休息室里，会见推迟竟无人告知！
这次，他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待了近一个小时。7月6日下午，由于感冒引发并发症，90岁的朱德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程，完成了他“革命到底”的伟大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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