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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与陈布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秋宗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一文中回忆：“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陈为蒋密谋划策，内容很难为局外人所能知晓。”陈对蒋的政治黑幕，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筹策漠献，胥关大计”。在许多问题上，陈与蒋虽因所见不同，常对蒋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地服从总裁意旨。故时人评价陈布雷是：“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陈把一切功劳和光荣都归之于蒋介石，一切劳苦和委屈都由自己承当。
这是就大计而言，若论工作态度，蒋君章（陈布雷秘书）回忆：陈的办公是全天候的，不管昼夜，都在斗室中工作。我们做他属下的，也就随时听候召唤，协助工作。所以在重庆，在南京，我都住在布公办公室的宿舍中，无所谓办公时间。蒋君章并说：“所有工作，都为蒋委员长而努力。他每天无昼无夜地工作，蒋委员长什么时候都找得到他，照着工作的时间性，分别缓急，立刻非常正确地执行，他彻底做到蒋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和无名英雄的实际。他任蒋委员长机密幕僚近20年，始终得到最高当局的信任，完全是他的人格修养和工作态度的结果。”
陈之侍蒋，完全是一台“工作机器”，终日只知工作，不知休息，更不知娱乐。即以重庆时期而言，在美专街的一角小楼上，一边是他的卧铺，一边就是他的写字桌，室内几张沙发和坐椅，都是极普通的；另有一张长的高枕沙发，那是他疲倦时休息用的，算是奢华的摆设了。书桌上置有普通电话和军用电话各一具，蒋什么时候有电话，他便什么时候接听。需要秘书协助，便随时召唤，丝毫不会耽搁。在侍从室工作过的同僚都认为：陈之思想，固与蒋氏不可分离；甚至陈之生活，亦无形中与蒋发生联系。譬如：蒋氏未就寝前，陈不肯就寝；蒋已起身，陈亦必起床；午后，蒋休息时，陈氏始稍事休息。陈无论到达何处，必告家中以地址，盖恐蒋随时召见或通话耳。
有人称陈布雷是没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重庆时期，夫人王允默住北碚，陈布雷有时返家，一宿而还。南京时期，王允默住上海，陈布雷除休养及过年外，绝不离开南京一步。如果一定要说陈有什么私人享受的话，那就是听一段南方滑稽广播，或与子女弟侄等闲话家常而已。
最得国民党各界推崇的，是陈布雷的“政治公德”。国民党要人张道藩评价：“布雷先生服务新闻界甚久，其学问文章国人已有深切之认识，不待赘述。自其追随总裁左右参与机要以来，为时10有余载，其得总裁信任之专一，其与总裁关系之密切，及所处地位之重要，在干部同志中实无出其右者，而其对总裁之忠忱爱护，服从体贴，亦无人能与之相比拟。古今来若干小人，假借与元首之关系，作威作福，营私舞弊者，不可以数计。布雷先生不特从未有此种败行，甚至于未见其借此等关系对人稍露矜骄之色，此岂道德学问修养稍差者，所能望其项背。”陈对蒋的这种忠实驯顺程度，在国民党官方，称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在一般民众，则谓之：“死心塌地，愚不可及”。
大凡与陈布雷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无不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显赫的高位与谨慎的举止，熏天的权势与怕事的个性，在他的身上是那样自然地糅合在一起。
据汪日章、居亦侨及秋宗鼎等僚属回忆：陈布雷个子矮小，弱不经风；冬瓜型的脸庞，瘦削干瘪，枯黄失血，活像一个老太婆；见了人，身体好像站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似的；无论是在同僚或部下面前，总是恭敬有加，谦逊有礼；在大庭广众之中，总是静声静气，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如果你不注意，似乎他不在场一样。
陈的这副尊容，不要说别人不敢恭维，就是他本人，也深觉“对不起”党国，甚至时不时的拿自己开涮一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行政院长蒋介石当仁不让，自兼国府主席，并有意想让陈布雷就文官长一职。陈坚辞不就，宋美龄嗔怪陈布雷迂腐顽固。陈提出的理由竟是：“像我这样一个人，摆在礼堂上也太不像样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头的人，竟然长期居于权力中枢，成为朝野瞩目的实力派人物。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玩味的问题。在民国历史上，多少豪强枭雄人物，一个个走马灯似地上场又下场，芒硝火焰般起来，芒硝火焰般熄灭。倒是陈布雷这样一个弱不经风的“病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成了国民党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一位20余年长盛不衰的“不倒翁”。也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诠释蒋介石构建权力之塔的某些特点。
其实，国民党政治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一种铁幕政治，也就是所谓“幕后政治”。何廉是30年代学者从政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等职。何在回忆中，把国民党政坛分为“圈内集团”与“圈外集团”，称翁文灏和自己都属于“圈外集团”，是政府的“装饰品”；而把陈布雷称之为“圈内集团”，是政府的里层人物。何廉回忆说“在洛阳的时候，我有机会很好地结识了一两个人。一个是陈布雷。他追随委员长多年，十分忠诚，头脑清醒，是支优秀的笔杆子，委员长的公告、文件等，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后来我在政府中遇到困难时，他帮了我极大的忙。他的思想同样不属于现代人。”并称：“他对国内政情十分熟悉，也了解政府里的各类人物。他是个很谦逊的人，很少在大庭广众前发表意见。委员长说什么，他也很少有异议。他从委员长那里接受命令，就会最忠诚地加以执行。”
何廉对蒋的评价是：“就我这些年来（从1937年抗日战争到抗战胜利）对政府和委员长的观察，我越来越清楚地体会到，委员长或许不是国家从事经济建设的理想的领导者。他主要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思想意识的人，他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和19世纪早期的维新派李鸿章、张之洞没有多大不同。对委员长来说，经济建设意味着经济的移植”。又说：“从委员长看来，人事关系的重要性超过机构设施，而委员长要求于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何廉多次说到：陈布雷的思想“不属于现代”，而蒋更是“具有中世纪意识的人”。
以此可知，蒋与陈的结合，是两个“不属于现代人”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两个“封建造民”的结合。也许一般人都以为，陈能够得蒋宠信，源于陈的“一支笔”，蒋的文章、演讲、函电，甚至日记的校订、回忆录的整理等等，都离不开陈布雷的笔杆子。固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仅看到这一点，不免失之肤浅。事实上，蒋、陈能够长期合作，从根本上来说，源于他们在气质上的类似，源于对中国封建文化的认同。一个具有浓厚的君主专制思想，一个具有浓厚的忠君报主意识，用一句大俗话来说，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据此而奠定了蒋、陈20年合作的思想气质与感情基础。
陈布雷正是在这一点上，认同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及所从事的工作，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此，陈布雷曾有许多表白。早在从政初期，陈就当面向蒋表示：“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这也可以说是为陈布雷从政所定下的一个基调。据杨玉清回忆，陈曾亲口对他说：“我的志愿，一直是想作蒋先生的私人秘书。当蒋先生北伐以后到上海第一次和我见面时是这样，以后我一直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对蒋先生这样讲时，蒋先生说：‘那我怎么敢当呢？’我说：‘你是全国的领袖，我作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怎么说不敢当呢！’”其实，不但是杨玉清听到了这个话，陈布雷的许多同僚好友也都曾听他说过。
平时，陈与一些知己好友闲聊，亦常以半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愿作NO．2，不愿作NO.1。即愿作2号，不愿作1号。亦即甘作军师、顾问、幕僚，在幕后出谋划策，做羽扇纶巾式的策士。有人形容，陈布雷连日连夜地为蒋一个人效劳，便是睡觉时，也是一只眼睁，一只耳张，以便接受蒋的旨意。民国以来，忠心事主，只知顺从，而不敢违逆者，唯此一人。
陈布雷的这种对蒋的一片忠心。若深入一步看，又不尽然。汪日章的一个说法，可作参考。江说：陈感蒋知遇之隆，不得已供驱使，表示将来还要回到教育界新闻界操旧业。陈布雷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愿从政。但从其所撰写的文章，看其思想意趣，则又言不由衷。应当说，汪的这番话，差不多接近陈布雷的心理内核了。一个居于政权峰层的权要，在国民党政坛上浮沉了数十年的“不倒翁”，居然总是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从政，也不愿当官，这个话本身就有点滑稽的味道，也就充满了“伪”的气息。汪日章当过蒋的侍从秘书，又在陈布雷手下工作多年，了解蒋，也了解陈，对政治上的黑幕又看得太多，自然能言别人所不能言。因此，汪日章能从陈布雷的表白中，看出“言不由衷”的成份。
陈布雷的这些表白，绝不仅仅是一种闲聊。事实上，这正是他为了表明自己绝无政治野心，而使出的重要手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不断地拒绝各种新职。从陈布雷加入蒋幕开始，一生中拒绝接受的各种新职，不下10数个。诸如：1928年，蒋有意任陈布雷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坚辞；1936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庐隐因杨永泰被刺案而免职，叶楚伧与陈果夫联名推荐陈布雷兼领中央宣传部长职，蒋已有九意。陈坚谢不就，并谓：“党中用人，每喜以重叠之数职加诸一人之身，亦不问其个性能力及自身志愿如何，予向来最不以此为然。”蒋不便勉强，部长一职遂由副部长方治代理。陈布雷对于自己先后兼领的中政会及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等职，亦曾数次面汪或面蒋请辞。对于被蒋指定为三青团常务干事一职，陈也是屡次面蒋陈述无兼顾之精力，终因未蒙蒋许可而作罢，但陈对三青团事务，终不热心。
考察陈布雷的思想动机，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说，其中既有怕烦，精力不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种种想法；更有避免抓权揽权，以免招蒋猜忌的诸多考虑。其实，陈布雷不愿兼领新职，不断请求辞去兼职，始终摆出一副不愿从政，不愿做官的架势，但辞来辞去，所辞的大都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虚职，而给他带来无穷烦恼的侍二处主任一职，终其侍从室结束，从未坚辞。以此可见，陈以种种借口，不肯多所兼职，虽然给蒋的印象是不愿多负责任，不愿多做工作，却给蒋留下了不愿抓权，没有野心的好感。失分与得分两相比较，自然是得大于失。如此，蒋也才能放心地把陈布雷留在身边长达20余年之久。陈的这一手腕，绝不是一般的政客所能掌握的。
被台湾作家李敖称作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曹圣芬，曾任蒋介石的记录秘书多年，也算是侍二处主任陈布雷的老部下了。曹圣芬在一篇《怀思感旧录》中，曾经生动地描述过陈布雷的侍蒋之道，并誉为“陈布雷先生的风格”，而大加推崇。曾说：“晚近幕僚之道，不足论矣，不是主管不尊重幕僚的地位，把幕僚视同奴属，便是幕僚乘机弄权舞弊，结党营私，竟很少道义的结合。而布雷先生则是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之一。他与领袖之间，真所谓精诚无间，领袖对他特别敬重，他对领袖绝对忠诚。无论任何场合，他可以说没有自己的得失，没有自己的荣辱，他以领袖的得失为得失，以领袖的荣辱为荣辱。他之所以能作到这个境地，乃是由于他心境的纯洁，毫无私念和私欲。他从不位置私人，从不想扩张自己的权力。在侍从室的时候，领袖为事实的需要，几次要扩大他所主管业务的范围，他总是如若不胜的推荐其他同志来担任。终其侍从室第二处主管任内，工作同志始终只有20余人。”
曹圣芬的这个评价，尽管不乏溢美之词，但在描述陈布雷侍蒋之道时，倒也说出了当时的事实。接下来，曹开始接触到实质问题了。曹说：“尽管他置身政治的里层，领袖对他信任有加，但他时有廊庙山林之思。三十四年冬，侍从室结束以后，有一天我和布雷先生闲谈，他说：‘宋朝有一种制度，凡于国家有功勋的大臣，到了晚年退休的时候，他可以请求朝廷去管理一个寺院。我想我回到南京以后，无论鸡鸣寺或灵谷寺，如果让我管领一处，借那清静的环境，来整理国家的文献，那才是名山盛业哩。’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情，及今思之，犹在目前。”
这真是有意思，陈布雷居庙堂之高，思江湖之远，想的是如何能开创一代名山盛业。自然，这也无可厚非。他对未来，怀有种种擘划和理想，尽可以说。不过，让人不甚了然的是，天下人多得很，陈布雷有密友，有同僚，有兄弟，有子女，陈布雷有什么知心话，尽可以向他们倾诉，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一个汪日章，一个曹圣芬，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侍从秘书，与蒋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他们也可以说是陈布雷的同事，但毕竟不能算是陈布雷的亲信部属，也没有多少深交。以陈与汪的关系而言，甚至可以说很成问题。然而，陈布雷总是喜欢把进退浮沉这种敏感的政治抉择，向两个关系不密的“内宦”倾诉，岂不令人费解。其实，这正是陈的机心所在，汪、曹都是蒋的近臣，终日不离蒋的左右。陈在汪、曹面前说这些话，正是一个“曲径通幽”式的表明心迹罢了。陈之用心，可谓良苦。事实上，国民党胜利还都之后，陈布雷何尝想到去管领鸡鸣寺或灵谷寺，以开创一代名山盛业？
说到陈布雷被陈立夫胁迫加入CC系一事，更可以看出陈布雷的机心之深。陈训慈回忆：战前三四年，陈立夫一次曾用小车邀约陈布雷郊游。车越开越远，终在一条僻巷的楼房前停下。陈立夫说，这是“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陈立夫便说：“布雷先生，领袖依先生为辅弼，我辈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是敬佩之至。我们党内的热血同志为了拥护领袖，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素来景仰先生，今天特邀先生填表参加我们这个团体。”说着，陈立夫便把表格拿到陈布雷面前，说：“布雷先生很忙，就不要照表格中的项目一一填写了，只要布雷先生签上名，别的项目就照先生的履历表由秘书去填了。”陈布雷一听，马上虎起脸来说：“立夫，我们党内不能再有小党的，你们就是给我填了表也不能算数，这名我也不能签，并且我还要把这件事报告领袖。”陈立夫笑笑说：“领袖知道的，先生参加了，领袖不会责怪你的”，并以软硬兼施的口吻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
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陈立夫等一干人强制下，陈布雷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恨恨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陈布雷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并连连否认说：“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那不能算数，那不能算数！”岂知蒋说：“立夫几个人组织团体的事，我知道，你能参加也好。”陈布雷不改初衷，并大义凛然地申述：“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据说，蒋表示同意，并批评了二陈的做法。陈训慈回忆，布雷和我们诸弟谈到这件事时，曾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
的确，陈立夫这种做法，实在是过分了，简直是形同绑架，逼良为娼了。按照陈立夫飞扬跋扈的个性和霸王作风，也是完全做得出这种事的。陈立夫出于团体利益需要，急于拉陈布雷入伙，手段上未免就有些不够光明正大，这也情有可原，政治家从来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而且，在陈氏兄弟认为：CC这个组织，在蒋先生那里是挂了号的，也就说是领了“营业执照”的，甚至可以说法定代表人就是蒋介石。出了问题自有蒋先生罩着，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陈立夫之有这种形同绑票的做法，固然荒唐，但并不奇怪。
问题不在陈立夫，而在陈布雷。第一，以陈布雷的倔强个性，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要挟的人。如果他不肯加入某个组织，他会直言拒绝。除了蒋介石以外，任何人以蛮力逼迫，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他自然也会作战术上的退却，违心地接受一些既成事实。但陈布雷从来都是标榜以“恕道”对待朋友的。以陈立夫的胁迫来说，固然是违背了陈布雷“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但是，陈布雷回到寓所后，已向陈立夫当面表明：“立夫，这样做不行！”事情到此为止，既可以不违背意愿，又可以保全朋友之道，岂不两全！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画蛇添足，补上一句：“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难道不报告委员长？就不能“全不算数”吗？
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大有深意的，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到蒋先生面前表白一下心迹：“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如果按照“抗战前三四年”与“我在你左右”这两个已知条件，那么可以推测：当时，陈布雷的身份，大抵是在结束客卿生涯之后，进入南昌行营之始，刚刚接受了设计委员会主任的新职。陈布雷在入幕伊始，就以好朋友垫背，向蒋先生献上一颗忠心，这正是陈布雷的厉害之处，而且，何尝不是陈布雷的“野心”？陈布雷的这一手段，看似很拙，其实却是精明到家了，非陈立夫之流可以望其项背！
可笑的是，在拉人入伙的问题上，陈布雷反对别人强人所难，他自己就曾强人所难。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声誉，在知识分子中江河日下。为此，陈布雷倡率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等学者名流，积极加入国民党组织，美其名曰：扩充“正士”，提高国民党的素质。然比较自爱的文人，无不对国民党敬而远之。当时，陈布雷颇思函征浙大校长竺可帧先生入伙，但陈训慈等人认为陈布雷的官方色彩太重，主张以翁文灏转请为宜。陈布雷以为不然，谓“国民党惟有今日，约请国内有志之士为绝好机会，因吾人今日请人入党，不是共安乐，乃是共艰危，受之者必不以为件，亦决不认为孟浪”。陈布雷不改初衷，并要求陈训慈在其同学好友中“转为征求”。虽然竺可帧先生终未“应征”入伙，但陈布雷的这一活动，在重庆时期始终没有停止。陈布雷并致信陈训慈，自称：“呼吁正士加入本党，乃兄在今更所竭力主张者，虽响应者寥寥，然此志仍不放弃。”又谓：“立身行己如我者，有心人想不致羞与为伍。”据陈训慈回忆，陈布雷这一扩充“正士”的活动，成果有效也有限，终其抗战胜利，经他倡导应征加入国民党者，只二三人而已，这使陈布雷颇感失望。最后，还是蒋介石使出国民党总裁的蛮力，强行规定：凡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党员，硬给竺可帧先生及许多大学校长头上套上了一顶国民党党帽。蒋介石的这种高压手段，比之陈立夫当初强拉陈布雷入伙时所采取的那种鬼鬼祟祟的小手段，不啻是江湖大盗与梁上君子之别。
陈布雷虽然玩不起蒋介石这种“一网打尽”的大盗手笔，但弄一点突然袭击的小手段，还是可以的。一次，陈布雷与天主教神父方豪见面。方是浙江余杭人，毕业于杭州神学院预校及宁波圣保禄神职学院，此后在浙东地区开展传教活动。抗战爆发后，离浙入滇，襄助“政治神父”于斌复刊《益世报》，与陈布雷由同乡而同道，关系自然也就进了一步。从1941年起，方豪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也算是进入了教育界的学者名流之列，亦成为陈布雷刻意拉拢入伙的对象之一。一次，陈布雷邀方豪见面，开口便说：“我们谈得来，因为你虽为神父，并不动辄劝我信教。”方也凑趣地说：“因为你也不拉我入党。”这在方豪而言，只是一时的唱和，他当然知道陈布雷决不会要拉一个神父加入国民党组织。那里知道陈布雷早已是饥不择食了，当即拿出一张入党申请表，递了过去，镇定自若地说：“今天我就请你入党。”陈布雷此举，简直让方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陈布雷素以无派无系著称。早期，张静江要拉陈布雷出山，其理由就是：“君性情温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调合党政之间。”这以后，陈布雷经多年的政坛搏杀，并根据自身不善权变的特点，进一步为自己设计了一条为官之道，这就是：一方面不断表明自己绝无任何政治野心，以求得蒋的绝对信任；一方面要善于在CC系。黄埔系及政学系等各种政治派别之间周旋，力求在派系的夹缝中争得立足之地。
据此，陈布雷虽然位居政坛中枢，却始终遵循一条原则：不入CC系，不附黄埔系，不跟政学系，也不靠孔、宋系，更不去利用戴笠、徐思曾的特务势力，而是特立独行，洁身自好，自诩为“无派、无系、无权、无势、无财”的五无人物。一次，重庆《新民报》名记者浦熙修采访陈布雷，曾直言不讳地问到：“布雷先生属国民党中何种派系？”这个问题，在浦，本无贬斥之意；在陈，却有被戳到痛处的感觉。故陈初以“无可奉告”作答，转而又闪烁其词地说：“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难以答覆。我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等都是。”
陈布雷的答记者问，意思是说，在国民党内，他只有朋友，而没有派系。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党内只有这几个人，才是他的好朋友。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要说真正的好朋友，从元老派里，首先要数于右任、叶楚伧、戴季陶、邵力子，包括已死的邵元冲等；在同辈人中，潘公展、程沧波、胡健中等，关系都不同寻常，特别是潘公展，可以说从《商报》开始，就是一起赤脚穿草鞋打天下的“铁哥”，关系更要在一般朋友之上。至于侍从室的同事陈方、李惟果等人，不但是朋友，而且更是亲信了。说到张群、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朱家晔等人，固然也可以说是朋友，但要说“好”到什么程度？是大可疑问的。若说穿了，这只是陈布雷玩弄的一种平衡术而已，意在表明他与各主要派系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没有特别的亲疏罢了。
具体说来，陈布雷与政学系巨头张群、吴铁城的关系，只能马马虎虎地算作朋友而已，远够不到一个“好”字；陈诚是黄埔系的中坚人物，也是陈布雷素所尊敬的要人，但要说到关系好到哪里去，却也未必，盖因陈布雷平时与黄埔系人物素少交往，或许可以誉之为君子之交吧；陈果夫、陈立夫是CC系主脑，应当说，陈布雷与他们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但这也只是指战前及抗战初期而已。到了抗战中、后期，关系已不复当年。此间，侍三处主任陈果夫常派办公室主任罗时实到陈布雷办公室走动，意在联络感情，打听消息。陈布雷大为警惕，竟关照他的秘书说：“不要多接待，不要任意谈处里的事，防止内部消息外泄”。陈布雷并告诫亲信部属：“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还以为不致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刮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话已经说得这样难听，还要说是什么好朋友，岂不可笑？至于说到自成一系的朱家骅，似乎与陈布雷的关系也是不错的。陈训慈先生说：若就业务联系而言，陈布雷与陈立夫及朱家骅都有较多接触，很难作具体比较；若说感情与看法，“布雷毋宁说与朱家骅的隔阂较少，对二陈是有反感的”。但是，就是这个朱家骅，由于在蒋的57岁生日时，居心叵测发动教育界搞什么马屁“献鼎”活动，被陈布雷于暗中一番进言，引起蒋的警觉，结果朱被蒋氏骂了个狗血喷头。朱的热脸贴上了蒋的冷屁股，这件事在重庆政坛一时被传为笑谈。这样看来，陈、朱关系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布雷在国民党内，确是一个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物，一个“群而不党”的古之君子。固然，陈布雷的所谓无派、无系、无权、无势、无财，未必完全可以当真。不过，比较而言，陈布雷在处事的公平、看人的公允、持论的公正等方面，确有略胜一筹的地方，非一些国民党庸才可比。
陈布雷长期担任侍二处主任，广泛接触各个阶层的人物，并在日记及一些文件资料中留下不少对民国人物的考评之语。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和层面，透视陈布雷的内心世界，深入观照陈布雷的政治性格的丰富性。
政学系领袖杨永泰，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若从才干说，陈布雷比之杨永泰，可以说毫不逊色；若从权势上说，进入侍从室时期的陈布雷，比之南昌行营时期的杨永泰，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陈布雷所持的是一颗忠心，杨永泰所持的是一颗野心，由此注定了是陈布雷而不是杨永泰与蒋介石长期合作下去。甚至杨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汉口遇刺身亡。这件事对陈布雷而言，一定不会轻松，也一定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刺激，这是因为：陈布雷不可能不知道，他与杨永泰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或许他正在沿着杨永泰的一条老路走过去。正是在杨永泰死于非命的那一天，陈布雷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杨永泰的观感：“畅卿为人自负太高，言论行动易开罪于人，一般对之毁誉不一，然其负责之勇，任事之勤，求之近日从政人员亦不可多得，竟死于非命，致足惜也。”陈布雷的这个评价不带派系色彩，尚算公允，可作杨永泰的盖棺论定之语。透过这个评价，我们似乎也看到了陈布雷本人的从政之道，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布雷的政治性格，可谓帮助极大。
同为政学系领袖的黄郛，于1936年12月6日在上海病逝。黄于辛亥革命期间，为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师长，与沪军都督陈其美、沪军团长蒋介石结为盟兄弟。1921年以后，此公周旋于北洋政府上层，由外交总长而教育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可谓得意。北伐战争期间，黄投到盟弟蒋介石的麾下，开始再造“辉煌”。此后，黄总计代蒋办了两件大事，被引为终身之憾：1928年5月，在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任内，代蒋与日方交涉处理“济南惨案”；1933年5月在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代蒋与日本主持订立《塘沽协定》等。这两大事件的办理，均遭国人一致痛斥。黄的这些近于卖国的媚日行径，有主观心理，也有客观因素，然蒋不置一言，面对遍身污水，黄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故自称是代蒋“跳火坑”。陈布雷对黄的处境略有所知，所作盖棺论定之语是：“黄氏智虑周敏，富于肆应之才，然两次当外交之冲，均蒙恶名以去。病中郁郁，闻颇不能自解，竟以殒身，亦时代之牺牲者也。”虽为寥寥数语，陈在字里行间却寄寓着一种惺惺相借之感。
“前人踬，后人戒”，出于黄郛的教训，陈布雷任侍二处主任期间，对外交事务的处理，始终怀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1939年11月，苏联飞机来去兰州，事先未通知国民党方面。国民党航委会副主任黄秉衡来电请示如何处理？陈布雷不敢表示意见，提出向蒋报告，唐纵非常不满，评论“陈主任处事非常谨慎，尤其对于国际问题，丝毫不敢作主”。结果蒋严令当地要有严重表示，通知苏方“未得通告不许自由入境”。唐感叹这是“何等正当之处置”。
德波战争之后，中国驻法公使兼驻国联理事会代表顾维钧来电请示对波兰新政府承认问题，顾电中有所谓：如英法要求时，顺便做一人情，以讨好感，对俄亦易解释等语。唐纵认为：“此种人情，不但不足以讨好英法，且将无以对俄解释。”对顾维钧的请示电报，陈布雷依然不愿签注意见，准备照抄照呈。唐纵看不下去了，只好“凭忠愤，自己负责签上”。结果蒋当日便批示严电中国驻波兰公使王景歧回国，并不得随便表示态度。唐纵看到自己的意见被蒋重视，遂“引以为慰”。
1940年10月初，合众社披露日德意军事盟约，并透露附有4点秘密条款。其时，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亦报告国内，谓德国元帅戈林约其密谈，希望中日战争和平解决。唐纵主张将桂永清的报告签附意见呈蒋，陈布雷大加反对，认为所谓日德意协定另有附件之说，纯属新闻电讯所传，“此等事关于国家命运至大，不可轻率以乱主帅之意念”，故不主张签拟。唐纵感叹，“此所谓老成持重之意也”。
更有一事，令唐纵几于泪下。1942年7月1日，唐纵主张用中文复英大使函，陈布雷认为无此前例，坚不同意。唐纵认为：“外使可向我政府用英文，而我何以不能用中文？此非自贬国格，自视甚卑之弱国或殖民地之思想乎！不禁为之流涕。”陈布雷处理外事时的小心谨慎，已经到了诚惶诚恐的境地，亦可看出黄郛的凄惨下场，对陈布雷的刺激之深。
若论私谊，陈布雷与陈诚并无深交；若论私德，唯陈诚最得陈布雷推重。这是因为在陈诚的政治性格中，有许多与陈布雷类似的地方，诸如：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反对贪污腐化，嫉恶结党营私等等，但是，陈诚那种蔑视权贵、锋芒毕露的政治作风，又让陈布雷感到过于直露，恐固树敌太多而难以承担大任。1936年11月11日，陈诚向陈布雷辞别，离开洛阳前赴武汉。临行前，陈布雷婉言规劝陈诚，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陈诚感于陈布雷的一片赤诚及眷爱之心，当场表示接受。陈布雷见此，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座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婚姻，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
陈布雷素来谨言慎行，对事从不轻下论断，对同僚亦不轻下考评之语，像他对陈诚这样，当面对一个权要人物进行“评估”，尤为罕见。陈诚能够从政坛上崛起，一路隧升，最终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副帅”，可见不是出于偶然。至于对陈立夫、朱家烨等一类风云人物，陈布雷平时很少谈及。有之，也只是就某一方面的表现，发表一点只言片语。诸如：1937年5月6日，陈布雷随蒋出巡杭州，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晔来访，谈及省政建设问题。陈布雷称赞朱家晔：“谈省政设施头头是道，其长才与气魄均足令人惊佩，而各项政务均能举其内容概略，尤以谈保安、行政建设与财政，为能扼其要，实为前数任所不及。”1938年9月4日，教育部长陈立夫登门造访，大谈其教育方针，陈布雷感叹：“阐述其对于训育纲目之理论，滔滔清辩，约一小时始毕其词。”朱、陈之外，另一个善谈的辩才是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单。一次，卢与陈谈及建设方案，陈的感觉是“滔滔若悬河，听之不觉疲，其口才可佩也”。
在陈布雷的印象中，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代校长、陆军上将蒋百里先生也是一位善谈的大家。1938年9月5日上午，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赴武汉德明饭店往访蒋百里先生。座间，蒋谈及欧洲局势及抗战后中国青年之进步，约一小时半。陈布雷的评价是：“百里先生之谈锋，真一时无两者矣。”下午，陈布雷奉蒋谕再访蒋百里，并相偕至蒋介石官邪晚餐，陈布雷称“听其伟论甚多”。这一年的11月4日，蒋百里先生在广西宜山逝世，陈布雷感叹：“如此人材，环顾国内实亦寥寥，方幸其主持陆大，必与建军前途有所贡献，竟尔姐谢，岂胜悼惜。”陈布雷时在南岳，当即代蒋发电致唁，并通知中央通讯社拍发新闻电。
除了以日记、函电及当面直言等方式对政界人物进行考评外，陈布雷亦曾写过一些联语，以评论政界要人。其中，以一首悼念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的挽联，以及一首戏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趣联，最为著名。
吴醒亚曾任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大本营秘书，1927年春，陈与吴在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相识，遂成好友。此后，吴曾出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兼民政厅长，一度代行省政府主席职，为蒋所赏识。尤其是吴长于肆应，刚柔相济，胆识过人，气魄恢宏，深为陈布雷所佩服。据说，蒋委吴以上海市社会局长职，亦有暗许上海市长的意思。然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夏初，吴应蒋召赴庐山谈话，突发脑溢血症，死于庐山。6月5日，陈至庐山鄱阳路代蒋慰问吴的家属，吴夫人凄然诉说：醒亚半生革命，备受刺激以殁，负债5万，遗孤4人均幼，茫茫来日，何以为生？陈布雷闻之至为悲慨。第二天，陈布雷为吴醒亚书写挽联一首：“相逢戎幕，许结深交，长忆十年前磊落权奇为我馨；执手匡庐，遽成永诀，何堪千里外登山临水送君归。”其时，陈布雷曾有“人生如梦，殊深感慨”之语。
张道藩早年曾入伦敦大学斯莱德艺术学院、法国巴黎艺术学院专攻油画，1926年5月，以3幅油画入选法国国家沙龙举办的春季展览会。回国后，弃画从政，出任CC系头子陈果夫的秘书，从此渐露头角，次第出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30年代，曾先后任交通部、内政部、教育部常务次长。此间，张道藩涉猎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小有成果，并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社、公余联欢社话剧团、国立戏剧学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颇有影响。1938年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布雷以张道藩的从政经历及文学艺术方面的趣闻轶事，戏撰一联相嬉：“交通、内政、教育，一次、二次、三次，是何其次也，岂竟万不得已而求其次？国画、小说、戏剧，心长、才长、艺长，既无不长矣，未妨一塌刮子尽展其长！”由于联语中运用汉语词汇的谐音义的特点造句，从而造成语意双关的修辞效果，借以表达其“谐音藏别意”的戏联趣旨。同时，也展现了陈布雷难得幽上一默的雅兴。此联在会间不胫而走，以至识者无不认为是民国名联之一。张道藩更是奉为至宝。据闻，张赴台后，仍将陈的戏联书于扇面，以招摇过市，抬高身价，可见该联影响不小。
陈布雷一生都是把蒋介石作为皇帝看待的，顺理成章，在陈的心目中，蒋经国也就是皇太子了。故“蒋太子”从苏联回国之初，陈布雷便奉“老皇上”手谕，以“太子太傅”的身份，肩负为“太子”洗脑的神圣职责，使其合于“老皇上”的三民主义之道。此后，陈不但亲为“太子”择师课教，而且亲自审读了“太子”的留苏日记，从字里行间考察其思想脉络，尔后约见“太子”谈话，从各方面予以考评及教导。1938年1月13日，陈布雷看了蒋经国所写的《欧洲十三年》一书，大加赏识，认为：体例新颖，“其生活丰富，经历艰困不一而始终乐观，足证其意志之坚定，文字亦流利畅达，殊为佳著。”过了几天，小蒋拜访陈布雷，一番谈话，陈感到“一种活泼精进气象，令人感动，其见解亦多从实地经历而来，有极精到处。唯对于推动民众之方法，则颇觉其观点太偏，未能了解中国社会问题之真相也。”陈布雷忠于“先主”，一时爱屋及乌，竟惠及“后主”了。真可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者臣心”。
陈布雷生性羞怯，为人拘谨，自己爱面子，亦从不轻揭别人的面子，纵论国民党政界人物，亦以褒扬为多，少有攻击之语，以免伤感。但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董显光。重庆时期，董显光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主管国际宣传业务，遂成宋美龄的人。大凡国民党“圈内集团”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严峻事实，一旦成为“后党”分子，往往比“皇党”的权臣还要吃香，且地位更加巩固。董显光也是吃准了这一点，从此小人得志，颇有点目空一切了。
对于政坛小人，陈布雷大都是敬而远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但董显光这个小人，陈布雷就是“躲不起”，因为涉及到国际宣传方面的稿件，特别是涉及蒋介石的演说及文告等重要文件，按例：中文必须经陈布雷提供，译成外文稿，也必须有陈布雷参与把关审核，最后由主管国际宣传的宋美龄“说了算”。但以陈布雷的身份，自然不便在“后宫”中经常走动。这样，宋美龄那一头的关节，大多由董显光去通关引渡。而董显光每每自得于这样一个权力，且不允许他人从中分其杯羹，以至于假传“懿旨”，弄权作势，以售其奸，使人难分真伪，陈、董矛盾由此而生。陈布雷固然是大人不记小人过，但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之下，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1942年10月25日，陈布雷跑到唐纵那里，把久已蓄积的满腔怨愤，大发了一通。陈说：“董显光之浅薄狂妄，令人愤慨，而彼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洋洋乎天之骄子。孔子曰：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在陈布雷的一生中，以这种口气骂人的，实为少见。
陈布雷给蒋氏写了一辈子文章，从未公开提及哪些文章是自己所写，对于蒋的文字水平，更是从不道及，以免影响领袖清誉。有意思的是，陈布雷亦曾私下对蒋的文字水平作过评价，其中固不乏吹捧之嫌，但也多少道出了蒋在文笔上的某些毛病。1937年4月6日，陈布雷校阅蒋的《自反录》第三卷，一时兴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党委员长之笔墨自有一种真挚热烈之意趣，即其三十以前之所作者亦不无可存，而近年思想益成熟，与昔时自更不相同，所可惜者喜用长句，又用虚字尚不尽惬当（最喜用‘其’字，多可删者）耳。”俗话说：文如其人，信然！蒋历来喜欢借装腔作势的文字，以掩饰他在思想上的苍白，蒋之喜欢用长句、虚字，盖因其文笔低下，思想苍白，理论贫乏所致。
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这话也对也不对。倘若考察他与国民党各主要派别的关系，陈布雷的确不能算是派系中人；倘若把以侍二处为核心的一批官邸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现象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国民党政坛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新派系，这就是“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而陈布雷就是这个派别的核心与灵魂。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然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大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作为陈布雷来说，从1936年初侍从室进行第一次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结束，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屁股没有挪动一步，忠心代蒋把守着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的核心机构，其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也有人说，除蒋介石以外，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普遍把陈布雷看作是侍从室的化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陈布雷正是通过对侍从室的精心运作，从而注入了自己的政治性格，并在国民党政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作风，亦即官邸派的主要政治特点。
官邸派的第一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考察蒋介石心理状态，从而揣摩逢迎，投其所好。大凡在蒋身边的侍从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蒋这个人很难侍候。蒋为人精明，个性乖僻，性格多疑，心理阴郁，让人投机不得，取巧不易，怠慢更难，蒋的难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陈有一个最大优势，这就是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要单独约陈密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以供蒋决策；蒋每次对文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要经陈润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侍一处、侍二处发出的重要电稿，都要经陈一一审阅订正。因此，陈布雷不但对蒋的意图十分熟悉，而且对蒋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对侍从室的业务及蒋对各方面的指示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陈针对蒋的性格特点，每有建策，鲜有不中。
在陈布雷的影响下，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无不多方揣摩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就以文件呈核来说，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自然有限。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超过这个数字，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一方面，下面送来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爽：谁重要，谁不重要；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本人欲其少。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往往因此而得罪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况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大。陈布雷就曾经向唐纵发牢骚：“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唐纵也每有这方面的体会，1943年4月，唐纵天天收到治安方面的报告，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祝绍周报告说，甘肃可谓全是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迫民反。唐纵认为：“今日地方胥吏，对于征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胥吏以此作福，民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对于这类官逼民反的动乱事件，说它是大事，确是不小，涉及政权根本，岂可等闲视之！说它是小事，确是不大，盖因天天发生，各级官僚都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这样一来，唐纵难办了，是否需要向蒋呈报，唐纵请示陈布雷，以为：“如不报告，壅于上闻，负责太大，如一一报告，则又刺激委座心情不宁”，如之奈何？
遇到这一类事，最让侍二处的一班幕僚头皮发大。但钉子碰多了，积以时日，也就慢慢开窍，知道蒋讨厌哪些公事，爱看哪些公事。比如，倘是蒋的亲信爱将或宠臣，或是为他吹捧的御用文人，以及知名学者之类，这些人的所谓报告或建议，蒋不但另眼相待，而且往往要用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表示欣赏；至于一些逆耳之言，蒋是听都不要听的，不要说看了，不用说，这些公事最好免呈。涉及到一些难以掂出份量的重要公事，陈布雷等，一班幕僚也有办法，这就是拟出提要，再附上公事送呈，阅与不阅，由蒋圣裁。蒋看了提要，感到兴趣，自然会看原文。如此，积日既久，侍二处的这批幕僚，大都养成了善于揣摩、俯仰依人及雕琢文字的“绍兴师爷”。这一派别始终能得到蒋的宠信，其源盖出于此。
官邸派的第二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规行矩步，清廉自律，以至赢得“清流派”的声誉，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明显。陈作为侍二处主任，常常要代蒋接见一些社会名流或专家学者。接见时，陈遵循言多必失的古训，尽量少讲话，不表态，以免被人利用或产生误导。抗战初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要求谒蒋，蒋要陈代见。梁以时局真相及政府方针质询于陈。陈认为梁的见解多不正确，故详切规正。谈话进行了2小时。事后，陈深海“今日所言者太多，所谓未可与言而与之言，后当戒之”。
陈布雷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亦不在少数，而陈最感心烦的就是这一类人情世故。陈在日记中写道：“缮发私函六七函，均为答复请托等事。迩来易感心烦，而此等函件络绎而来，欲一一应付势有不可能，若峻拒太甚又觉不近人情，唯有随到随复，以直言告之。而身畔又无一私人书记，遂多日久搁置者，此亦足使心理不快之一主因也。”
曾有人评价：“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很温和的，真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任何人，见了布雷先生，他老是那样谦恭，那样客气。不过他接近群众的机会很少。”陈对自己的这一性格做过一番解释：“有的人写我孤僻，骂我骄傲，其实这都是冤枉。以我的身体，以我的性格，以我今天的地位和工作，不适宜于会客，不适宜于讲话，不适宜于社会。甚至于有时候纪念周我也不到。每到一回会必是满载而归，遇着了朋友，他们都是以请求委座有事托我，我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所以与会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一件一件事替朋友办妥，让其放心。”
战前，陈布雷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在陈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居住方面，陈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用。这里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神经中枢之一，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思想加工厂，仅陈布雷一个人在战时“生产”的各种文章，就不下1000余篇。据有心人统计，蒋在抗战期间共发表各种文章657篇，其中大部分为陈布雷在美专街“生产”。以如此简陋的“生产”设施，制造出了如此重要的“产品”，这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超越，也无人可以替代。
陈长期为蒋炮制文字，绞尽脑汁，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之长年服用安眠药，脸呈灰黑色，把身体弄得很坏。陈布雷一次去云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弄得陈大为灰心，一度对自己失去信心。
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重庆时期，许多好友都劝陈要注意增加营养，陈总是说：“以我今天的生活，营养已经很够”。事实上，每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这样一个标准，当然也不能算差。但是，以他的身体、地位及责任，以当时国民党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准而言，这样一个伙食，自然也不能算好。陈生于浙东，喜吃海鲜之类。然到了重庆，远在大后方，自然不再有此口福。尽管这样，陈已感心满意足。一次，杨玉清劝他要注意营养，陈解释说：“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已经超过了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定量。我现在每日除了正餐以外，还有委座和夫人所赠的一瓶牛奶，还可以吃牛油，还可以有几片面包。”
战后，国民党大小官僚无不大发接收财，有权有势的几于一夜间顿成巨富，从此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唯官邸派在这方面尚能自律，丑闻不多。至于陈布雷，依然是一贫如洗。南京市《救国日报》记者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采访，没有见到陈布雷本人，却对门卫大发了一通议论。“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部长（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公馆，一家就是你们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联想到陶希圣曾经当过汉奸，或许在陶部长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而颇有些讳“光”，也讳“亮”，不太敢在生活上过于放纵自己；如此看来，在这位记者跑过的码头中，真正可怜的“码头”，就只剩下一家陈公馆了。
据陈的身边人回忆：陈生活俭朴确是事实。根据陈的意见，管总务的金省吾秘书对生活费控制很严。大菜师傅每天上街买菜，总是买些青菜、萝卜之类。重庆时期，像四川特产如灯影牛肉；南京时期，像南京特产如板鸭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即便是中秋令，或双十节，也不肯买1只鸡，或1只鸭，或1只蹄膀进门，只和平常一样，猪肉不超过2斤。陈最为享受的一个大菜，就是大葱烧鲫鱼。据说，一次大菜师傅买了一只约2斤重的甲鱼，劈成4块烧好，陈吃了，认为太浪费，违背了标准，就通知金秘书辞退了大菜师傅。这件事对公馆上下刺激很大，从此，谁都不敢乱来了。
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5盒月饼，收发何仲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据陈公馆警卫胡宏猷回忆：“我们在陈公馆总算捞到这两次‘外快’。”
陈最忌讳涉足赌场、烟花巷或酒馆等处；最反感的是有人上门送礼。不论看到什么人，若提着礼物上门，一概拒绝。但有两样东西，陈可以破例，一是高级香烟，一是进口安眠药，而且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所赠。据说，送得最多是蒋夫人，一来她有这个能力，二来她有这个财力，大概在陈认为：这个秋风不打白不打。所以，大凡蒋夫人所送，陈都是来者不拒的。陈嗜烟如命，据说一天吸烟50支以上。这样大的烟瘾，这样大的需求量，自然使得他在这方面硬不起来，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腐蚀”。
陈布雷有一辆轿车，但平时很少乘坐。杨玉清曾劝他抽空看看戏，调剂一下精神生活，陈解释说：“到娱乐场去，不是不愿，却是不能。以我的身体，以我的体质，不能走路，更不能走较远的路。那末，到娱乐场去，一定非坐车子不可。以今天抗战，物力艰难，坐着车子去到娱乐场所，人家对我纵不加指责，我自己的良心，也有些不安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机关公布各位要人的汽车用油结果，陈公馆名列第一。陈布雷大发脾气，责问手下人，何至于此？表示要亲自控制用车，并提出把耗油多的旧车，换成耗油少的福特新轿车。
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感。但是，以他的地位和权势，要想找一条生财之道，机会是很多的，别的不说，随便向哪个部门暗示一下，都会有人忙不迭地请他兼职。只要一兼职，马上增加一笔收入，名之曰车马费，这类现象在国民党内是堂而皇之的事情，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不过去了，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要帮助联系。以蒋的骄情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陈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实际上，以侍二处的任何一个幕僚，要想捞点外快，发点小财，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受陈的影响，谁都不敢乱来。即使有之，也是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倘以唐纵来说，身为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再兼军统局帮办，威权之大，不言而喻。然而，唐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既不愿外出拉关系，出风头，也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故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感。1943年底，唐纵在日记中写道：“私人经济，负债1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底生活更形困难。”唐的黄埔六期同学沈重宇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为了让“老大哥”免受“孔方兄”的气，有意聘请唐为长江实业银行挂名董事，每月赠送一份“干薪”，唐总是不敢接受。沈深知唐是不愿直接挂出自己的大名，灵机一动，就以唐的儿子唐雪东为挂名董事。结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陪都金融界中人物。作为一种交换，沈重宇后来由唐纵一手推荐提携，进入侍从室，成为少将高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廷”人物。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还要如此战战兢兢的，这也就不容易了。陈布雷曾评价唐纵：“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可见，在这一点上，陈布雷对唐纵亦有很深影响。
官邸派的第三个政治特点：是自成一系。在外边，不允许公开加入各主要派系的活动；在内部，不允许拉帮结派，相互抱成一团。各种公私应酬，都要减少到最低程度，甚至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陶希圣回忆：“凡在侍从室工作的人都是六亲不认的。我在里头做了好几年的组长，起初还无所谓，后来也六亲不认了，甚至经常不能回家，也不能随便到哪儿去应酬，如果要到某一个地方必须预留下一个电话，而重庆并不是处处有电话的，这样便什么应酬也没有了。就是在办公的时间里，大家一人一个桌子，背对背，就是面对面也不相干，一个人手里所做的事别人也不晓得。这成了一种习惯，并没有特别要求保守秘密，而自然形成一种保守秘密的习惯。”陶并说：“在这种情形下，布雷先生变成很严肃，很谨慎的一个人。而当重大的事情发生时，他更是缄默了。当史迪威事件发生，那是当时极大的秘密，布雷先生就好几天没有下楼，独自在楼上的小房间里用膳，我们有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他。”
大家都承认，官邸派的这一特点，主要是受了陈布雷的影响。就陈布雷本身来说，无论是在《天铎报》时期，还是在《商报》时期，都是十分豪迈的报人性格。但是，自成了蒋的入幕之宾后，一变而成为小心拘谨的作风，甚至到了遇有重大事件不敢下楼吃饭的程度，真让人叹为观止。
官邸派的第四个政治特点；既对蒋介石表示绝对忠诚和驯顺，又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表现出强烈不满。这个派别始终认为蒋的主张是好的，蒋的人格也是好的，坏就坏在蒋用的这一班官僚不好，如孔、宋之流等。于是，以陈布雷为首的官邸派，利用日夕在蒋身边工作的机会，巧妙地向蒋贡献一些所谓政治革新的建议，以清除腐败政治，巩固国民党统治，借以反映这一派别的政治要求，以扩大其政治影响。
对于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官邸派是观察最深、感触最多的一个政治派别。1942年8月间，唐纵曾将国民党政坛上的腐败分子归纳为8类人：“当今之世，欲求闻达，行不由径者滔滔皆是，兹就其所知者列单于下：1、品格高尚为人赞扬，但攫权得势者多为小有才智，恭顺权贵，为权贵者所赏识提携；2、学识渊博为人称道，但踞高位者，多为善权术长机智，应变有方，处事圆滑之人；3、对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张，上之所欲者集全力为之，上之所恶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计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4、对同僚，应酬可以换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谊的保障，一切过失误会，皆可消释；5、对下操纵在手牵制得法，苛刻严峻，反为当权者得意之作，宽恕仅为儒生之谈助；6、初起时必须利用机会，假借名义，自抬身价，大吹法螺，便可幸进，埋头苦干者未必得直；7、及在位，多做事多烦恼，不做事大家好，一年不倒，资格到手，二年不倒，官位稳固；8、洁身自好，是个好人，好人是个空名誉，忠厚老实是无用之别名，老实人只能粗茶淡饭，莫想乘肥马衣轻裘，妄想必多灾难，倒不如安分下场。”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1944年5月29日，唐纵到一个军统特务训练班主持毕业典礼。进入该班的学员，都是因为犯有过失而被戴笠禁闭一年以上的大特务，释放后再经该班短期训练，然后分发工作。训练班经过考察，认为这些人大多刚直，性情孤僻，工作能力很强。唐听了汇报，一下子触发了他那久已失衡的心态，为之感叹：“历史上刚直孤僻者，未有不失败。官运亨通的人多半是圆滑，江洲上的石头没有一个是方角的，方的都给水荡平了。山峰也是圆的，方的终会给风雨削平了。树木的干儿，也都是圆的，这是适者生存的道理。人类也不能逃出这个例子。历史上有能用刚直孤僻的人，是最成功的，但是刚直孤僻的就不容易遇着这长官的。”半年后，唐纵进一步总结了为官之道，在日记中写道：“做官有道乎？曰有，顺承上意，少找麻烦，责任不负，笑骂由人；既得之，少谈理论，多看现实。既以其道取之，亦以其道守之，这是时下做官的道理。这一个习染已成风气，如是不做官的人也得如法炮制，因为应酬忙碌，无闲研究问题，一切公事由下处理，不做官也得做官僚了。此种习气不涤除，政治真是危险！”
上面这几段话，居然是从一个深受最高当局宠信的大特务嘴里说出来，真让人有惊心动魄之感。唐纵是陈布雷手下得力干部，陈布雷对唐的认识是：“才长心细，识解宏通；领导组务，秩然有方；处烦理剧，因应裕如；注意广泛，判断敏锐；处理外事情报，颇能运以精心”等等，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唐初进侍二处时，与陈的关系并不算好。然到了抗战后期，唐多次要跳出侍二处，均被陈布雷留下，陈、唐关系已经相当改善了。从唐本身来说，曾有过一周3迁的升官纪录，同时一方面吃着长江实业银行的一份“干薪”，一方面享受着军统局按月“补贴”的巨额车马费。应当说，比起陈布雷等官邸派中人，他大概也算一个“行不由径”者。即便这样，他还要发出“好人是个空名誉，忠厚老实是无用之别名”等种种感叹。从唐纵的满腹牢骚，多少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确是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境地。
面对这样的危局，陈布雷曾多次向蒋进言，欲图有所挽救。抗战期间，陈布雷曾对邵毓麟说：“委员长是全国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牵拉着满载全国军民的长列火车前进，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簸摆动太猛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衡。”后来，陈布雷对杨玉清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这话听起来相当自负，不过，也确是一句大实话。
官邸派的重要人物陈方，也有过类似的贡献。陈方其人，本为杨永泰的得意高足，与政学系的关系较深，不少派别对此颇有警惕。然陈布雷颇不以为然，并起而为之辩护，称赞陈方：“才思敏瞻，且亦勇于负责，而其信仰统帅，感激图报，则在行营时已有甚深之关系。故一般同志或以其曾从杨畅卿（指杨永泰）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别作用者，余则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对于陈方的才干，官邸派均为之心折。1940年初，唐纵有一个报告呈蒋，未引起蒋的重视。过了一段时间，陈方就同一个问题再拟再呈，则得蒋重视。唐感叹：“芷町所呈委座之意见具申，我承认有见解，但是有些地方觉得还有斟酌之处。呈上之后，委座非常重视。而我前此所呈之报告，并不得委座若是之重视，何故？此中必有两个原因：一、芷町了解委座意旨更深切，所拟办法更易接近委座之思路，与推行容易；二、他的文字确是比我好，写得透彻明了，更能将顾虑之处，一一预为说明，使上面容易采纳。”在黄埔系中，唐纵也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才子。但是，比起江西才子陈方来，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陈方拥蒋忠蒋，与陈布雷没有区别；陈方对蒋的大权独揽，小权亦揽的专制作风，颇有微词，与陈布雷也没有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陈方敢于发发牢骚，而陈布雷就不容易做到。陈方甚至敢就蒋的统治作风，专门向蒋作过一次进言，以所谓“马尾法”，讽示蒋的大权小权“一把抓”；并引用项羽猜忌范增，讽示蒋的不善用人，耽心蒋这样做，对国民党统治不利。结果，蒋一阅了事，对陈方倒也没有嗔怪。这样的忌讳之语，放在陈布雷身上，是断断不敢进言的。
其实，官邸派的努力，没有也不可能使国民党的政治有所振作，这使陈布雷与陈方、唐纵等人既忧心忡忡，而又感慨无奈，多次哀叹：“今天才知道‘领袖’的地位越高，确是既孤且危的啊！”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时期，官邸派对政治的影响力，虽然有效，终究有限。考察官邸派的最大贡献，只能算是为国民党培养和储存了一批政治敏锐、工作勤奋、作风严谨、生活上比较注意自律的技术官僚。在蒋介石蜗居台湾之后，这一批技术官僚利用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思的“改造运动”，纷纷走上政坛，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政坛的要角。这些人在台湾政坛的崛起，固然有着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不是一言可以尽述。但是，他们都在侍二处时期接受了陈布雷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诸如，侍从秘书俞国华、周宏涛，外文秘书沈昌焕，记录秘书曹圣芬、萧自诚等，都可以说是陈布雷的僚属。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一班幕僚纷纷崛起台湾政坛，尤其是五十年代初的国民党改造阶段，在一个由16人组成的改造委员会里，不但有沈昌焕、萧自诚名列其中，而且又有周宏涛担任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张其昀工作。结果，陈布雷一手创建的国民党官邸派，成为台湾政坛最具实力的政治派别之一。
官邸派的崛起，亦曾成为蒋的希望之星，企图加以利用，借以抑制以贪污聚敛著称的孔、宋集团。1943年3月8日晚，蒋破例在官邸宴请侍从室主任林蔚、陈布雷及侍二、侍四、侍六组组长。晚餐内容为4菜一汤，中餐西吃，每人一碟。餐后，蒋涉及到这次聚餐的主题了，郑重提出：“侍从室务须设法推动各部院之工作”，并将加强侍从室业务组织案批下。此后，在陈布雷及林蔚的主持下，侍从室连续两天进行研究，认为：“委座已感觉各部院之工作，不能符其期望，故望侍从室能代其推动工作。但恐侍从室亦将使其失望”。最后，大家研究了加强侍从室业务的4点内容，但坚持认为：“如果照委座之意实施，将来不免弓愧误会，此事恐诚难着手。”
官邸派的出工不出力，使蒋大为不满。为此，蒋再次召集侍从室组长以上干部训话，斥责侍从室组织不健全，认为“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这不是开国的精神。又谓气魄、度量、识辨最要紧。”蒋的锋芒所向，差不多是直指陈布雷了。此后，蒋再次批评侍从室不能“辅弼领袖，燮理阴阳”；认为：“将来侍从室工作要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对各机关要能密切联系与考核功令，尤其能够明了下情，侍从室不必专办公事，公事由各部负责，而注意于生动的工作。”这等于是说：侍从室将由原先的幕僚办事机构而变为工作指导机构，这显然超出了侍从室所能承担的范围。
陈布雷得知蒋的这个意思，惶恐元及，私下对唐纵说，自己系一狷介之士，来徙委座，原为文字工作，今委座要自己负荷如此重责，实无法承担，正考虑进退问题，惟恐增加委座之烦恼，苦于措词耳。到了这一步，陈布雷已是欲退不能了。而官邸派的作用，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亦已成了强弩之末。
到抗战中后期，陈布雷在思想上陷入越来越深的苦恼，究其原因之一，就是作文时的言不由衷。陈布雷曾多次向同僚。部属及密友倾诉过这种思想上的痛苦，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最高当局，原本就有以自己的名义滥发文告的嗜好。但在抗战之前，由于蒋的本职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礼仪活动中的应景文章，自有胡汉民、林森、汪精卫等人出面应付，毋需蒋介石事必躬亲。所以，那个时候的官场文章虽多，总还有个节制，陈布雷也还隔三差五地有个苟延残喘的机会。然而，进入全面抗战之后，情况为之一变。蒋一身兼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4大要职，可谓开国民党权力集中之先河。权力高度集中，自然是言论高度集中，文章也是高度集中，涉及到要捧蒋先生出场的机会，更是不胜招架，各种讲演、训词、文告、文章、函件之多，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以一般人而言，不要说应付，便是看一眼，也会头晕。
最让人叹气的是，蒋的身体极好，精力旺盛，各种官场活动既多且滥，差不多是逢会必讲，逢文必发，终日乐此不疲，兴趣盎然。苦就苦了陈布雷，成天陷于文山稿海之中，不能自拔，其苦恼既多，而又无人能够理解。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败退，朝野一致声讨。在这种危局下，陈布雷还要顺承蒋意，极力以一支秃笔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歪曲是非，粉饰现实，其言不由衷之苦，自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众所周知，蒋的重要文告，大多由陈一手包揽。陈却总是说：“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员长的。”其实，陈对每一篇文稿都是反复斟酌、修改，易稿两三次，是为正常，甚至有易稿18次的。如此作文，不用说没有乐趣，简直就是服劳役了。有时，或是为了保密，或是为一气呵成，陈布雷每每把自己关在寓所里，一日三餐都不下楼，可见其为文之专；如是在出巡途中，则往往躲到一个旅馆里，闭门不出，以便专心炮制。浏览陈布雷的日记，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逢写不出文章时那种痛苦莫名的情景，这真是：世人都说文笔好，个中辛苦有谁知！陈侍蒋22年，为蒋所撰写的文章之多，无可计数，但他从没有讲过写文章是一件乐事，总是说：“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故杨玉清说他是：“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这当然有些溢美了，不过，也多少有些相符。
一般人都以为，陈洞悉蒋的心理，善于揣摩蒋意，俯仰承顺，替蒋捉刀，无不切中蒋意。这一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要说陈布雷替蒋捉刀，完全没有自己的观点，所有的文章都是马屁之作，也不尽然。’陈以善写政论文著名，文章的针对性、战斗性、政治性、思想性都很强，这说明陈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毫无主见，俯仰由人的“幕府师爷”。问题是，陈很清楚：自己所服务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与军阀豪强，而是一位顺应“天命”、统驭万民的“天子”，是一位威福随心、生杀擅断的最高统治者。在这样一位专制“君主”面前，倘若一言不慎，拂逆圣心，都有可能遭致灭门之祸，甚至蒙以乱臣贼子的骂名。
陈布雷正是以提着脑袋做文章的心情，替蒋炮制各种文稿。加之，蒋氏为人乖僻而又善变，精明而又昏债，重诺而又寡信，这使不少人都感到在蒋手下做事很难。即以写文章来说，”蒋的文字水平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乎庸。但是，蒋并不这样认为，他自己从不肯动笔，事事要别人代劳。别人按他的意图写好了，他又总是不满意，往往动笔，大删大改，弄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其中缘由，盖因蒋最忌让人看出这篇不是他的“墨宝”，也不是他的思想和风格。大则大改，涂涂抹抹，就是为了加进自己的东西，让人看出文章是蒋某人所做的。
秋宗鼎对蒋的这个特点说得很清楚。秋说：蒋每次对他的文武百官发表施政演说，事先常同陈布雷单独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有时，蒋自己也写提纲，再经陈为之条理润饰。但是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还是由他自己信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一字不易地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文字加工，最后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在整理过程中，有时，陈觉得蒋的原话不妥当甚至用语粗俗，替他文饰一番。但蒋与御用文人的见解多有不同，在最后定稿时，蒋往往仍把他的原话保留下来。其实，蒋这样做，正是为了在这些文章或小册子中，打上自己的特别印记，以便让人一眼看出：这篇文章或小册子是蒋自己做的。
所以，蒋的御用文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为蒋写文章，太差了固然不行，因为没有体现出领袖的学养和水平；太好了也不行。因为那样与蒋所能达到的思想层面脱节，蒋反而会觉得你是在故意卖弄学问，哗“主”取宠，以至常有不豫之色。如果照搬蒋的原话，蒋也不会中意，认为你的笔头水平太低；如果发挥过多，蒋亦不会满意，认为你没有吃透精神，难免牵扯过广，缠夹不清。于是，有人总结，替蒋做文章，必须是：主题是蒋确定的，但是要有所深化；见解是蒋提出的，但是要有所发挥；语言是蒋自己的，但是要用出新意；格式是蒋喜欢的，但是要有所变化。这样，照搬不失提高，提高不失原意。
写文章竟有这么多禁忌，当然不会是什么乐事。曾在北伐期间给蒋写过文章的郭沫若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给蒋介石拿笔杆子，可真不是好差事！”据说，陈布雷曾于私下表示：郭沫若的话说得很对，是由衷之言。陈布雷为蒋写文章，数量既多，时间又长，感慨之良深，教训之深刻，那是不用说的。但以陈的个性，又绝不会轻易道及这方面的苦衷，只在忍无可忍时，才会在知己好友面前偶尔提及。
据陈训慈先生回忆：1942年11月间，蒋之奉行亲美反苏的倾向日益明显，借口召邵力子先生回国述职，准备将驻苏大使易人。邵初回重庆，一时找不到住宅，被陈布雷延入美专街2号寓所居住，与陈布雷居住的美专街1号相连。这个时候，陈、邵在政见上已有距离，但旧谊不忘，状如家人。其时，陈训慈常有机会向邵力子先生请教，谈及乃兄终日忙于文告的撰拟，不但篇幅很长，且多滥调失当的苦恼。邵亦有同感，并认为乃兄有很多说法在外交上影响不好。当陈训慈提及蒋对乃兄的文稿任意增删，弄得字句不通，甚至折腾至深夜匆忙送通讯社等种种哭笑不得的苦况时，邵力子叹道：“这还得怪令兄太‘听话’了！”邵想起力劝陈布雷出山就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一事，颇感内疚地说：“也怪我，不该推他下水。”邵总是惋叹陈布雷拘谨服从，以为陈不妨少写。但以陈的陷入之深，哪里能够做到。陈布雷曾于私下对陈训慈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自怨自叹地抱恨：“这种‘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
居亦侨曾给陈布雷当过副官。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一书中，居回忆陈说过类似的话。陈说：“我自入蒋幕十多年，自己认为只写过两篇好文章：一是《告黄埔同学书》；一是抗战初期的《告全国军民书》。我最痛苦的是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把文章改得鸡零狗碎，文不成文！”陈布雷并说：“余今日作文，不能自作主张，我的躯壳灵魂，已与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简直就是灵魂的呼号。居亦侨回忆，最让陈布雷难堪的一次捉刀之作，是在抗战胜利时，陈布雷奉谕起草《和平建国纲领》，内中有几条是中共提供的。蒋审核时发现，大为不满，虽未当面训斥，但声色颇厉地说：“这个纲领基本上要重写”。陈听后深感羞辱，为之倦容满面，精神沮丧，内心十分痛苦。
其实，陈对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文稿，不要说推倒重来，就是轻加增删，他也深感忌讳。一位侍从秘书曾在陈布雷送蒋呈核的文稿上，修改了一处地方。陈深感羞辱，甚至气得几夜失眠。陈素以文名自负，蒋以一国之尊，要改他的文稿，陈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至于蒋身边的秘书，居然也敢对他的文稿砍砍削削，直把“文胆”置于何地？据说，除了蒋氏之外，能够批评陈氏的，只剩下第一夫人宋美龄。宋曾批评陈的文章太长，陈当即表示：一篇文稿交了卷，我自己也不想再多看一遍。
陈的这种灵与肉、做人与作文的苦恼，越到后期，越趋强烈。陈有一句名言：“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心情。战后，陈回到南京，曾经托翁泽永在上海代买一支派克自来水笔。翁买妥后，决定赠送，并附去一封短笺，复述了周恩来所说的“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那句话。陈旋即复函，内中写道：“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不过来信中有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陈并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罢了。”信末，陈布雷为之感叹：“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字里行间，陈布雷那种万般无奈的心绪，一览无遗。
先贤有言：“代大匠斫者伤其手”。作文本就不易，为人作文尤难，为统治者作文更难，为蒋这样的统治者作文，真可谓难上加难！哀哉，陈布雷！
陈布雷的思想苦恼，究其原因之二，便是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进入抗战中后期，陈布雷已经意识到：当初作出从政的决定，是自己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陈布雷想起1930年冬天，因蒋介石、胡汉民的“约法之争”，一时朝野沸腾，文武纷争。其时，陈布雷在浙省教育厅长任上，被蒋内定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陈目睹胡、蒋开战，深为党国的前途担忧，更感于党人意气之盛，叹执政当局负责之难。据此，陈明确向蒋表示：“政治这东西我更视为畏途”。言下有辞职之意，不想再干下去了。蒋明白了陈的意思，不觉哑然失笑，当即劝慰说：“布雷先生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政治这东西，就是要运用权术，不可退避。你不能走，要帮我的忙，帮到底。”
陈布雷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蒋虽然告诫了，“政治这东西，就是要运用权术”，但陈布雷毕竟不在政治的里层，对所谓的“运用权术”，总觉得轻飘飘的，分量不重，甚至还带点神秘意味，让人觉得好奇，总想把头伸进去看个究竟，哪里知道“里层”的厉害。经过这十几年的政坛浮沉，陈布雷痛定思痛，这才体会到：“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何谓“最肮脏”？陈布雷对陈训慈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党，也不让我乐观。六大上有人写诗：‘蒋家天下陈家党’，我不同意。但从我的位置上看：它确实病得不轻：明争暗斗、四分五裂、醉生梦死、贪赃枉法……提起来就让人生气。因此，委座才说：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陈训慈感到老哥太消沉了，于身心将大不利，于是劝道：“二哥何必如此忧国忧民。古人说：忧伤身。你身体不好，一半源于忧。”陈布雷说：“人生之所以不能无疾病，一由醉梦富贵心，二由怕老病死心，三由执著赏嗔心。一二两点庶几可免，唯执著太过，要好之心太强，而力不足以副所愿，我该警惕的应是赏嗔心。大哥廉介恬淡、卓尔不群，心向往而力不逮。君木师三十多年前就指出我不是从政的材料，批评我年轻气盛、锋芒外露。可惜，我从政以后才明白了此话的份量，但为时已晚，后悔已来不及了。”
从政治的肮脏，说到政治的危险，这是陈布雷拚十几年的从政经历，才换取的一点人生经验。陈布雷曾经对曾国藩得以善终的秘诀作过一番研究，得出曾国藩的经验，就是始终保持一种“畏盈之心”。曾于日记中记载：“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在写给老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国藩提醒这位因首破金陵而飞扬跋扈的“九帅”：“处大位大权，又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两字者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可渐渐收场耳”。并说：“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陈布雷亦对自己的老弟陈训慈感慨地说：“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回到南京以后，请求退休，颐养天年，终老山林。”
若就个人气质而言，陈布雷其实是最不适宜于从政的，更没有“资格”出任“军机大臣”这样的“首辅”之职。台湾学者南怀谨先生说：“一个当首相、当主管的，要能藏垢纳污，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这个观点不但是历史经验与人生经验的概括，也是陈布雷从政失败的一个真实写照。试想，处于陈布雷的境地，既不能做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从而激流勇退，优游山林；又不能做到所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从而藏垢纳污，沆瀣一气；那么，他怎能不忧虑：“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又怎能不哀叹：“后悔已来不及了”。
吸取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教训，陈布雷坚决反对子女走从政之路，以免重蹈自己的覆辙，被政治“一网打尽”。陈布雷共有7子2女。前妻杨宏农生3子2女，是为长子陈迟，名积泉；次子陈过，名积皋；三子陈适，名积皓；长女陈琇，名细儿；次女陈琏，名伶儿。续弦王允默生4子，是为四子陈迈，名积皑；五子陈进，名积哲（早夭）；六子陈遂，名积明；幼子陈远，名积乐。到抗战后期，长子陈迟已至而立之年，幼子陈远亦已是翩翩少年。
陈布雷素以孝悌传家著称，对待子女，一方面是严格家教，希望子女能脚踏实地学一点真本领，保持清白家风，不要做华而不实、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另一方面是严禁他们走从政之路，力求凭借技术专长，自立于社会。陈布雷经常告诫子女：“人贵自立，但求一艺随身，即可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我不希望你们飞黄腾达，更不希望你们做官，只要求你们平凡正直，尽忠于国家，自立于社会。惟平凡乃能安于清贫，不争名，不趋利；惟正直乃能摒除私念，守正不阿。”陈布雷教勉子女，最为注重“正直平凡”4字，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之贡献。”从上面的两段话中，可以看出陈布雷深受诸葛亮《诚子书》的影响。
为禁止子女从政，陈布雷亲自为他们选定学业专攻方向。1932年夏，长子陈迟中学毕业，曾有两个志愿：一是学农科，研究如何化杂草为肥料；一是进中央政治学校，走从政救国之路。陈迟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布雷断然表示：“即使情切救国，也莫要学政治。政治，太肮脏了！”陈迟遵从父亲的意思，进了浙江大学农学院，终成为农产品专家。在父亲的禁令及长兄的影响下，次子陈过进入浙江医专攻读医学专业，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学测量，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科，长期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一职；四子陈迈习土木工程，毕业于交通大学，后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科，幼子陈远后来到北平攻读文科等。子女们在回忆父亲时，也都深深地被父亲的一颗深沉博大的爱心所感动，感叹地说，他叫我们不问政治，可能他自己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太厌倦了。
有趣的是，像陈布雷这样身居国民党“内廷”，并且严格禁止子女涉猎政治的权势人物，竟在子女辈中出现了数名中共党员。陈布雷下达的“禁政令”，有效地禁止了子女从事国民党之政，却未能禁止子女从事共产党之政，这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让陈布雷头痛的问题。或许正是陈布雷倡率的清白家风，在子女们的性格中，注入那种对腐败政治的痛绝之感，由此而促使他们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在子女辈中，最大的“问题”人物，便是次女陈琏。
从陈布雷来说，对子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关心疼爱他们，自然是一碗水端得平平的，没有彼此之分，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话，那么也就是平时有意无意地对次女陈琏更多地倾注了一份父爱。陈布雷不是一个重男轻女之人，当然也不是一个重女轻男之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源于一种心理上的内疚，对大难不死的女儿，始终怀着一种无法摆脱的负罪感。怜儿在成长过程中，即使有时因不懂事而冒犯了他，作父亲的也并不深究，总是期望用加倍的怜爱来补偿早年的过失。
也许是父亲过分宠爱的原因，陈琏从小就表现出一种敏感、倔强的独立性格。还在陈布雷任浙省教育厅长期间，父亲便嘱咐陈琏和陈琇：“女孩子家最好是学师范，将来不能在社会上做事，也好在家教育子女”。于是，陈布雷指点两个女儿去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细儿（陈琇）考普师二年级插班生，怜儿（陈琏）考幼师一年级新生。”姐妹俩遵命赴考。数日后榜发，陈琏列幼师班23名新生的榜尾，就是说，和当年应童子试的父亲一样，背了榜。“肯定是因为阿爸的面子照顾我进去的。”倔强的陈琏深感羞辱难当，且暗下决心：宁肯再考一次，也不愿依靠父亲的权势入学。回到家里，陈琏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后来弄清，学校此次发榜以姓氏笔划为序，录取新生中，以繁写的“陈”字笔划最多，从而殿后。一年后，陈琏听说父亲当年毕业的浙高录取率，只有考生的十分之一，当即瞒着父亲投考，终于如愿以偿。这是陈琏第一次拂逆父命。
1937年9月初，正是淞沪抗战打得如火如茶的时候，上海的许多学校已在战火中毁于一旦。陈布雷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当即作家书数缄，并致细儿、怜儿、皑儿一函，嘱令停学一年，“以细儿仍欲往杭执教兼旁听浙大课程，而怜儿更决心欲入学，皑则以应否入学请示于其母，其实同济校舍已毁于炮火之下，即欲入学亦无法也。儿女长大以后即各有志愿，不能相强，然女儿单身在外何能放心，故驰书告之，恐已不及阻止耳。”少女陈琏那种倔强独立的个性，已经渐露端倪。字里行间，父亲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不久，经陈布雷安排，陈琏随母亲王允默等家人先期入川，安家重庆北碚。在这里，陈琏进入北碚国立二中读书，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年半以后，由蓝若林（原名吕淑兰）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隶属中共北碚特别区委。
陈布雷固然不清楚女儿已加入中共组织，成了埋藏在自己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女儿身上的一些异常现象，自瞒不过父亲的眼睛。1939年秋天，陈琏背着父亲考取了昆明西南联大。对此，陈布雷没有严厉责备，但决定在陈琏临行前，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陈布雷耐心地说：“怜儿，沙坪县有中央大学，为什么非去昆明不可，这不是舍近求远么？”女儿振振有词地说：“进联大，是为的读地质。守在家门口，只能培养弱不禁风的小草，难得长成撑天柱地的大树。”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时髦语言，陈布雷不好反对，只得说：“入中央大学，与你细姐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一个女孩子，只身在外，我不放心呀。”这倒也是一句大实话，不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不过，女儿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成了组织的人了，怎么能说是“只身在外”哩？这话当然不好挑明，陈琏只好说：“我早已不是小孩子了。正因为我是女性，更该到外面去磨练。再说，到那边，我八叔照顾，阿爸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八叔叫陈训愿，字叔同，时任国民党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长。陈琏有此一说，其实只是一个遁词。不过，对陈布雷倒多少是个安慰。
陈布雷见亲情已不能感化女儿，企图再从正面突破。于是告诫：“怜儿，我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譬如你的大哥陈迟，早年想考中央政治学校，我就极力反对。青年人何必卷人政治呢？我希望你们能脚踏实地学些技术。你大哥后来改学农业，这就对了。”陈琏据理力争：“爱国总是无可非议的，抗日救亡，爱护国家，人人有责。”谁能说爱国不好呢！陈布雷无法说服女儿，只得退守最后一条防线，恳求陈琏：“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能阻挡。希望照顾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开地同你父亲树起两面对立的旗帜。”并说：“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反对政府的活动。”陈琏也说，我一定保持清白家风，但是绝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在当时，西南联大既是战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也可以说是大后方学界民主运动的一座战斗堡垒，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陈琏到了这里，不但如鱼得水，比在重庆时显得更为活跃；而且结识了青年才俊袁永熙。在陈琏的一生中，袁永熙与陈布雷是两个影响最大的人物。
袁永熙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上的一位传奇性人物。袁出身于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大姑是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妇，二姑是民初大总统徐世昌的儿媳妇。父亲起家于袁世凯的新军，在军阀向日本大借款时，抢到一个肥缺：营口海关负责人，颇有横财。从此移居天津意大利租界，一边做官，一边经商，可谓八面风光。随着北洋军阀的倒台，袁家虽然失势，但子女却接受了现代新思想的教育，置身于新知识分子阶层。
袁永熙为北平清华学生，抗战爆发后，南下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经济系，并加入原清华进步学生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该队“云南地方总队部”组织干事。从此，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并很快被吸收加入共产党。1939年6月，袁出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第一任书记。在其任职期间，联大的秘密党员从6人发展到83人，占云南全省247名党员的三分之一。
陈琏考入西南联大的时候，正是袁永熙出任联大党支部书记不久。于是，经中共南方局介绍，由袁永熙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农舍中接受了陈琏的组织关系。从此，在袁的领导下，陈琏分管女生工作。陈心地坦荡，为人真诚，乐于帮助同志。袁永熙曾患有肺病，身体较弱。陈得知后，即多方面给予关心照拂。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在白色恐怖中，一对革命青年的感情不断升华，从而有后来的恋爱结婚。1940年9月，联大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袁永熙任总支书记，陈琏任宣传委员，一时成为西南学运战线上一对比翼齐飞的“双杰”。
陈琏进入西南联大后，陈布雷曾电八弟陈训愿，要他对陈琏的活动就近进行“监护”。陈训愿报告陈琏是为西南联大学生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陈布雷闻讯，为之忧心忡忡，写信劝告女儿不要做出“不合理的行为”，“放弃那些过于尖锐的观点”。但是，这个时候的陈琏对民主革命的投入程度，用陈布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也已经是“无法自拔”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西南联大的三青团组织趁势反击进步学生运动。2月下旬，三青团头子康泽带着黑名单及举办集中营的计划，赶赴昆明，准备大肆逮捕进步学运领袖。为防不测，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将已经暴露和受到注意的党员与进步骨干撤离联大，疏散到昆明四郊隐蔽。
袁永熙与陈琏等人隐蔽到滇南的锡都个旧，袁以《曙光日报》记者作掩护，陈以石屏师范教师为职业，在个旧地区继续开展民众运动。这是陈琏一生中，第一次面临与家庭切断亲情关系的艰难抉择。行前，陈琏踌躇良久，提笔给细姐写了她称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很想申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这里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的为我弥补我走了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细姐，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扰，多多保重自己，我，我自己也会留心，你放心，相信我，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这无疑就是一封诀别信了。据说，当陈布雷从陈琇手中得到这封信，看到“排演悲剧”4个字时，手都发抖了，全家都为此惊恐不安，姐妹情深的陈琇，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她们只相差1岁，在一起长大，上同一所小学、中学，直到陈琏去西南联大，她们才正式分开。至于心地善良的王允默，始终是把陈琏视同己出，爱护备至，当她看到信中有“也许永远见不着了”一句，顿有五内俱焚之感。
然而，家中受打击最大的还是陈布雷，只有他才能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这封信的份量。这与其说是一封告别信，不如说是一封决裂信，表明女儿与父亲从此将分道扬镳了。女儿的性格，陈布雷早已领教，一旦认定的事情，便会全身心地去做，真可谓是“遭世险倾，九死不悔”。但是，怜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这是因为他已经把怜儿当成爱妻杨宏农的化身。杨宏农是在生养怜儿时死去的，从生死轮回的观点来说，陈布雷相信杨宏农的灵魂一定注入了怜儿的躯体。事实上，怜儿长大后，在长相、心地及很多方面，都极像杨宏农。这使陈布雷从怜儿身上，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杨宏农的影子，也深深地倾注着他。对杨宏农的相思和报答之情。可是，现在怜儿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陈布雷似乎看到了杨宏农那哀怨责备的目光。
陈布雷急了，无论如何，他不能没有怜儿，否则，他对不起已经死去的爱妻杨宏农。于是，他摇通了中央社昆明分社的电话，反复叮嘱陈训愿，一定要把陈琏找回来。然而，陈训愿答复：在整个昆明地区，遍找无着，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和任何去向。
陈琏的失踪，一下子令陈布雷陷入魂不守舍的状态。美专街的常客、时任郭沫若秘书的翁泽永知道了这件事，便及时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郭沫若，郭转报周恩来。据翁泽水回忆，有一天晚上，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郭沫若的住处，把他叫了过去，严肃而又亲切地问明了情况之后，对翁说：“你可告诉布雷先生，不要急，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10多天后，周恩来对翁泽永说，他已分别电询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处都没有陈琏。周恩来分析：“如果不在前方，一种可能是隐蔽起来了，也有可能被特务绑架了，大家再设法找一找吧！”翁把这一情况转告陈布雷，陈感动得连连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941年冬天，袁永熙到重庆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由沈钧儒先生的侄女通过秘密渠道引进曾家岩周公馆。两年前，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曾举办一期西南8院校党支部书记训练班，袁永熙由此结识邓颖超。故这次袁永熙一进周公馆，邓颖超就急切地问：“小袁，你们隐蔽在哪里呀，我们正找你们哩！”当晚，袁永熙向邓颖超及西南工委书记钱瑛等负责人详细报告工作，谈到陈琏时，袁说：“她转移到宜良的狗子街农村去了，还没有找到职业。陈布雷正在寻找她。”钱瑛当即指示：“知识分子在农村，若没有社会职业掩护，反而容易暴露。”邓颖超也说：“还是派人把她找回来，留在她父亲身边可靠。”
袁永熙当即安排陈琏秘密返渝。为避免特务注意与怀疑，陈琏启程前，由红岩村派人与陈琏商定，在重庆、昆明两地的报上，各登了一则小广告，即为：“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不久，陈布雷即接到女儿即将返家的信函。顿时，举家为之庆慰，都以为是小广告生效。
陈琏返渝后，先找到红岩村，认为不少同学、好友都已奔赴陕北，自己亦渴望能转往延安学习。周恩来予以劝导：“你的情况和别人不同。现在国民党反共，但究竟还说是国共合作抗战。你如去了延安，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你说我们是给好，还是不给好？”邓颖超亦晓以大义，希望她留在重庆求学，同时仍可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陈琏听从周恩来指示，返家与父亲、母亲等家人团聚，随后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星期六则回到美专街寓所，陪伴父亲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陈琏在陈布雷身边，向父亲转述了种种社会新闻。一次，陈琏向父亲谈到士兵们因痛恨孔、宋官僚集团，曾将孔氏劳军时发给的香烟、毛巾丢进厕所里，结果将厕所都塞满了。陈布雷深知，以今天的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考证这些传闻是否属实，而是作为当局来说，要从这些传闻中及时掌握民心舆情，调整政策措施。但是，当局的问题也就难在这里，越是民心所向的东西，越是不被重视。结果，民心都给共产党笼络了。如此下去，国民党岂得不败？不过，这个话怎么能在怜儿面前讲呢！因此，自从陈琏回到重庆以后，父女俩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说的人，是姑妄言之；听的人，也是姑妄听之。双方虽然都没有放弃影响对方的念头，但也知道对方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影响的，从而也就多了一份容忍，很少再有过去那种唇枪舌剑式的正面冲突了。“
正面冲突是减少了，但父女之间的政治隔膜并没有消失，相反，却多了一层雾里看花的感觉。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弄不清对方仅仅是一种容忍呢？还是一种默认？在老谋深算的父亲面前，孩子毕竟是孩子，就连她想出的“政治诡计”，也显得是那么稚气。一次周末返校，陈琏故意将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忘”在父亲的卧室。
第二个周末，陈琏回到美专街。饭后，父亲若无其事地拿出那本《新民主主义论》，递给了陈琏，说：“怜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了”。沉默了一会儿，陈布雷接着说：“怜儿，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去从事政治活动，就是静心读书，‘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琏一边观察父亲那表情木然的面色，一边也以激动的口吻说：“阿爸，我不是不懂得体谅你的苦心，但是作为子女，我们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气节，我们有我们的原则……”父亲知道再说下去，少不了又是一场政治冲突，于是当即打断女儿的话头，说：“好了，不要说了，家里面不谈政治！”
陈布雷反对子女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却积极鼓励他们报名投军，参加抗战。1943年末，侄儿陈迨在重庆南开中学率先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陈布雷闻讯，异常欣喜，挥笔写道：“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凯旋归来。”嘉许之意，溢于言表。
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铁蹄直逼贵州，贵阳告急，重庆摇动，蒋以“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山河一寸血”作口号，招募大、中专学生入伍，从而在大后方发起了一场青年从军运动。于此，陈布雷一家出现数人竞相投军的感人场面。先是三子陈适（在同济大学测量专业学习）主动报名加入炮兵；次是四子陈迈（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积极报名参加工兵。
由于父亲有不准从政的训示，两个孩子都拿不准这件事该不该让父亲知道。陈适踌躇良久，深伯父亲阻拦，最终还是没有禀报。陈迈还在犹豫之中，不想已被陈布雷得到消息。岂知父亲不但不予阻拦，相反大为嘉许，甚至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壁山》，予以嘉勉：“名儿日阿迈，字儿曰季前；儿今从军去，能为弟兄先。当时命名意，相合何适然！儿性纯驯笃，赋秉得之天；一旦奋壮志，猛着祖生鞭！问儿何所愿？破虏靖烽烟。问儿何所忆？乡土陷腥膻。问儿何所乐？驱敌东海边。国家有急难，吾宁计安便？貔貅十万众，联臂自翩翩。誓为先驱卒，不愧先泽贤。再拜别父母，会看儿凯旋。汝父嘉尔志，汝母有欢颜；人生大幸事，忠孝得两全。贻儿以短襦，戎装裹鲜妍。愿儿身壮健，祝儿金石坚；勖儿无他语，报国及盛年。我心殊欢悦，我有笔如椽，盾鼻染余墨，为写送行篇。”
这首诗不但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之心，而且其通俗易懂与明白晓畅的特点，也一反其写文告时所常用的那种文白相间的风格，使人看到了陈布雷写作的另一面。从诗中连用的3个“问儿”句，可以看出陈布雷在构思时，有意借鉴了《木兰辞》的写作风格。
后来陈布雷知道陈适亦报名参军，既高兴又嗔怪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为父的虽然屡屡告诫你们不要卷入政治，要学技术，但是爱国大业，匹夫有责，你们青年投笔从戎，理所当然耳！
在这场从军热潮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幼子陈远。陈远时在南开中学初中部读书，1928年生，还不到从军年龄，因受家庭熏陶，居然瞒着父母去报了名。在体格检验时，唯恐体重不足，甚至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自然，“诡计”最终没有得逞，这使得满怀从军热望的陈远颇为失望。陈布雷知道此事后，亦给予嘉勉，劝他过两年再报名。
在当时，不但国民党高干子女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即便是一般商人职员的子弟，但凡有一点门路，也没有人会要求从军。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访问，调查中国的财政危机状况及权势豪门的贪污腐败情况，其中曾特别提到政府高层官吏的子女中，有170余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像陈布雷这样的权要人物，为了鼓励子女从军，又是题字，又是写诗，大肆宣传发动，真是“傻冒”到家了。
抗战期间，陈布雷曾两次面临家庭中的不幸变故，一是“吟兄”何呤囗的自杀，另一件便是大哥陈屺怀的去世。1944年10月21日，陈屺怀先生在浙江云和病逝。陈布雷闻讯痛哭，悲怅万状，并为之设奠遥祭。陈布雷常对人说：从警龄受业，到出外就学，乃至进入新闻界，做人作事，没有一样不是沐大哥的教诲。诚哉斯言！
作为清流派的人物，陈布雷一生以忠于国民革命自许。然而，抗战后期，他竟被革新派运动目为保守派人物而遭到非议。
所谓国民党内的革新运动，本是出自一批CC系头面人物的策划，并联合一部分黄埔系分子共同发起的。公开的口号是：恢复党内民主，整顿吏治，铲除腐败，重振国民党的统治效能。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抵制政学系分子的势力扩张，防止他们进一步利用蒋的新专制主义，把持党内要津，玩弄密室政治，进行政治走私，不断窃夺国家权力。因此，所谓的革新运动，说穿了，也就是国民党内的一群“饿汉子”，向一群“饱汉子”夺取政治权力的派系之争。说得难听一点，无非是狗咬狗罢了。
本来，这一场权力之争与陈布雷毫不相干。陈果夫等人要夺权，尽可以向政学系夺好了，与陈布雷何涉？问题是：所谓的革新运动，一时间闹得声势颇大，以至朝野沸腾，上下攻讦，隐隐然开始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以陈布雷对党国命运的关注程度，自然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加之革新运动的矛头所向，全然不考虑投鼠忌器的问题，颇有对“蒋公”不恭的味道。以陈布雷对蒋氏的忠实驯顺程度，这就更不能置之局外了。
1945年4月8日，陈布雷公开发表对革新运动的看法，明确表示，对于党的问题，对于CC组织，并不以为然。陈布雷说，陈果夫手下的几员大将张厉生、张道潘之流，都与CC渐渐远了。对于改造党的意见，虽有必要，但实施太难。譬如，都说现在的干部不行，但行的干部又在哪里？新的干部又如何起来代替旧的干部呢？这是一个大难题。陈布雷痛惜地说：“目前的党，是发牢骚的集团，既无权又无能。如果使党员来监督政府，推行政策，贯彻主张，这是多难的事，担任此项工作的党员，是第一流人才，何可期诸一般党员。”陈布雷的态度很明朗，他是坚决反对革新运动的。
4月11日，陈布雷再次就革新运动，向唐纵表示自己的忧虑：“自去年后，感觉对外联系不容易。去年起，新进的人，立论高，气势逼人，拼命拉着政府向左边跑”。陈布雷说，我并不是不赞成变，但是我们不能离其本，策略可以变，立场不能变的；果夫先生近来不常见委座，见到委座也不常发言。现在的时局是左的势力甚为抬头，右的势力日见低落。
对于民主宪政运动，陈布雷的主张便是：制宪而不行宪，并为此面蒋进言，蒋亦表示采纳。然而，后来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面蒋力争，蒋表示采纳王的意见：制宪行宪一起搞。蒋并当面批评陈布雷：“汝何必胆怯！”陈布雷则感叹政府威信日益低落，一旦行宪，后果恐将不堪。
其实，用不着等到行宪，后果已经不堪了。唐纵在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
所谓参政会弹劾孔祥熙案，指孔祥熙私吞美金债案。抗战后期，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指使中央银行的几个蟹脚，用瞒天过海的手法，私分美金公债达5000万元之巨，形成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巨案，该案成为国民党当时最受党内外、海内外、国内外一致党病的话题。然而，这样一个“天案”，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但孔宋夫妇安然无恙，照样安享荣华富贵；便是已经被关进牢房的几个蟹脚，也在宋蔼龄的援救下，被宣布释放，从此逍遥法外。为此，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四届一次大会，云南省参政员陈雅赓等人向大会提出弹劾孔祥熙贪污美金公债案。蒋感到参政会虽是“清谈馆”，所谓的提案，提了也是白提，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不过，这件事真的闹开了，到底有碍党国观瞻。
于是，蒋的策略是：第一步，命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出面劝说陈雅赓，辩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王并威胁说：“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
蒋料到这一手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第二步，便是派陈布雷以新闻界老前辈的身份，对陈雅赓等人再作下以说词，表面上肯定这个提案虽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美、英、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据此，陈布雷建议：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亲交国民政府主席蒋先生认真查办，比较妥当等等。
结果，陈雅赓等人检举孔祥熙的提案资料，终在陈布雷及各方的压力之下上交，从此犹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了。后来，虽由参政员傅斯年在大会上搞了一个口头质询案，也曾轰动大会，但原稿仍由陈布雷奉谕派人强行提走，说是蒋主席要提前审阅，事实上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所谓参政会弹劾盛世才案，亦即参政会期间酝酿提出的一份边疆提案，揭露盛世才在统治新疆期间，先后杀害民众达数万之多，流离失所者20余万，许多参政员强烈要求追究盛世才的罪行。然而，盛在蒋的庇护下，得以逍遥法外。蒋说：“盛世才来重庆，是我叫他来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负责。”并说：“盛同志带来了5万两黄金给中央，试问民国以来，有这样的好人吗？”蒋之所谓好人坏人，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贡献给中央的黄金是多少，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结果，参政会提出弹劾盛世才一案后，蒋还是叫陈布雷到会上去做工作。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可以用5万两黄金就一笔勾销？何况受害者达数十万之众！这也是一个让陈布雷头痛的问题。
7月26日，陈布雷与唐纵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唐纵总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人为不善是由于违反革命的原则，今天许多问题都牵涉到基本问题，动动小处无济于事，动到大处，则顾虑太多，危险愈大，所以牵到根本问题便打消了。这些基本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唐纵谈到这里，陈布雷喟然自疚：“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
此后，陈布雷曾经作过一次深切反省，认为：有许多应该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无及。他承认没有团体的观念与团体的生活方式（孤独的生活），所以失败！事实上，这也是陈布雷一贯奉行的从政原则和为巨之道，即：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陈布雷认为这是他遭致失败的原因，亦是在六全大会上遭人党病的原因。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的实质是：政治上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经济上扩大垄断和私人资本，以及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等。故陈布雷在起草大会宣言时，有意避开国共合作、联合政府、民主宪政、政治革新，党内民主、战后建设等敏感的中心问题，大谈什么：“我中国当前最急要之任务，无过于充实军队之配备”，“我全党同志与全国同胞，为国家民族效忠之途径，厥为完全实行三民主义”等等，大唱了一通高调。许多代表听了，都是一头雾水，有不知所云之感。故在大会期间，有代表直言不讳地批评宣言稿“不够左，不够革命”；更有的代表挖苦“大会宣言狗屁不通，总裁左右都是一些酒囊饭袋”；甚至还有人将蒋介石的过错都归咎于受左右蒙蔽，声称要排除被指为“左右”之人。
陈布雷听了这些指责，大感委屈，当场为之落泪，以为：如果说我文章不好，我不介意（其实也是介意的），只是说我不革命，我就不能不伤心。我以领袖之心为心，一切都为贯彻领袖意志出发，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尽协调维系之责，以求国是到达最高境界，奈何不见谅于众？后来宣言固然获得通过，但陈布雷为此终觉心情抑郁不振。
1945年，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年。在局外人看来，蒋似乎成了领导民族抗战的英雄人物，满头光环，通身堂皇，从此登峰造极，江山稳固了。然而，身居中枢的陈布雷看得很清楚，国民党里已经是危机四伏了。以党内而言：派系纷争，矛盾重重，不啻一盘散沙。一个六全大会，使得党内矛盾彻底暴露，为争夺六届中央执委名额，各派系竟不择手段地相互攻讦、诋毁、咬斗、厮杀，简直使出了18般武艺，大打出手，实在让陈布雷看不下去。以党外而言：共产党已经日趋强大，非抗战前可比。过去有外敌当前，两党尽管积怨甚深，但毕竟还能找到“共同抗战”这样一个共同语言，正所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若外敌既会，必将是国共分裂，烽烟再起。让人不能放心的是：今日之国民党，恐已不是中共之对手；一旦国共开战，后果何堪设想？
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别人都是欣喜若狂，唯陈布雷是“独上西楼”，愁绪满怀。1945年8月10日下午7时，驻重庆的美国军人首先从东京英文广播里听到消息：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作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并以照会形式托瑞士政府转达美、苏、英、中四国请求投降。为此，驻渝美军纷纷涌到门前的马路上，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入夜，广播电台播出了响亮动听的音乐，重庆街头灯火通明，鞭炮声相继而起，美国军人仍在马路上狂呼不止，中国小儿则绕街三匝，奔跑跳跃。
但是，直至10日晚11时，中国政府尚未接获正式通告。唐纵来到美专街陈公馆，看到陈家的孩子正在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布雷见状，为之大盗，以为消息尚未进一步证实，不该有燃放爆竹之举。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夜晚，重庆街头人如潮涌，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人们终于听到了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陈布雷自然也是兴奋的，脸上还挂出了少有的笑容。然而，当侄女陈约文拿出爆竹，想请伯伯亲手燃放时，陈布雷竟阴郁冷漠地说：“有什么可快乐的，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哩！”陈布雷对妻子王允默说：“太突然了，准备不足啊！”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高层，大概只有陈布雷看到了一个更为致命的政治危机。
陈布雷听了这些指责，大感委屈，当场为之落泪，以为：如果说我文章不好，我不介意（其实也是介意的），只是说我不革命，我就不能不伤心。我以领袖之心为心，一切都为贯彻领袖意志出发，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尽协调维系之责，以求国是到达最高境界，奈何不见谅于众？后来宣言固然获得通过，但陈布雷为此终觉心情抑郁不振。
1945年，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年。在局外人看来，蒋似乎成了领导民族抗战的英雄人物，满头光环，通身堂皇，从此登峰造极，江山稳固了。然而，身居中枢的陈布雷看得很清楚，国民党里已经是危机四伏了。以党内而言：派系纷争，矛盾重重，不啻一盘散沙。一个六全大会，使得党内矛盾彻底暴露，为争夺六届中央执委名额，各派系竟不择手段地相互攻讦、诋毁、咬斗、厮杀，简直使出了18般武艺，大打出手，实在让陈布雷看不下去。以党外而言：共产党已经日趋强大，非抗战前可比。过去有外敌当前，两党尽管积怨甚深，但毕竟还能找到“共同抗战”这样一个共同语言，正所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若外敌既会，必将是国共分裂，烽烟再起。让人不能放心的是：今日之国民党，恐已不是中共之对手；一旦国共开战，后果何堪设想？
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别人都是欣喜若狂，唯陈布雷是“独上西楼”，愁绪满怀。1945年8月10日下午7时，驻重庆的美国军人首先从东京英文广播里听到消息：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作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并以照会形式托瑞士政府转达美、苏、英、中四国请求投降。为此，驻渝美军纷纷涌到门前的马路上，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入夜，广播电台播出了响亮动听的音乐，重庆街头灯火通明，鞭炮声相继而起，美国军人仍在马路上狂呼不止，中国小儿则绕街三匝，奔跑跳跃。
但是，直至10日晚11时，中国政府尚未接获正式通告。唐纵来到美专街陈公馆，看到陈家的孩子正在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布雷见状，为之大盗，以为消息尚未进一步证实，不该有燃放爆竹之举。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夜晚，重庆街头人如潮涌，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人们终于听到了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陈布雷自然也是兴奋的，脸上还挂出了少有的笑容。然而，当侄女陈约文拿出爆竹，想请伯伯亲手燃放时，陈布雷竟阴郁冷漠地说：“有什么可快乐的，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哩！”陈布雷对妻子王允默说：“太突然了，准备不足啊！”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高层，大概只有陈布雷看到了一个更为致命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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