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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曲折的，在革命的征途中，徐向前又遇上了一条之字路。
1935年9月，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按照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过茫茫草地，返抵毛儿盖。随后，向松冈、党坝一带集结。
徐向前本来就话语不多，如今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回顾三个多月以来与中央红军由会合而分开的曲折历程，他感到前途坎坷，心情异常沉重。在穿过草地时，他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行进的队伍，也失去了往日生动活跃的气氛。谁都说不出南下会怎么样。大地被凄风寒雨笼罩着，田野一片迷茫。
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警告和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劝阻，顽固坚持其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要把红四方面军及五、九军团拖到川康边去。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他于9月中旬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说什么只有大举南进，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事实上，张国焘的“进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从政治上说，它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对立，完全脱离了全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只能使红军处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从军事上说，南下遇到的对手，并不是什么“川敌残部”，而是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从根据地的条件来说，所选择的川康边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地瘠民穷，人烟稀少，不利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条“进攻路线”的碰壁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徐向前意识到了南下道路的艰难。他沉默中痛苦地思考着。然而，对于同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指战员来说，“进攻”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英雄儿女，一听说南下是去打蒋介石，不少人又磨拳又擦掌。张国焘正是利用了广大指战员对反动派的阶级仇恨心理，以售其奸。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址在一所喇嘛寺里。
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寺内。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到了。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颜观色。张国焘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毛、周、张、博”。他诬蔑中央红军是“向北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分裂红军”，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第二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声言要“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有的人发言慷慨激昂，甚至攻击党中央，表态拥护“张主席”的决定。
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猛抽烟。
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张国焘“请”朱德和刘伯承发言。刘伯承讲了一番革命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话里有话，反对张国焘那一套。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他说：同志们哪，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徐向前对朱德总司令十分敬仰，从南昌起义开始，他就听说了朱德的大名。在东江、鄂豫皖和川北的年代，徐向前总是把朱德、毛泽东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对朱德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品德，尤为敬佩。他对朱德说的“
天下红军是一家“，”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完全同意。尽管会上有人示意要他发言，要他反对中央，他始终没有发言。
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谓“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和“下令通缉”他们。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朱德总司令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我说：党内有分歧，准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10月7日，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规定红军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依托。另以一部牵制并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之敌，以使主力得以各个击破敌人，夺取目的地。
10月8日，部队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急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利守难攻。沿途多深山狭谷，要隘急流，不便大部队展开。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由刘文辉部的两个旅防守；大金川以东之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由杨森部的4个旅另1个团驻守；达维以东的日隆关、巴郎山等地，由邓锡侯部1个团驻守。
红军按原计划发起战役后，首先由右纵队抢占绰斯甲附近的观音铁桥渡河，以便左右两军夹河而进，隔岸呼应。但是，右纵队抢渡受阻，延迟了出动时间。11日，率左纵队行动的徐向前临时决定由四军立即出动。
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三十军及二十七师跟进。左纵队抢渡成功后，即沿河急进，攻克绥靖、丹巴、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巴郎山等地。
至20日，战役结束，共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歼敌3000余人。这一战役的最大缺点是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击敌。当右纵队渡河受阻后，按兵不动10多天，任务全由左纵队承担。这样，等于只有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其余一半则陷于无用武之地。左纵队兵力不足，无力乘胜围歼逃敌，结果只打了一个击溃战。
10月20日，红军总部又发布了《天芦名雅邓大战役计划》，决定：以①朱德与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组同志的谈话。
主力乘胜速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
对康定、汉源、荣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徐向前日夜精心筹划，决心要打好这一仗。这时，敌人的防御部署是：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及沪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主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之模范师9个团集中守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18个团向西增援。
红军共分三路纵队进击：右纵队以四军、三十二军组成，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荣经活动；中纵队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九军二十五师组成，先进占宝兴、芦山，而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左纵队为九军二十七师，除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团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徐向前和陈昌浩随中纵队行动。
10月24日红军发起攻势。仅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芦山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造成了进可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天、芦、名、雅、邛、大一带，崇山峻岭，森林丛错，悬崖峭壁，道路崎岖。红军队凉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充分表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旺盛攻击能力和顽强、果敢、迅猛的战斗作风。
战局打开后，西取康定、沪定，还是东进川西平原？是摆在部队面前的突出问题。张国焘提议，重点夺取康、沪，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天全、芦山一带粮食和人口较多，便于补充和发展，主张在此与敌决战，得手后趁势推向川西平原。他们于11月7日发电给张国焘，提出：如马上进西康，补给困难，减员更大，力量分散，天气极冷。目前仍在此寻机打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四军夹击天全。
此地决战得手，则东出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这时，刘湘为确保川西平原，屏障成都，已调集主力前来防堵，在名山、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一线梯次配置，兵力共达80余团。徐向前决定以1个师围困名山，以一部钳制荣、汉方向之敌；以主力对名山东北方向之敌，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力求将敌分割全歼。
战役发起后，进展相当顺利。这一带地形多是平川和水网地带，敌人靠大量明碉暗堡防守。红军发扬了近战、夜战的特长，打得敌人抱头鼠窜。14日，占王家口、朱家场、太和场等地。16日，扫敌200多碉堡后攻占百丈关重镇；接着将援敌6个旅击溃，沿百丈通邛崃的汽车路猛打猛追，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此时前方仍有优势敌人防堵，徐向前遂令先头部队停止追击，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反击。在追击中，由于红军紧紧咬住溃退的敌人不放，敌机分不清哪是白军，哪是红军，无法投弹、扫射，只能在上空盘旋一阵飞走了事。
11月19日拂晓，敌10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突出于百丈地区的10余里长弧形红军阵地猛烈进攻。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在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下，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成了一片火海。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与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里的泥浆。敌人的后续部队越增越多，象蝗虫似的，一群接一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七昼夜，红军毙伤敌1.5万余人。徐向前和陈昌浩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百丈战斗红军伤亡近万人，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则部署于西南之康定、沪定地区。他们采取稳扎稳打办法，实行堡垒战术，在巩固既有阵地的基础上步步推进。
时值隆冬，雨雪连绵，寒苦异常。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靠挖野菜、土豆充饥。徐向前虽多次命令后方部队想办法打野牦牛，但漫山皆白，打牦牛的队伍不仅收获不大，许多人还得了雪盲症，无法继续行动。这里又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生产落后，物资缺乏，人日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寥寥，难以弥补红军的战斗减员。所有这些，使徐向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时在广大指战员中也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
南下期间，徐向前一直忙于在前线指挥打仗，有时回总部去汇报军事情况才得见到朱德总司令。这期间朱德一直不放弃同张国焘的原则斗争，总是劝张国焘，说他这个“中央”不是中央，要他服从中央的领导。朱德对红军部队的作战指挥不干预。因为红军要生存就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徐向前对朱总司令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态度，由衷敬佩。
一天，中央红军直接打电报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告知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徐向前拿上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
张国焘冷淡地回答：“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这使徐向前很反感。他觉得这人对中央红军打了胜仗都要封锁消息，不让下面知道，可见他心中是怕中央了。
不久，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打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接着，中共中央又把“十二月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电告红四方面军。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中共中央为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争取张国焘的转变，采取了积极的方针。1月24日，由张闻天致电朱德，电称：“党内统一一致，才是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三电均悉，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关于战略方针，电报中提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二、四方面军在现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
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川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考虑选择之。”
这时，天全、芦山地区薛岳部正集中6至7个师的兵力与川军配合，向四方面军进逼。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决定，执行北上方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伺机策应二、六军团北进。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按照《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分为三个纵队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发。徐向前率一纵队行动，经过两次过草地，又苦战几个月，他的身体相当虚弱，晚上一般不参加总部的会议，提前休息。但一路上他仍坚持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每当警卫员劝说他骑马，他总是说：“天冷，走路比骑马暖和。”
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主峰党岭顶天矗立，终年积雪。冰雪晶莹，空气稀薄。徐向前从当地群众中得知翻越折多山要两天路程，每天下午山上起风暴，要通过主峰党岭，必须赶在正午以前。他细心地计划了路程，命令部队头天下午整装出发，向半山腰前进。他和指战员们一样，拄着木棍，顶着风暴，一步一步地攀登。为了安全通过这座大山，前锋和后卫部队均配属电台，与总指挥和军部保持联络。入夜，风暴越来越大，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战士们一堆一堆挤在一起御寒取暖。拂晓，部队继续前进，山上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拖着冻得麻木的双腿，你挽我扶，气喘吁吁。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转眼冻成了冻筒；漫山皆白，在阳光反射下不少人刺得象“睁眼瞎”似的。一些体弱的战士，走着走着，一头栽下去就长眠不醒了。徐向前看到这些情景，心如刀绞。他一次又一次发出命令，要把病伤的同志保护好。正午前，徐向前和先头部队终于胜利通过党岭。他下令把一面红旗插在顶峰，让鲜艳夺目的红旗在风雪中飘扬，给后续部队指引奋力前进的目标。
3月15日，方面军机关总部抵道孚，继后进驻炉霍。接着，三十军占领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至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徐向前命令部队积极筹粮准备北上。这时，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已东渡黄河进行东征。红二、六军团正转战在滇西北地区，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和方面军总部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二、六军团。
4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派出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将李抱冰敌阻止于雅江以东，以确保二、六军团北进时翼侧的安全。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进行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工作。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就象一家弟兄，一、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道理了。”一番话把干部们都说笑了。
红四方面军自南下以来，减员很大，从原来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
为此，方面军重新进行了整编。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辖6个军19个师。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辖第十、十一、十二师和独立师；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和教导师；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辖第九十一、九十三师；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辖第十三、十五师；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九十六师。另有妇女独立团、骑兵师、四川抗日义勇军、金川省军区、红军大学等部。
5月间，东征的红一方面军回师陕甘苏区。这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愈来愈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和赞同。红一方面军同张学良的东北军达成了秘密的团结抗日协定。形势正急剧地发展着。
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来电与张国焘反复磋商，以及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于6月上旬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会合二方面军，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着全军指战员。7月初，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到了甘孜，会见了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徐向前因在炉霍准备组织队伍先行北上，未能参与会见。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一份政治工作报告里，叙述了两军会合的情形：“看见了四方面军的整齐严肃与其阶级友爱的热情，使我们感觉了无限的兴奋。”“甘孜已普遍的建立了番民的独立政权与群众武装，我们到绒赶岔时，即有番民的劳动妇女跳舞唱歌慰劳我们，并有番民群众高呼日号，使我们在精神上感觉非常愉快。”“党、军、政机关努力下，筹集了大批粮食供给我们，并有当地政府慰劳了一些牛羊。给养上比前得到了改善。……”
7月2日，徐向前率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向甘南进军。接着，四方面军的左右两个纵队和二方面军亦陆续开拔。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又一次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艰难行军。他们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由于事先准备较充分，这年草地里雨水稀少，故减员比头两次要少得多。行军途中，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不顾疲劳，分别同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傅钟等个别交谈，交换促进党和红军团结的意见。
在草地里，徐向前才见到任弼时，这是他俩第一次会见。徐向前对任弼时提出的通过召开六中全会（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倡议表示赞同，他并向任弼时讲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一些看法。大意是：（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队伍也不是一个人能带得动的。
（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但是谁说话他都不听，未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一、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任弼时对徐向前很敬重，他认为徐向前的看法是积极的，态度是真诚的。
他满怀信心表示：愿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
甘南守敌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得悉红军北上的消息，慌忙布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阻止二、四方面军出甘南。8月5日，朱德、张国焘发布《岷洮西战役计划》，要求四、二方面军以迅雷手段，速出甘南，先机夺取洮、岷、西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据此，徐向前和陈昌浩从包座率四方面军先行。8月9日攻占腊子口，10日占大草滩、哈达铺，逼近岷州；20日克洮州、旧城；26日克渭源；9月7日克通渭。
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为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个方面军大会师，指日可待。徐向前心中充满新的希望。
1936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共中央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发生，日本企图进攻绥蒙割断中苏联系等情况，对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有一个新的考虑。其要点是：红军必须利用这一时机，配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8月9日，中共中央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提出：“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三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8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二、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带，控制洮河两岸之一段，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行动，完成“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这时，陈昌浩正指挥九军、五军围攻岷州县城，困城坚难摧，连攻未下；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驻岷州以西之三十里铺，徐向前率前指住漳县。徐向前根据中央的部署和红军总部的指示，令四军一部克渭源，三十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不久，中央又发电征求西北局领导人的意见，大意是：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张国焘在电话中问徐向前：“把握如何？”徐向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接着，徐向前即令参谋人员收集河西的敌情、地形资料，准备适时挥军西渡黄河，独力进据甘西，接通新疆。
8月25日，中共中央将调整后的战略发展计划报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为：（一）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保卫苏区。（二）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三）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几块苏区的联系。“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各种条件不允许，“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暂时放弃占据河西的计划有下列损失：“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由此可见，西进计划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力主实现的最新战略方针和部署。9月上旬，西北局①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①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1936年7月21日批准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两北局，统一领导两支部队。
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中央复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己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央己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风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吃了定心丸。当即命令开赴长沙向两广施加军事压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
计划，并趁机分化东北军和撤换张学良。9月14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按：指苏联或共产国际）回电已许我们所请，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
同时，党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整个红军迫在眉捷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胡宗南部？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
陈昌浩主张四方面军应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地区，配合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敌胡宗南部。“将来四方面军主力应向陇东北地区发展，使二、四方面军形成重新夹击敌人。”
朱德、张国焘认为，中央前次来电主张西渡黄河，在西宁、宁夏、甘西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豫、鄂发展，“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方面）军渡河为宜，一个（方面）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应加紧准备。”同时，“用极善意态度向张学良部联络，……对毛（炳文）王（均）也加紧办外交缓和他们，使胡宗南陷于孤立。”
9月13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磋商后，共同向中共中央（并徐向前）提出如下作战方案：“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具体部署为：（一）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
（二）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扬言：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与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驱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电文后，反复思考，有不同看法。他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大敌当前，在西兰公路附近与敌决战不利。那里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派援兵，红军如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受敌人的左右夹击。第二，陕甘北地区人口稀少，仅40万人，9座县城，粮食困难，不便大部队集结。因此，他向朱德、张国焘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中共中央接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9月13日建议电后复电称：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唯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复电还指出，一方面军主力不宜离开陕甘宁边区南下作战，“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这样，在西兰通道与胡敌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要由四方面军为主承担。徐向前意识到，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
张国焘见中央要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心怀疑虑，迟迟不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于9月中旬末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立即按照9月13日的方案和中央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会合一方面军。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会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否决了张国焘的方案。接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朱德当即电告党中央：“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正当徐向前等紧张调动队伍准备北进之际，张国焘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就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请张国焘坐下来，有话慢慢他说。张国焘满腹怨气，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的争论，显得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等比较了两个军事行动方案，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四方面军的部队己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每个战士的子弹多则20来发，少则几发。如果开进西兰通道那种便于敌人运动的地区，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决战，显然无取胜把握；弄得不好，部队会被压到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的地带，利于敌人全力北向，对付一、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徐向前等人对着地图，反复磋商，当场确定了如下的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迸。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徐向前回忆说：“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①21日晚，张国焘把这个方案电告朱德总司令。
朱德原先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州，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一面着陈昌浩先赴漳县，一面电告党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当天，他和西北局其他委员也分别赴漳县会商。会商的结果，一致同意按新的方案行动，并将这一方案报告中央。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调查行进路线。各部队亦奉命迅速筹足8天干粮，待命行动。
9月26日，党中央复电，不同意这一行动方案。复电指出：四方面军有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98页。
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致于受重击，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背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连续致电党中央，陈述四方面军采取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27日，中央明令四方面军部队立即北上。徐向前在跳州以北向老乡调查的结果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他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这时才看到了中央的来电。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按中央的命令北上。29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的4万多人，奉党中央和方面军总部的命令，于9月30日开拔，分五路纵队向北急进。10月7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城下胜利会师了！捷报传来，徐向前笑逐颜开。他怀着异常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催马扬鞭，昼夜兼程，向会宁方向急驰。10月的陇东，秋高气爽，高原连绵，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蓝天下飘游着朵朵白云，山丘上偶而闪现出的黑白间杂的羊群，前锋部队在大路上扬起烟雾般的征尘。这一切，使徐向前忘记了征途的疲劳。
古城会宁，是陇东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东跨隆（德）、泾（源），西障临（夏）、定（西），北控海（原）、靖（远），南蔽秦（安）、陇（西），素有“陇秦锁钥”之称。古名会州，系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屡遭兵灾、震灾、旱灾，明代将其改称会宁，含有消灾除难，永保安宁的意思。全县不足3000人口，十年九旱，粮米匮乏，极端贫困。河沟里的水又苦又涩，吃了会浮肿、拉稀，老百姓全靠地窖储存雨水、雪水维持生存。家家都有一个地下水窖。水窖的大小和储水量的多寡，几乎是衡量贫富的标志。水就是生命。
人们逢年过节或走亲戚、串门子，送馍不送水。馍是礼物，水是一点也不兴送的。这已是传统风俗习惯。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党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攻占了会宁。陈赓师长率红一师进驻具城后，即把国民党军队、政府和地主老财的大小水窖查封，派人看护起来。同时，发动部队和群众，打扫院子、房屋、街道，张贴标语、宣传品，把这座古城，装扮得面貌一新，充满盛大节日的气氛。
10月9日，徐向前一行抵会宁，受到陈赓和红一师指战员的热情欢迎。
会师门外，人潮如涌，红旗招展。徐向前见到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陈赓格外高兴。陈赓5年以前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任师长，1932年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后，先送到上海治疗，而后又转向中央苏区。久别重逢的战友叙说不尽分别后的思念之情。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再次相会，也分外珍惜战友之情。许多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热烈地拥抱、握手，互相问候，亲切致意。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三个一伙，五个一堆，问寒问暖，叙长叙短，革命的情谊比海深。
朱德总司令一行来到会宁，使两军会师的炽热气氛达到了顶点。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是两军会师的目睹者，他这样记叙了当时的朱德：“瘦得象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象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50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他的司令部好象蜂窝一样，通讯员和各级指挥员川流不息地你进我出，电话铃声始终不停，电报也收发不断。”“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着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朱德完全被这种气氛感动了。”①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会宁县城的一所大院里。一批批的慰问信、慰劳品和书籍、文件、不断地送到这里，表达了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亲切关怀。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代表四方面军指战员致电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表示祝贺与感谢。中共中央在复电中高度评价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拄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10日，红军一、四方面军各派出一部分队伍，在西津门（现称会师门）
内的文庙广场上举行联欢会。“三个方面军西北大会合，让我们手拉手，向敌人冲锋！……”嘹亮的歌声，在会宁上空回荡。大会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庆祝会合、团结对敌，开得声情并茂，全场欢跃，感人至深。大敌当前，寇深祸亟，再也没有比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了。会师前，一、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都曾发出指示，层层进行动员，教育部队消除一切偏见和隔阂，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加强团结。徐向前曾反复向各军的领导干部交代：团结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一定要加强对部队的深入教育和严格要求，绝不容许任何破坏两军团结的现象发生，凡是不利团结的话不说；一切防碍团结的事不得做。
欢聚一堂的两军指战员的心，象大西北的骄阳一样的炽热。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曾使两军蒙受分裂的灾难、痛苦和挫折，人们痛定思痛，记忆犹新，现在重新聚会，并肩战斗，这是付出了何等重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啊！徐向前一向严肃、庄重、寡言，几天来嘴角上总是挂着难以掩饰的笑意。他兴致勃勃地出席总部的会议，制定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阅读党中央发来的文件、函电，研究敌情，整编队伍，夜以继日，忙个不停。这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异常关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们除了认真阅读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外，还请红一师的领导介绍与友军建立统战关系的经验。
徐向前认为，这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对于一直同蒋介石军队血战的红四方面军来说，还是陌生的、新鲜的，有些干部甚至是一时难以理解的。他强调，在共产党即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下，在红军即将与东北军、西北军保持经常接触的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需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保持清醒的头脑。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对敌宣传口号，鲜明突出了这样的内容：“欢迎国民党官兵和红军联合抗日”、“日本人杀到绥远来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来打抗日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革命军与抗日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对付地主豪绅，一般也不再采取扫地出门、群众斗争或砍脑壳的办法，而是派人把他们找来，晓以红军宗旨和抗日大义，警告他们不得进行危害红军和群众的抗日活动。限他们捐款、①转引自：《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捐粮、捐牛羊，交出“抗日费”后取保释放。只对于个别民愤极大、有现行破坏活动者坚决镇压。
这时，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提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朱德总司令曾以个人名义致书国民党将领王均、毛炳文等人，规劝他们顾全大局，与红军联合抗日。据内部情报，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曾私下对张学良流露怨言“剿匪是无期徒刑”；还说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徐向前根据中央指示，以黄埔同学的关系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宗南学兄军长勋鉴：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忆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
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寇焰也；若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己，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逼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予必要之还击。敝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麋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学弟徐向前手字十八日红军的纪律，是徐向前极为关注的。多年来的带兵经验告诉他：越是胜利，越需要强调纪律；越是困难，也越需要强调纪律。
由于两军胜利会师使全军沉浸在喜悦之中，而胜利容易使人陶醉，松懈麻痹，飘飘然。加上部队进入粮缺水少的新区，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蛮干不讲纪律的事也曾发生。徐向前要求从总指挥部的每个工作人员起，都要做执行纪律的模范，如有违犯军政纪律的现象发生，各级领导必须进行及时而严肃的处理。红四方面军对纪律作过十条规定，这时又重申和强调，要求各部队据此进行教育和检查。十条规定的内容是：（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
不乱拿穷人粮食；（3）对穷人态度要和蔼；（4）爱护枪不要弄坏；（5）节省子弹勿乱打；（6）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7）火线上要对白兵宣传；（8）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有一天，部队送来了一批缴获的好军马到总指挥部来，总部决定拨给骑兵师专用。可是，这批矫健、骠悍的军马，惹得陈昌浩和参谋长李特的两个小警卫员李培基和小霍眼红起来。他们经过一番“密谋”，偷偷用自己的坐骑去换了两匹好马回来。这事被反映到徐向前和陈昌浩那里，他们便立即把两个“红小鬼”找来盘问，气氛是严肃而紧张的。两个警卫员才十四、五岁，一见总指挥和政委亲自出面过问，胆都吓破了，只好一五一十地把偷换马匹的经过说出来。陈昌浩指着鼻子大发雷霆，差一点要打人，声言对他们要以军法从事。徐向前一言不发，来来回回地踱步，最后才说：“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人还没长大，胆子可不小呀，竞敢私自调换马匹。你们不知道这些马是给骑兵师打敌人用的吗？在总部首长跟前工作，连纪律都不懂，还得了吗？”他既严肃又亲切地告诉他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每个人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象一盘散沙，是不能打胜仗的。在总部工作的同志，尤其不能搞特殊，任意违犯军纪。“你们自己看，这事怎办吧！”两个警卫员答不出话来。吓得直打哆嗦，只是抽抽地哭泣。徐向前和陈昌浩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说：“我看你们两个小鬼还是到警卫营给我蹲几天禁闭，好好地想一想。也用不着派人押送了，你们自己去！”这两个小警卫员才如释重负，恭恭敬敬告别总指挥和政委，转身走到警卫营营部，向营长报告说：“我们犯了错误，总指挥叫我们来蹲禁闭！”
警卫营长一听，乐得哈哈大笑。
这件小事，对部队影响很大。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首长的警卫员偷马坐禁闭了。尽管当时都处在极端困境和残酷的战火环境中，而红军战士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许多年后，当地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回顾当时的情景，仍满怀深情地说：四方面军的部队真可怜，男男女女，穿得怪单薄的，饿得面黄肌瘦，我们看着都心疼。他们对咱穷人可真好，有说有笑，又唱又跳，不拿老乡们一点东西，也不发脾气，还给我们挑水、扫院子、分浮财。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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