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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了两年，因为学校闹了一次大风潮，他跟大多数学生退出来，转入新成立的中国新公学。一年多后，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正在这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堕落了。
这班“朋友”是些什么人呢?
一个是德国人，名叫何德梅(Ottomeir)，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他写道：
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
……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①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把旧社会那一套堕落行径——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②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
刚过18岁的年轻人，壮志没了，愁思多了，胡须也稀疏了，连镜子也不敢看了：
活画出一个颓废文人的酸像。他有时也写一些极无聊的诗词，捧戏子，赠妓女。
真是花天酒地，嫖赌逍遥，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本来胡适也有一些正经朋友。如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书，曾多次来看望胡适，劝他搬家，离开那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为他找正经差事，介绍他去华童公学教国文④，还劝他课余翻译外国小说。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此后当实行之。⑤
又如绩溪的同乡好友许怡荪，见胡适这般跟人浪荡堕落，也来规劝。但许怡荪那时也远在吴淞的复旦公学读书，不能常来。而身边这班酒肉朋友却是天天见面的。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胡适于是沉溺愈深，终于闹出乱子来了。
2月12日晚上⑥，他们这班酒肉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了不少的酒，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鬼混到半夜，还要打牌。胡适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但第二天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独自雇人力车走了。那一晚，下着瓢泼大雨。胡适一上车，冷风吹来，酒劲上涌，就烂醉如泥，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竟睡在租界巡捕房的地板上。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沾着许多污泥，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脸上也沾了泥污，有些疼痛。胡适觉得有些奇怪，不知这是什么地方。问门外的人，那人大笑，说他昨天晚上住进“外国旅馆”了!后来，他看见门外有铁栅栏，又有巡捕看守，才知道是巡捕房的监狱。胡适正疑惑不解，便有人来叫他去过堂。他自己记叙的情况是：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⑦会审公堂讯问的结果，胡适以酗酒闹事，殴伤巡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夜不算，还被罚款五元。
多么丢脸的事啊!这都是交友不慎，跟一班酒肉朋友鬼混的报应啊!
发生了这起丢脸的事情之后，胡适心里万分懊悔。他在镜子里望着自己脸上的伤痕，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己竟堕落到如此地步，成了一个浪荡子!怎么对得起在家中时时刻刻挂念儿子的慈母呢?他想起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名句，下决心要痛改前非，脱离这班酒肉朋友，结束他“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⑧胡适决心去北京报考“留美赔款官费”。这“赔款”即是庚子赔款。庚子(1900)
那年，八国联军侵华，打进北京，逼着清政府又订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仅“赔款”一项，就按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每人白银一两，计四亿五千万两，四厘计息，分39年本息付清，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用在中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及设立各种学术奖金，或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美国于宣统元年(1909)开始退还庚款，当年就选派了第一批留美官费生。胡适这一年准备去报考的是第二批。但胡适那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蚊帐也买不起，还欠了一些债，哪里有钱去北京应考呢?即使考得上，自己出洋了，哪里有钱供养母亲呢?真是困难重重啊!
这时，他的好朋友许怡荪来了，力劝胡适摆脱一切去报考，还答应代他筹措经费。⑨他的另一个好朋友程乐亭也来了，赠送胡适二百块银圆作路费，支持他北上应考。⑩他的族叔胡节甫也答应为他筹款并照顾家里的生活。正是在这些好友的规劝与资助之下，胡适才得以安心读了两个月的书，然后顺利北上，参加留美考试。
考试分两场。头场考国文和英文，胡适的运气不错。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他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文章，开头就说：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这其实是胡适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正好碰着看卷子的先生大有考据癖，对胡适的文章特别赏识，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头场平均得80分。可是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好。最后总平均仅得59分，离及格还差一点点。幸亏这次考选出洋的有七十个名额，考得好的不多，胡适总算侥幸，考取了第55名。
发榜那天，胡适去看榜，还有一段趣事：
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
(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这个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和胡适同船赴美，同进了康奈尔大学，成了胡适的好朋友。
放洋赴美的时间，是政府规定的。胡适来不及回绩溪去拜别他的母亲。8月16日，便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赴美国的远洋巨轮。
站在这远洋巨轮的甲板上，望着滔滔流泻的黄浦江水，胡适也禁不住心绪翻腾：
依恋，惆怅，渴望，追求，……交织混合成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挥一挥手，告别送行的亲人和师友，也告别他学习生活了六年的大上海。这十里洋场的大都会，是那样新鲜，却又那么污浊；促人长进，也诱人堕落。你在这个青年人的心田种下了欢乐，还是烦忧?
现在，这一切都逝去了。脚下的巨轮将带着他去蔚蓝的大海，辽阔无垠的太平洋，大洋彼岸的新国家。那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踌躇而又迷茫。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将开始以“胡适”为正式标记的新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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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藏晖室日记》，收入《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上册。原系自订毛边纸本，封面有胡适自题的“藏晖室日记己酉第五册，庚戌第一册合本”。所存日记起自己酉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
下文中统计数字初版有错。当年赶写文稿，仓促行事，边数边写在纸上，后来细细统计，才纠正了。（三版补注）
③ 见《胡适的日记》所收《藏晖室日记》，北京中华书局版，上册，第8页。
④ 参看上书，上册，第1、8～10页。
⑤ 见上书，上册，第13页。
⑥ 《藏晖室日记》庚戌二月十二日，记有“是夜唐君国华招饮于迎春坊，大醉，独以车归。归途已不省人事矣。”这一天公历是1910年3月22日。次日又有在巡捕房及会审公堂受讯的记载，似未完。
⑦ 同注①，第84～85页。
⑧ 《我的信仰》，原为英文，载美国《论坛报》(Forum)1931年1、2月号。此处引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所附中译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560页。
⑨ 许怡荪，名棣常，安徽省绩溪县十五都头人。胡适在《许怡荪传》中说：
己酉庚戌两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我到美国之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说：“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致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
(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后，九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我，勉励我的话。……(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205页。)
⑩ 程乐亭，名干丰，安徽省绩溪县人，为十一都仁里巨富程松堂之子。“其先代以服贾致富，甲于一邑”。(胡适《程乐亭小传》。载《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7月1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56～58页) >
乐亭于辛亥(1911)3月26日病死。胡适当时在美国留学，作有《辛亥五月海外哭乐亭》诗(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即民国元年号“新大陆诗选”)，中说：
去年之今日，我方苦忧患。酒家争索逋，盛夏贫无幔。已分长沦落，寂寞老斥燕。君独相怜惜，行装助我办。资我去京国，就我游汗漫。
竺可桢先生曾保存有“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宣统二年)”，系油印榜文。后来，胡适从竺可桢处得到榜文抄本，赵元任保存有胡适藏抄本榜文照片。同榜共70人，赵为第2名，竺为第28名，胡适为第55名。李敖《胡适评传》卷首，印有赵藏榜文照片，共五张；第四至五张上，有胡适在1934年3月27日手写的跋，开头一段说：
民国廿三年二月我在南京竺可桢先生家中看见他保存的这张油印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给我。寄来之后，我又托章希吕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我盼望这张榜也可以长久保存，为后人留作一种教育史料。
《回想明复》，原载《科学》第13卷第6期，1928年6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改题《追想胡明复》。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211页。据赵元任藏“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照片，胡达是第57名，与胡适只隔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