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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一行住进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为他们安排的公寓，三人占了二间屋。凭窗眺望，公寓四周的树林，覆盖着白雪，显得格外宁静，然而，瞿秋白的心情却是兴奋而充满着激情的。
到达莫斯科十天后，正值全俄华工大会召开。从俄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华工代表近二百人，代表着在俄国各地的华工数万人（其中欧俄部分占四万多人）；他们有的是在俄国做工经商的，有的是参战华工，从法国、德国逃出而流落此地的。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很苦，多数是文盲。他们听说从中国来了新闻记者，异常的高兴，热情地欢迎瞿秋白三人参加大会。瞿秋白发表了即兴讲话。他介绍了国内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激起了与会华工的爱国之情。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不来出席会议，引起华工代表们的不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华工回国问题，这件事与总领事的职权有密切关系，因此，陈广平就成了会议代表们指责的中心。瞿秋白在会间结识了几位华工，后来时常同他们来往。
《真理报》主笔美史赤略夸夫会见了瞿秋白一行，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参观考察的手续；他们的参观考察也就从这里开始。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特地派了二位翻译陪同他们参观考察。一位是英文翻译，另一位是俄文翻译郭质生①。瞿秋白与郭质生一见如故，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他说：“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 ，然而后来我同郭质生意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因此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②
①郭质生，本名维·斯·格罗戈洛夫，出生在中国新疆，汉学家，曾翻译《红楼梦》等中国小说，编著《俄汉辞典》。1979年去世，终年83岁。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3—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具有悠久历史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和革命以后的崭新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化，处于更替交错的时期。研究俄国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和俄国社会，必须研究俄国文化。瞿秋白对于考察和研究俄国文化，是非常重视，非常有兴味的。在赴俄途中，他就与俞颂华商妥：俞颂华负责通讯工作，他自己则勉力作有系统的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研究。
瞿秋白来到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参观，这是他到达莫斯科后选择的第一个游览点。这里陈列着俄国著名美术大师们的作品。在连年动荡，战灾浩劫中，这些珍贵的艺术精品，竟丝毫未受损伤；连这美术馆的创始人特列嘉柯夫的石雕像，也安安逸逸地陈列在他死时的病榻旁。这说明了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经历了严霜寒雪，荒原广漠的旅程，来到这“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的美术殿堂，“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①瞿秋白此刻激动不已。他感到了“‘文化’的真价值。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②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馆中陈列品中，既有现实主义画家，如列宾的作品，瞿秋白誉之为“旧文化沙砾中的精金，攸游观览，可以忘返”①，也有未来主义的作品。未来主义出现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先发源于意大利，十月革命前后流传于俄国。未来主义认为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应当完全消失，成为生产、生活或政治的一部分，实质是对艺术的否定。它的整个反艺术倾向，使它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在俄国艺术中，未来主义的作品反映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和对待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俄国未来派的画家，否认古典遗产，反对传统的绘画形式。瞿秋白站在未来派画家的作品前，看到那“粗暴刚勇的画笔”，似乎觉到它们也有可取之处，“令人的神意由攸乐一变而为奋动，又带几分烦恼：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调和中有违戾的印象，剧动忿怒的气概，急激突现的表显，然而都与我以鲜，明，动，现的感想。”②
①②同上书，第118页。
经友人的介绍，瞿秋白在2月14日会见了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关切地询问中国文学的情况，并把他的一本诗集《人》送给了瞿秋白。马雅可夫斯基也参加过未来派。可是在他的早期抒情诗，例如长诗《穿裤子的云》、《战争与和平》中，明显地表现出使他超出未来派的人道主义倾向。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于破坏个性的“无冕帝王”——资本的抗议，并充满了革命的预感。他的诗歌作品中诗句的特殊排列，从所谓“梯形”一直到冲锋式的“爆炸”节奏，都表现了这种革命的预感。对于他的诗，瞿秋白感到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些费解。他说：“我读他不懂。只有其中一篇〈归天返地〉①，视人生观似乎和佛法的‘回向’②相仿佛。”③
瞿秋白敏锐地觉察到，未来主义在革命后俄国的盛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这虽是黎明来临的先兆，但黎明毕竟迟早就要来临的。他怀着极大的兴奋，期待着“万重山谷外‘新曲’之先声”④，倾听着暂时“还依稀微忽”的“清明爽健的劳作之歌”⑤。他连续到几个剧院去看戏剧演出。在家乐剧院，他看了未来派的戏剧，感到“一切旧规律都已去尽，亦是不可了解”⑥。在国家第二剧院，他看了卢那察尔斯基编剧的《国民》，这是一个历史剧，描写古代罗马贫民的革命，所用布景虽是未来主义的，但内容并不神秘，而且有些英雄主义的色彩。在莫斯科大剧院，瞿秋白欣赏了歌剧，觉得“花露润融，高吟沉抑”⑦。大剧院的美妙华丽的建筑艺术，得以完好的保存，也使他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实不正说明：俄罗斯文化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群众之中，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珍视它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孕育了俄罗斯历史上的英雄，也将孕育着新的一代更伟大的英雄人民；俄罗斯文化，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必将更加发扬光大。
①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人》中有“诞生”、“受难”、“升天”、“归来”等标题。 ②回向，佛学术语，指以自身的功德，回绝一切众生，愿同往生安乐国，或使自身及众生皆成佛果，回向于佛道。 ③④⑤⑥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18、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于2月上旬病故于莫斯科。苏俄党和政府为克鲁泡特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瞿秋白参加了送殡仪式。当天送殡的除各种无政府主义团体外，还有学生会、工人和海员联合会、艺术学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国际和红军的代表都参加了送殡行列。过了几天，瞿秋白经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纪务立的介绍，同克鲁泡特金的夫人，一位贵族出身的老人见面。她已经老态龙钟，但听说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访，凭吊克鲁泡特金，非常感动。无政府主义在俄国的深厚影响，引起了瞿秋白的深思，从而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俄国性，东方文化性，在俄国社会思想朴实的农民之中比较的发展，俄国式的智识阶级尤其喜欢空谈的无政府主义。”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为了了解苏俄的教育事业和东方文化问题，瞿秋白前往克里姆林宫，访问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进入克里姆林宫，看到巍然高耸的宫墙，古老壮丽的建筑，瞿秋白倍感神爽。宫中地方很大，走了一程，经人指点，才找到卢那察尔斯基办公的绿色房屋。房中扶梯积了一层灰尘，电灯残破不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疏疏落落地排着几张华美的锦绣座椅，都是宫中原物。办公室中，只有卢那察尔斯基一人。他看到瞿秋白一行，热情地招手请进。瞿秋白向他提出问题请教：苏俄最近教育上的设施和对于东方文化问题的意见。卢那察尔斯基是苏俄的政治家、文艺评论家，谈吐文雅，简截了当。他对记者说：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由于战乱频仍，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都有可喜的进展，因此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感兴趣，大家都想来研究。政府曾派出留学生到欧美深造，并在德国印制俄文书籍及印刷品，以解决国内纸荒和印机缺乏所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难。关于共产党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第一，俄国地跨亚欧，和东方文化素有接触；第二，革命以前俄国境内各民族也处于被压迫地位，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同情。况且苏俄与欧美不同，不妄自尊大，蔑视东方。我们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平等看待，对于它的文化尤其有兴趣。为了促进东西方民族的互相了解，吸取东方文化，苏俄已经设立了东方学院。卢那察尔斯基热烈地赞扬了东方文化的古，美，伟大，崇高，并说东方的诗文哲学，兴味浓郁；不过东方文化中的宗教性，已成过去的东西，应当自然消灭。他兴致很好，侃侃而谈。只是因为还要去参加会议，不得不结束了这次有意义的谈话。
过了两个星期，教育人民委员会派车，送瞿秋白一行到莫斯科的几处幼儿院、劳动学校去参观。这几处设施，规模虽然不大，但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其中一所专为体弱儿童设立的学校，在距莫斯科约二三十里的森林中间，空气清新，房舍清洁，设备非常完美。当中国客人到来时，活泼的小学生们，唱歌跳舞，热烈欢迎，拥着客人们问话。有一位学生，居然学会用汉字写了“中国瞿秋白”五个字，这使身在异邦的瞿秋白十分感动。
这时，瞿秋白的心境愉悦。他被苏俄的种种新兴的事物所振奋，所激荡。他看到了新旧两种文化的并行和斗争，但他坚信，新的文化必然取代旧的文化，而旧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精英，也一定会保留下来，继续为其自身的发展，和对人类文明事业作出贡献。闲下来，瞿秋白有兴致的时候，仍然写诗作画。在会见克鲁泡特金的亲戚林德女士时，应林德之请，为她题了一首题画诗《秋意》。诗中写道：“虽有些纤云薄翳，原不碍，原不碍，他那果毅沉潜的活力，待些须，依旧是光华万丈。”诗中写出了西风萧瑟，万木森疏中，秋月当空，光华四射的优美画面和沉潜意境。“一任他秋意萧萧，秋云暗暗，我只笑，笑君空扰攘。”诗人充满了自信，自豪；那一轮不受纷扰，自放灵光的秋月，正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情怀。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刘白文纳女士给瞿秋白等送来许多书刊，其中有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主人以白面包招待客人，她吃了一个面包，又拿了一个，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两三年没有吃着这样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回去给我母亲，她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主人赶紧答应，并且又送她两个面包。女士谈到了家庭和社会问题。俞颂华问她：“共产主义的家庭怎样？”她笑着说：“柯仑泰女士著书说家庭生活社会化，我们还想不到这一层。”她临走时，听说李宗武能唱京剧，便同他们约定日子一起到无产阶级文化部去参加音乐会。
无产阶级文化部，简称“无产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员会设立的文艺团体。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界的新作家都可以加入，凡有新的作品可以拿来讨论。经常举办音乐会或诗歌文艺晚会，有时自编戏剧为工人演出。瞿秋白、李宗武出席音乐会，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李宗武唱了一段京剧《马前泼水》，戏文和唱腔都是著名京剧演员汪笑依创作和设计的。音乐会上，俄国朋友还放了几张粤剧唱片，并请客人欣赏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歌剧《蝴蝶夫人》的音乐。音乐会会长对中国客人说：“旧文化的音乐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还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质生活不这样困苦，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强几倍呢”！
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是俄国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经纪务立介绍，与她相识。苏菲亚盛情邀请瞿秋白一行瞻仰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陈列馆，并到她家中叙谈。苏菲亚的母亲很亲切地接待他们，并赠送了书籍。苏菲亚母亲告诉中国客人：各种社会公共设施，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苏俄政府的任何妨碍，有时还能够得到资助。这是苏俄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又一个生动的证明。
在这前后，瞿秋白为答谢苏菲亚的友好接待，为她写了一首五言旧诗《皓月——题画赠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这是一幅充满了哲理的月落沧海的画卷，起伏波动的万里海涛，使沉落之际的皓月玉碎银分，波光放射，构成了一幅变幻无穷，苍茫阔大的景象，使人自然联想到人生哲理的无限丰富。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1921年春，俄国仍然是不平静的。苏维埃国家内部的状况非常困难。国民经济只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水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按人口平均计算，生铁的产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织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最必需的工业品极度缺乏。工业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饿，许多人为了逃避饥荒跑到农村去。而农村经济也非常困难，1920年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农业产值的一半多，粮食和其它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发生了政治性的严重危机。农民不满意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根据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这种制度不能刺激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工业品。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被国内的敌对势力利用，煽动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坦博夫省、顿河、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3月初，正当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人对苏维埃的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把这次事变称之为“革命的反动”。叛变被红军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员，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国内政治危机，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开始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大会建议政府立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应该大大低于粮收集制的征收额。免征贫苦农民的某些实物税，在特殊情况下免征各种形式的实物税，优待勤劳的业主，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内允许买卖剩余产品。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
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并以满腔热情忠实地报道了大会情况。3、4月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字，从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指出苏俄已经“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文中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上开一新纪元”。瞿秋白赞赏苏俄共产党人和苏俄的政治制度，他说：“共产党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他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他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了”。写到这里，瞿秋白不由想到了东方的故国和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丛书中的一个目录，而是在苏俄开始“人间化”了。
共产主义唯其不是天上的乐园，而是人间的社会，它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免发生各种困难和某些弊病，而克服这些困难和弊病，需要勇气、决心，也需要流血牺牲。瞿秋白在旅俄通信中，如实报道了所见所闻。1921年东俄旱灾，灾区非常大，瞿秋白转述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的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①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当时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据此百般渲染，把苏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人间地狱。瞿秋白与之相反，他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也说明苏俄政府救灾的对策：“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②。瞿秋白谴责了借俄国灾荒施展阴谋反对苏俄的欧洲资本家的行径。他说：“几百万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里算得什么！”指出，苏俄国内资产阶级是“欧洲政客的同类”，他们企图组织“无党的赈灾会”，其中有些贵族老爷“想借此出境，却不肯到困苦的灾区去”，③因而被苏俄政府解散，并逮捕了其中的阴谋分子。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同上书，第171、172页。
瞿秋白是一个真挚热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带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考察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追求与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条迷信不同。他向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决不先入为主地观察和描绘苏俄社会，把那里写成是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简单肯定的结论。他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是他所说的“世间的唯物主义”。
俄国社会各种问题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瞿秋白在采访中得知，一个小学的女教师因为学校停课，配给的口粮不够吃，便去兼任临时教席，以求多得一点口粮。农工检察委员会派员整顿考核时发现了女教师的“违法”行为，这位女教师不得不受审判。可是，参与审判的审判官们每人竟至少超额领取了七份口粮，因为他们是官。另一件事，是一位营官作弊贪污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起初假装不知。营官以地毯贿赂营长夫人，并骗过了委员长。不料委员长夫人得知此事，便揭发出来，营官被判处死刑。这种阴暗面，存在于革命后的俄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宗教迷信，也是苏俄社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1921年4月23日，友人郭质生邀瞿秋白去参观希腊教的复活节礼拜仪式。这一天，居民几乎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举行盛大的礼拜活动。他们来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庙时，已有众多的教徒，每人手持“瘦柳”，等待神甫驾临。救主庙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的神甫，革命前受国库供养，统辖全国教务，成为“国中之国”。革命后，教制仍旧存在，不过与国家政府脱离关系，只受教徒供养。大礼拜式，进行了二小时多才散去。它给瞿秋白的感触很深，他对郭质生说：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
复活节的夜祭恰巧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一天晚间。入夜，莫斯科人几乎倾城出动，城中一千五百多个教堂的钟声响彻夜空，基督教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人。瞿秋白挤在庙中，观看夜祭的仪式，好不容易挤出来，回到寓所已是5月1日的清晨四点多钟了。红场上虽有无产阶级文化部演出歌舞，并有加里宁演说等，但不如复活节活动的盛大隆重。
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宗教问题，苏俄社会中这种种的阴暗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没有迷惑，而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和分析它们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农民的反抗，民众的迷信，是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贪污作弊，则是植根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由此，他论到“俄罗斯东方式的国民性”，指出：原来俄罗斯民族本较西欧各民族包含些东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戏院里吸烟室里烟灰火柴满地，约人常常失信，这还都是小节。下级官吏的作弊受贿，尤其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显著的一点。“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汹猛尚且只扫刷得一些”①。可喜的是，现在无产阶级新文学已出现新的果戈里式的作家为官僚主义画像，而共产党的报纸也积极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这就证明，这些阴暗现象，都不是苏维埃新社会自身的痼疾，它们将不断受到新兴力量的冲击，逐步地被消除。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必将带来新的建设，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确地向人们说明：“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它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等一系列法令。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便见功效。瞿秋白在采访考察中，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实际生活带来的变化。在5月复活节时，居民已可从市场上买到鲜肉等食品，举行节日的家筵。“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飡便饭唯一的食品，中国茶是请客的佳味。现在丰富得多了”。“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①随着政府开放商业命令的发布，莫斯科街头广场，出现了革命以来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到处是一排排的小商摊，“人山人海，农家妇女，老人，工人，学生……种种色色人，簇拥在一处。这里一批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布匹。一堆一堆旧书旧报，铁罐洋锅，碗盏茶杯……唔！多得很呢”！②有的学生拿着一裤一鞋；贵妇人手持金表、宝盒；贵族少年展示贵重挂毯，都在做生意。不久，新的商店、面包房、咖啡馆都以华丽的门面开张了，其中有些店铺是贵族集资开设的。面对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巨变，瞿秋白试图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他说：“再想不着：严冬积雪深厚，——我们初来时，劳动券制之下，——这些丰富杂乱的‘货物’，都埋在雪坑里冰池底么？经济市场的流通原来这样。”“其实新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在相当范围内可以发展。”一个犹太商人开的面包房，每天可以获利几千万苏维埃卢布，“资本的发展——按经济学上的原则——真是‘速于置邮而传命’”。③对于苏俄政府的新政策，瞿秋白真是佩服了！他欣然写了一系列的通信，如《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俄都纪闻》、《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等，高度评价了新经济政策对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功绩。指出：“劳农政府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内经济生活都因自由商务的开放而渐渐发展”，“此期是劳农政府最发展的时期”，俄国“复活”了！因而他由衷地称赞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第二篇”，是“社会革命史之第二篇”④。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45—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4、1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劳农政府内政外交的新局面》。北京《晨报》，1922年5月25日。
瞿秋白对于苏俄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的萌芽，如“农业协作社”也予以充分注意，用了许多统计数字和调查情况来说明农业协作社的优越性和发展前途。他还饶有兴味地研究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先后采访了当时在莫斯科的德国经济调查员兼外交代表史德勒博士、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亚尔史学葛，并由史德勒介绍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资本家房德列浦及《旅俄六周记》作者郎塞，同他们进行广泛的交谈。德国的史德勒博士对他说：德俄两国的经济恢复必须互相辅助，他来俄就是为两国正式缔结外交关系作准备。瞿秋白问他来俄的感想，史德勒回答说：资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资本却不可以毁的，——无产阶级胜利后，那资本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库藏，俄国革命中或者有这一类失误之点。美国的房德列浦则表示，他此行是为两国间关于开发堪察加订立租约的事，如果成功，美国可以供给各种原料，及主要的工业品机器等，俄国方面的木材、皮货、矿产等自然资源可以得到开发。为了深入了解俄国对外关系，瞿秋白等专门访问了苏俄政府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
列若乏说：俄国与国外通商，是政府的专利。现在与外国关系已经很好，英国已正式签约，德国、意大利、捷克都已经或即将缔结通商关系协定。外国商人在俄国的利益，受到政府担保。现在政府正在努力协理各种租借地，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战时俄国工业毁坏太甚，技师死者很多，所以非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来发展工业不可。列若乏强调指出：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民粹派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你们想必很明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且必须和暂时没有打倒的外国资本家相利用，——发展工业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看罢，是资本家胜呢，还是我们？列若乏的这番话，是很精辟的，瞿秋白显然欣赏并且同意他的论断：采访归来立即写进他的《赤都心史》一书。也许，从这番话得到启示，瞿秋白更感到有必要学习和研究俄国革命史和革命理论，于是他着手写作《俄罗斯革命论》即《新俄革命史》。这部书稿后来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但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禁止，未能出版。瞿秋白准备赎回，又遭书馆老板拒绝。1932年1月28日，书稿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毁于战火中。
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必须获得和平的环境。苏俄政府在革命胜利四年之后，按照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力求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实行广泛的经济合作。1922年4—5月间，苏俄代表团出席了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包括俄、德等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财政会议。苏俄政府虽然没有同协约国列强达成协议，却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来维护和平和苏维埃俄国的安全，与德国在拉巴洛（热那亚郊区）签订了苏德条约。同时苏俄政府大力争取同被压迫的和附属国的人民接近，1921年苏俄政府同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签订了条约，对这些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给予了援助。瞿秋白高度评价了苏维埃俄国外交政策的成就。在通信《莫思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一文中，他尖锐地嘲笑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一块烂骨头，抢来抢去，自己咬着自己的尾把（巴）了！”他说：“四年以来，协约国对俄，始以军力，不成；继之以阴谋及经济封锁，不成；现在居然公请到会，国际地位上，俄国实际上已得‘事实上的政府’之承认。”①瞿秋白还高度赞扬了苏俄政府支援被压迫和附属国人民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主义精神。
①《莫思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北京《晨报》，1922年5月26日。
在苏俄两年，瞿秋白的考察采访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接触的人物很多，上至领袖、教授，下至老妪、幼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写出了五六十篇（其中遗失十多篇）旅俄通信，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四十篇，约十六万字。他出色地完成了《晨报》所赋予的使命，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
沙俄旧都彼得堡是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起义中心地。瞿秋白到俄后，就想前往参观，但一直到1921年5月初，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经过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安排，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三人免费到彼得堡作了三天访问。作为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都城，彼得格勒在战前有小巴黎之称，其繁华可想而知。但是当瞿秋白一行到达后，却觉得它颇为荒凉，一是几座名园和几条街道毁于战乱，尚未修复；二是城中马路宽阔而行人寥寥。给他们印象最好的，仍旧是画院、美术馆和剧场。他们在彼得格勒富丽堂皇的剧场中，欣赏了驰誉世界的芭蕾舞，“置身其中，却又觉得有些繁华了。”①他们来到芬兰湾头，这是旧俄的北方出海口，彼得大帝的巍巍铜像仍然耸立，他面目威严，把一只手向海口方向指去，仿佛告诉俄国人那是俄国的出路。然而，曾几何时，沧桑巨变，在阿芙乐尔巡洋舰攻打沙皇宫阙的炮火硝烟中，那个老朽的帝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代之而起的是在战火中兴起的苏维埃俄国。此时，苏俄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
①俞颂华：《十二年前旅游苏俄的回想》。1933年5月版《申报月刊丛书·苏联研究》。
在十月革命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各国都出现革命的高潮，共产党的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例如，1919年春，匈牙利和巴伐利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到1919年初，在阿根廷、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德国等成立了共产党，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党人的组织，这样，就有可能实现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出的任务——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这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十月革命爆发，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①。
1921年6月，莫斯科的初夏时节，莫斯科河畔已经绿草如茵，灌木青青，一派生机勃勃。这时有四个国际性的大会即将在这里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感到了革命的力量，他把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盛大集会，形象地称之为“莫斯科的赤潮”，并使自己投身于这赤潮的澎湃波涛之中，进行紧张的采访活动。
6月1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差不多都到齐了。苏俄政府在红场举行阅兵典礼，欢迎各代表团。“广大的旷场，几千赤军，步马炮队，工人军事组织，共产党军事训练部，男工，女工，儿童，少年都列队操演。……各国代表都致祝词。”②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大会。他报道大会的盛况说：“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祗诺维叶夫致开会词：‘我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开会……’下面鼓掌声如巨雷，奏《国际歌》”①。各国代表致词后，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唱歌助兴，最后全场五千多人都卷入《劳工歌》的声浪中了。瞿秋白的思想的浪潮，也随着莫斯科的赤潮激荡着，他把激动的感情融进了新闻报道中。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弟1卷，第1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开幕式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进行。瞿秋白再次来到这艺术之宫。今天，这古旧朴素的宫殿，似乎在赤潮中更增添了异样的光彩。他写道：“现今则安德莱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莱摩宫真做得人类文化三阶段的驳杂光怪的象征。”①
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安德莱厅瞿秋白荣幸地看到了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一束文字，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且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民描绘了列宁的形象。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②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③
会间休息时，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看到这位举世景仰的革命伟人，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可惜列宁实在太忙，他亲切地指给瞿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简略地谈了几句话，便道歉分别了。虽然只是简短而匆匆的会面，却使瞿秋白心里异常激动，他说：“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④会间，瞿秋白也见到了托洛茨基，并谈了话。
①②同上书，第161、162页。 ③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21年9月，瞿秋白除担任新闻记者外，开始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任教。东方大学成立于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生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从远东各国来的，其中有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学生。中国学生单独编为中国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肖劲光等都在这里学习。瞿秋白在班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俄文课的教学很困难，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学生初学俄文，比较吃力；一方面教师的中文水平太低，俄国教师中除郭质生外，都不懂中文。没有教材，而工具书只有哈尔滨出版的很不象样子的《俄华辞典》。瞿秋白为了让这些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俄来寻求真理的青年同志学好俄文，总是设法讲好俄文课。课前，他收集适用的教学材料，认真备课，上课时注意讲授方法，循循善诱，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经常到学生中去，询问学习情况，对大家十分关怀。据曹靖华回忆：“秋白教给我们俄语应当从那里学起，要注意什么问题……真是诲人不倦。秋白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知识很渊博，酷爱读书，也喜欢聊天。几乎每个星期日，我和韦素园都去找他聊天。真是书呆子碰到了书呆子，好象《天方夜谭》的人物似的，聊一千零一夜也聊不完。那聊天也是真正的学习，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学习。中国有句俗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秋白同志的一夕谈，胜读百年书啊！”①
①曹靖华：《深沉的感念》。《光明日报》1985年6月16日。
俄国女友苏菲亚·托尔斯泰曾经数次邀约瞿秋白等，到清田村（即雅斯纳亚波梁纳）一游。但是因为忙，一直未能成行。清田村离莫斯科四百余里，列夫·托尔斯泰的邸宅就在这里。十月革命后邸宅保存完好，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管理，改为托尔斯泰邸宅陈列馆。10月间，恰好逢上莫斯科教育厅第一试验模范女校有一班学生读托尔斯泰文学事迹后，要到清田村游览实习，于是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已于5月间赴柏林）便趁便同行。
10月13日晚从莫斯科苦尔斯克车站登上火车，14日抵图拉，停车至晚又行，夜里抵达清田站住宿。15日由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走去。这是一个秋云微薄，桦林萧瑟的天气，沿着村路两旁矗立的树林，红叶斑斓，小桥溪流，水云映漾，人们轻步在衰草上，如同走在绒毯上，心神散畅，乡趣油然而生。托尔斯泰邸宅是一座中世纪式堡垒，原是托尔斯泰母亲家复尔康斯基公爵的遗产。托尔斯泰的幼女、也是陈列馆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出迎参观者，并讲解室内陈列内容。使瞿秋白感到惊讶的是，托尔斯泰书房中竟有芝加哥出版的汉英对照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午飡时，瞿秋白与托尔斯泰的妻妹以及幼女亚历山大、媳安德莱夫人等同桌，他们频频问及中国的政治情况、老子学说等。饭后，安德莱夫人友好地邀请瞿秋白等游览花园，他们在法国式的小径上漫步，谈话。瞿秋白问安德莱夫人乡居如何？她说：“乡居也不过因为有事罢了，此间人愚蠢，无可谈心，未免焦闷。‘你看，那些人，老军官现在已反成希腊教徒，我们两位亲戚女太太们，成天的骂革命政府，俄国平民对着她们都有罪似的，——难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主义？……’所以他说很乏味，在乡间住着，说还是偶然到农民家去走走，倒可散心。”①他们信步走到一位农民家中，女主人原是托尔斯泰的农奴，还有一位客人是安德莱夫人以前的陪嫁丫环。女主人很热情，招待他们吃茶。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从农民家中出来，他们去参观托尔斯泰主义者创办的公社。公社主人欢迎中国客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公社的情形。他说，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非战，他们屡次抗拒征调，往往被捕，但出狱后大家组织起来，仍然不去当兵，后来得到教育人民委员会允许在这里组织了公社。田地用托尔斯泰遗产分给农民后所余。有麦田四十七俄亩（一俄亩抵中国十八亩）、菜园二俄亩，另有三十五俄亩果园，其中一半与同村农民共有。马六匹，牛七匹，羊十头。社员十八九人，都能下田劳动，女社员还缝工织网，农忙时可以雇人。生产品完全公有，各取所需；每年只向国家交纳五十普特的粮食税，其他一切自由，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预计，一年的生产足以自给，不过，今年是第一年，还没有到收获季节。
归途，瞿秋白又到农民中访问。一位农民对他说，由于实行粮食税，负担轻些，但生活还不宽裕。谈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公社，他说：他们都是大学生，虽说什么集体合作生产，究竟不大会种田。那四五十亩田，据我看来，还不如分给我们小农好些。农民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清田村一游，瞿秋白感到畅心满意。他看到了旧俄贵族遗风还喘息于乡野，依稀度着残梦。知识分子的唯心派，新村运动，还在作最后的表演，虽然他们不具有生命力。农民的生活，仍然不富裕；他们和富有的知识分子之间，在情感上也是两样的。由此他加深了对于俄国社会的认识。
回到莫斯科后，农民问题一直在瞿秋白的头脑中萦回。新村运动，虽然在苏俄还与苏维埃农场、协作社一起存在着，但它终究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时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农业会议近来屡次宣言土地国有的原则，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产品权仍保存，——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①瞿秋白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土地国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现在第二期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加强“无产的工人与小资产的农民间之协进”②，即巩固工农之间的联盟。对于俄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发展和前景，瞿秋白这样写道：“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的发展，必定令农民为阶级的分化；国家工业的发达，必定一面吸收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一面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相对的双方发展；在某一时期之后，引到非常剧烈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然后治者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及西欧美洲的奋起，方渐创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固然，俄罗斯革命的意义，不是这几字可尽，然而很可以明白：俄国不能成隔离的新村制，而是现实经济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③这一段文字，从俄国的工农联盟，联系到世界范围的革命联合，说明作者的目光是远大的，他的论点中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色彩。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怀着极大的求知欲望，来到俄罗斯大地，他把革命后的俄国比之为琳琅满目的宝山，他要集注全力取回宝物，去献给苦难的祖国。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顽强刻苦地学习着。生活条件本来已很艰苦，他还要节衣缩食，自己烧饭和料理生活，吃得很不好，甚至吃不饱，连定量供给的一点糖，他都节省下来去买书。因此，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就患病了。1921年3月11日他在记事中说：“莫斯科生活开始，我们求学考察还正兴致勃勃，然而因物质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①这次的病，大约七八天才痊可。到了7月，又突然病倒，整整卧床一个月。7月6日到8月5日之间，没有写作。8月初，经医生诊断，左肺有病，并劝他“回国为是”②。
①同上书，第128页。 ②同上书。第164页。
8月4日吐血，整个8月份，他扶病只写了三篇短文。他显然有些焦躁不安，全心仍想着工作：“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①他诅咒自己不能适应俄国的气候，勾起思乡的情绪：“万里……万里……温情的抚慰，离故乡如此之远，那能享受。……漫天白色，延长五月之久，雪影凄迷，气压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风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争艳的心灵之怡养”②。他在梦中，都梦到了南国故园中灿黄的菜花，清澄的池水，翠柳，碧桃，……。可是，当他想到祖国要成为完全的殖民地，外国资本家‘老爷’来了时，他的心紧缩了，病也更深了。9月开始，身体略好，他的采访、考察、写作，重新又恢复起来。9月16日，中国阴历8月15日，瞿秋白在莫斯科迎来了身在异邦的第一个中秋节。偶然和俄国朋友们谈起中秋的意义，他们感到很有趣味，说这团圆的象征大有诗意，怂恿瞿秋白借用他们的房间聚会一次。女主人专门做了点心招待中国客人。瞿秋白当日写了一首题为《“东方月”》的诗，寄托自己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上情，并把这种感情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万古‘中秋’，未入欧人诗思词说。原万族共‘婵娟’，但愿‘婵娟’年千亿。……欧亚华俄——情天如一。”他多么希望象征着团圆、幸福、美好，安详的明月，千秋万代地照耀在环球各族人民的心田。
这是何等高洁的情怀，美好的信念。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4—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165页。
在中秋聚会上，嘉德琳女士问到瞿秋白的健康状况，知道他夜夜虚汗，咳嗽吐血，极力劝他回国。夜深散宴归寓，瞿秋白到郭质生住处，谈及病体支离，要做的事，应当做的事，都不能做，不如回国，或有可为。过了几天，瞿秋白写信给在柏林的俞颂华，告诉俞他将回国，但是他对于“来做开天辟地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事业”①，又非常眷念，依依不舍。10月间，病情渐轻，他又能赴俄国朋友德尔纳斯嘉女士的家庭音乐晚会和中国工人朋友林扬清的家庭宴会，心境也似乎变得好些。由于西伯利亚交通仍然困难，需要带的书籍太多，瞿秋白打消了马上回国的念头。他的心思又全部转向了工作：“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182页。
转眼到了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来到莫斯科迪纳莫工厂即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集会的人们，都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到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象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了：‘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列宁末后几句话，埋在热烈的掌声中。”①这一束充满激情的优美的散文，把劳动群众同自己的领袖之间的信任和崇敬，如实写出，十分感人；作者显然把自己的情感，与劳动人民以及革命导师的情感连系在一起了。
①同上书，第203—204页。
瞿秋白来俄不到一年，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的考察，已经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且用来指导考察、写作以及剖析和改造自己的思想。
瞿秋白的自我改造，主要是否定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由此进而否定旧阶级、旧家庭。这时，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浪漫派”即唯心主义倾向，“时时想超越范围”即脱离客观现实，在书斋里冥求人生意义的倾向。若要克服这种倾向，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①。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诸如忏悔，悲叹，伤感，以为不是寻常人等等，而这些弱点是劳动人民所没有的。他钦佩“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持下来”的战斗精神，赞扬他们坚毅顽强的性格和乐观开朗的襟怀，把自己与他们相比，“暗暗的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②“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③，他得出严肃的结论：“应当同于庸众”④，即自己应当同于普通的劳动群众。他有了新的无产阶级的觉悟，而去掉了小资产阶级的蒙昧。对于自己“士的阶级”的家，他预见到：“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总有那一天呵”！⑤
①②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19、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④同上书，第183页。 ⑤同上书，第211页。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青年为了摆脱僵死腐朽的封建专制囚笼的束缚，要求解放个性，尊重自我。随着时代的前进，个性解放问题，不能不同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更加密切的联系起来。瞿秋白主张个性解放，但他反对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他认识到“在此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或能为此过程尽力，同时实现自我的个性，即此增进人类的文化；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竟或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汩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①既不固步自封，也不为人附庸，而应与时俱进，在改造和创建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个性得到合理的发展。“如此，则我的职任很明了。‘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②这时，瞿秋白的感情，已经与劳动人民和革命者融汇在一起。一篇题为《心灵之感受》的短文，通篇引录一个苏维埃职员自述革命斗争的经历和感受。他的“‘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③的结语，显然也是瞿秋白的心声。
“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④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12—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④同上书，第213页。 ③同上书，第175页。
这个庄严而自豪的宣言，表明了宣言者不仅在理论观念上，而且在感情立场上，都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的世界观开始向共产主义方向转变。瞿秋白的这个宣言，给自己的思想作了一个小结，标志着他在人生旅程中旧我的终结，新我的开端。据瞿秋白自己在《记忆中的日期》中回忆，他于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属于俄共（布）党组织，到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由于物质生活降低，工作量急剧增加，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坏了。1921年12月15日，他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1922年1月21日，在共产国际发起和指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都派出了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相当广泛的社会成员组成，中共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贺衷寒、卜士奇、王象千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
瞿秋白是带着病参加会议的。在高山疗养院的一个多月中，他感到恬静，有时也感到精神的疲乏。“远东大会召集，用得着我这‘东方稚儿’，于是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长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晓霞”①。“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烛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此时此际，未见烈日，——也许墨云骤掩，光明倏转凄暗，不然也只遥看先兆，离光华尚远；然而可以确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②瞿秋白是以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视晓霞的。他用浓郁的诗情语言表达出深刻的哲理思辨。他以“黑云”，比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势力，以“晓霞”、“神明的太阳”，象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必然走向最后胜利。作者以瑰丽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抒发了一股昂扬奋进的战斗精神和必达目的的坚毅信念。这一篇短文《晓霞》，与瞿秋白在莫斯科两年中所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著作中的许多文章一样，以他严肃的、深刻的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思索，表现了他的目光的高瞻，视野的广阔，抒发了他的奋发、激昂、执着、追求的精神，表达了他的极其富于诗人气质的个性，尤其以其特有的描绘现实的方式，展示了新的文学天地。这种风格，在瞿秋白的散文中一直保持着，直到后期也是如此。当然，由于自幼的古典文学的薰陶，他的散文语言，带有比较明显的文言的痕迹，这是他散文的特点，也是他散文的缺点。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参加远东会议，实在使瞿秋白过度的兴奋。但是，他的病本来就不轻，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溃疡，只能支持二三年。他除了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担任会议的翻译工作，很是劳累。因此，当大会闭幕式移至彼得格勒举行时，他便病倒了。他从旧帝国国会的会议大厅勉强走回国际旅馆，血痰又出现。他高烧昏睡了四五天。2月7日，在模糊梦寐中，被送回莫斯科，又住进高山疗养院。在病榻上，他把吊灯拉下拴在床架上，躺在床上看书，俯在枕上写作。从2月9日到3月下旬，先后写成《彼得之城》、《俄雪》、《美人之声》、《阿弥陀佛》、《新村》、《海》、《尧子河》、《新的现实》、《生活》等文。约在4月中旬，出高山疗养院，又连续写通信《赤俄之第四年》、《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九二二年之亚欧与苏维埃俄罗斯》、《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世界劳工统一战线与莫斯科》、《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海牙会议与俄罗斯》、《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欧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劳农俄国之经济前途》等文，从莫斯科寄给北京《晨报》。《晨报》对瞿秋白的来稿，均冠以“莫斯科通信”字样，专栏发表。自1922年7月到11月共发表通信十七篇（其中有的文章续刊四、五次）。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瞿秋白做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也参加了大会。会议讨论了东方问题，通过《东方问题（提纲）》，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强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会议还制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即《一月决议》，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大会结束后，陈独秀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请瞿秋白回国工作。瞿秋白也考虑到在苏俄“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①于是决定回国。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弟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了两年的莫斯科，登程返国。
离别两年于兹的俄罗斯大地，瞿秋白感慨不已。“我离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颟顸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①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经过两年的磨炼，学习，思索，探求，青年的瞿秋白开始走向成熟了，在世界观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返回故园——
苦难深重的祖国，献上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智慧。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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