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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立即交代工作，打点行装，准备走路。
他的妻子张茜才在9月28日生下第二个男孩，取名“丹淮”。他把妻儿3人托付供给部长宋裕和、卫生部长崔义田照顾，一些老战友如陈丕显等也赠钱赠物相助。11月25日早饭后陈毅便踏上旅途。
陈毅轻装简从，只带两个警卫员。军部派作战参谋和炊事员各1护送，规定送到四师即回。陈毅心情沉重，作《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赠别诗一首。（在他后来手书中还有第三、第六两段，该两段原文是：“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陈毅一行5人。先过洪泽湖到四师，副军长张云逸在那里迎送，谈了谈心。然后就到新行圩子九旅驻地。旅长韦国清十分热情，把住房让给军长，自己在隔壁房间里搭个床。
华中局交通局局长曾浪波前来与陈毅联系。陈毅一行将由他和他的妻子叶彬护送经各根据地去延安。曾浪波原叫曾昌明，是位老资格的红色交通员。这年春天，他就奉命主持开辟华中至延安的交通线。
为了安全起见，要求陈毅化装为资本家，韦国清随即叫人把没收汉奸的一副貂皮拿出，为军长赶制一件蓝色碎花缎面裘袍，称陈毅为“张老板”或“当家的”、“掌柜的”，一切料理妥善，便派了个骑兵排护送，在夜色中登程。
这一段行程先后由邳睢铜地委、分区负责人康志强、赵汇川，运河支队负责人纪华、邵剑秋和童邱龙等迎接和护送。到临城（现薛城）、沙沟之间津浦铁路东侧的茶棚村同铁道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是鲁南军区独立支队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一同前来迎接。因为时间已是夜里11点多钟了，下半夜还要赶过铁路，便请陈毅一行在草棚子里休息。
深夜3时，刘金山请陈毅一行上路，并且说绝对安全。这茶棚附近是一块小根据地，群众基础坚实。工作全布置好了，已经向伪军提出警告，铁路沿线放了两里路的警戒，碉堡上的伪军哨兵全换成了化了装的铁道游击队员。陈毅说好，立即扬鞭上路。
到铁路东侧，吊桥放了下来，陈毅一行便从吊桥上越过护路沟，再上铁路。陈毅下了骡背，蹲下看看铁轨。再走到一座炮楼前，用手码一码墙壁的厚度，感慨他说：“你们看，不就这么两块砖头吗？他欺负我们没有炮，等我们有了炮，他还能嚣张吗？”然后又从一座炮楼一步一步跨向另一座炮楼，然后说：“两座炮楼之间的距离是四五百米呀！”原来他是在步测距离，看样子是在考虑解决重要交通线的问题。估计敌人的装甲巡逻车快来了。这才下了铁路，从已经打开的闸门中向西出去。
在路西，迎接他的是鲁南军区独立支队的副政委杨广立和警卫人员。他们一同到了微山湖边的葫芦头，上了当地称为“小溜子”的小木船，便向芦柴丛中的一个鸭墩驶去，在鸭墩旁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是微湖大队为陈毅一行准备的“招待所”。
在谈到湖上的斗争生活时，陈毅听说他们在敌人的封锁下，供应困难，有时只能用茅草根和湖藕充饥，陈毅给予安慰和鼓励。又间起群众的生活情况，杨广立说，这里大半群众是湖上的渔民，由于天旱，许多区域已经干涸，湖水浅，没有大鱼，渔民打鱼就更困难陈毅说：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渔民在湖上不能维持生活，就要离开湖区，他们走了，我们的游击队就会失去依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湖区渔民的生活困难，水浅了，没有鱼打，他们到陆地上什么也不会，就得饿肚子。因此，要教会渔民种粮食、种麦子，不能光吃草子，要想办法把渔民的生活改善。
陈毅的一席活，给湖区带来了很大影响。事后独立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作了认真的研究，在湖区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开春以后，发动群众在湖边上开荒生产，党、政、军机关支援犁耙、耕牛和种子，教渔民种麦，再困难的就给予救济，租用渔民的船，都给代价，改变了湖区的局面。
后来谈到湖上野鸭群。杨广立说，这里野鸭真多，沿湖居民，很多都以鸭绒做冬衣，又轻又暖。陈毅问，能不能搞到一些，我带到延安去，给几位中央首长各做一条被子。杨广立说，能办到，我马上安排。到陈毅离开时，都办到了。
陈毅一行在微山湖上安渡了3昼夜，继续西行。湖水干涸，不能行船，便由杨广立带短枪队送陈毅一行去湖西。
踏进湖西，要经过沛县、丰县与曹县南部地区，那边是一望无垠的原野，又是日、伪、顽割据区域，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斗争尖锐残酷，特别有一处三角地带，日军正在对打击他的力量举行报复“扫荡”。经共同商量后，陈毅决定以急行军的办法，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通过这三角地带。陈毅骑着牲口，右腿盘在马鞍上。警卫员知道，他右胯骨负过重伤，可能伤口发炎了。但陈毅不管这些，迅速前进和八路军鲁西二分区的骑兵排胜利会合，并不顾休息，立即沿着当地军民开挖的交通壕向新的目的地前进。
1943年底，他们到达安阳附近。这是平汉路的要点，敌人封锁很严。据说刘少奇一行返延安时到达这里，是武装部队硬打过去的，付出了很大代价。
交通站的负责人建议，通过伪军中的统战关系，化装混过去。于是陈毅化装成大绅士，坐上轿子，由穿了伪军服装的人抬着；两个警卫员也化装成伪军保护；曾浪波化装成商人，坐黄包车；叶彬骑毛驴，扮成回娘家的妇女。他们分成3路，由化装成伪军的秘密武装交通人员在后面掩护，随时准备战斗。
下午1时，正是过往行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在人群中穿过了安阳，越过了平汉铁路。
过路后，沿着清漳河边北行。1944年元旦以后，陈毅一行平安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的麻田，和邓小平、滕代远等会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中央得悉陈毅已到麻田，发来电报，因为“七大”还不能马上召开，要他不用急于赶路，在太行了解一下整风经验。正好陈毅痔疮发作，行动不便，也就在这里暂住下来。接着，陈毅便把华北的整风经验电告华中。一周以后，收到了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发来的关于华中党校及军直整风情况的电报，陈毅阅后，即于21日回电。陈毅要读中央文件，邓小平给予了很大帮助，许多文件使他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华中时，虽然也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代军长、军分会代理书记，许多文件是他应该读到却并未读到的，现在是补课。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对太行领导同志倍感亲切。不久，他以雄浑笔墨写了《过大行山书怀》。1月25日是甲申年春节，陈毅有幸领略了太行军民节日的盛况和精神。过了将近10天，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护送陈毅的曾浪波夫妇到太行后，先一步赴延安去了，所以交通安全问题，全由邓、滕负责，专门给陈毅选配了好马，再派部队护送。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可是天公不作美，刚离开太行总部，大雪纷飞，路途迷茫。陈毅等一行不得不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留住，吟诗遣怀。他们好不容易到达曲里，二分区司令员曾绍山将交通队副队长王立刚找来交代任务：一定要把陈军长安全护送到吕梁军区。陈毅挽留王立刚共进午餐。王立刚向陈毅介绍交通沿线情况：这一带都是山，冰天雪地，路不好走。果然，当他们行进到太谷县境南山根据地的水晶坡时，真象到了一个冰晶世界，大家不得不下马敲冰赤手攀登，真是“雪涛冰柱鸟难过，水晶坡上蚁旋磨。”好容易才上了山顶。他们歇了歇气，再走17里，到达长畛村。到这里，意味着将过第四条铁路封锁线——同蒲路了。
长畛村是太行二分区交通队——同蒲支队的驻地。陈毅赴吕梁，便由队长杨毓贤和二中队长雷立德带一支10人小分队护送。由于道路狭窄，冰雪覆盖，又要通过封锁线，故须留下牲口，一律步行。
陈毅的鞋子也走破了，杨毓贤看见，立即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子同陈毅换穿，陈毅推辞不掉，只好连声道谢。过了许多山庄窝铺，攀登了35里山路，天色已晚。忽见前方灯火闪烁，颇有些奇幻景象。陈毅一想：今天是1944年2月8日，正好是元宵节，近前一看，果真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乃进村休息。
次日，从日军安在凤山和箭方岩这两个据点之间穿过去，进入了敌占区；这便渐近汾河了。
汾河是二分区跳入吕梁山的一个要隘。汾河桥在西社村以西。为了防备敌人在桥头可能有伏兵，交通队要先去侦察情况，选择过河时间。这样，2月10日便把陈毅一行送到夏家堡隐蔽起来。
2月11日黄昏，杨毓贤带大家进发，在迷茫的雾霭中，迅速踏过用高粱秸铺垫的桥面，跨过了汾河，然后跨过从太原到临汾的公路。一口气，踏进了吕梁山口。
这里已是晋绥地区，八分区的交通队已在山口等候多时了。陈毅告别了杨队长，继续向西北前进。
陈毅完全没有想到吕梁山比太行山更加林壑幽深，冰坚雪厚，气候更加寒冷，有人冻坏了脚，只得以牛车代步。但延安已近，黄河在望了。
3月初，他们胜利地渡过黄河，再向西南行，3月7日便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陈毅此行近百日，行程数千里，吟得诗词十余首，可谓一大收获。
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许多领导人，自1934年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已经将近10年不见了，而在10年之后的今天，革命事业已有很大发展，陈毅感触极深，作《延安宝塔歌》一首以抒怀。但他一见到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有满腹委曲，急需倾诉，那当然是“黄花塘事件”问题。
1954年2月16日，陈毅在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上说：当时毛泽东却给他浇了浇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起初陈毅心中仍然扭着一个疙瘩，颇为沉闷。毛泽东又给他讲了许多党史问题。陈毅乃静下心来，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一进入对敌斗争的回顾，陈毅立刻精神振奋，思潮汹涌，这总结报告于4月底完成。在《结束语》中，他自豪地写道：“在华中6年工作的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遍的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块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一般维持着向前发展的形势。”而日军是逐渐削弱，“配合国内外条件，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国民党虽有“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反动政策自取溃灭。”所以陈毅充满信心“坚持抗战，过渡新时代，迎接胜利”。
在写作中，陈毅心情有所好转，对华中工作系念殊深。
善于知人的毛泽东自然心中有数，3月15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他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热忱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在第二天上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整个电文所反映他的基本态度是“顶”。电文主要一段如下：“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玻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饶漱石对毛泽东的电报尚且如此“顶”，对陈毅电报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
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便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对此，陈毅1954年还记得很清晰：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问陈毅对于《学习和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
陈毅说：“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与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但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与时局》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他又给毛泽东写信，在论述经验主义问题之后，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这大概是4月10日同毛泽东谈话之后的回声吧。就在这天，4月12日，毛泽东在高千会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了。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陈毅听了很受鼓舞，更加自觉、自励。
中共中央为着进行“七大”的准备工作，于5月中旬在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议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陈毅被选定为军事报告的起草人。陈毅在愉快地领受了这项任务之后，积极收集材料，经常往返于他的住处杨家岭和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之间。
陈毅与毛泽东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毛泽东也经常找他商量一些工作。如8月10日要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通知陈毅参加，以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谈判，也让陈毅出些主意。9月间陈毅比较空。毛泽东批准他到医院割治他的“十年宿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延安养病，毛泽东特地要陈毅去看她；陈毅对于一些问题，也主动向毛泽东反映或提意见。如刘伯承秘密来到延安，有的大的活动未通知他参加，陈毅立即反映，毛泽东便马上批示解决；红七军的同志要想集中谈些问题，陈毅也向毛泽东提出，结果开了座谈会，大家心情舒畅。在这频繁的接触中，陈毅收获很大，思想上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这年的11月，王震、王首道将带领三五九旅进军华南，毛泽东给他们讲话，陈毅听了启发很大。12月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指毛的讲话记录）。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主席之后，毛立即阅看，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与希望的火热的感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整个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而陈毅也是成熟的党之中的成熟的一分子。
15年前，他在闽西同毛泽东等的交往和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的讨论中，曾获得了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15年后在延安，他又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帮助下，获得了第二次飞跃。一年以后，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
从1944年8月起，毛泽东要陈毅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引起了大洋彼岸有识之士的重视，促成了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要求。1943年6月，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总部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向中国共产党地区派遣军事代表团。1944年1月，戴维斯再次向罗斯福总统助理霍普金斯提出立即派一个政治和军事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的建议，并认为这件事通过寻常的外交途径不能解决，应由总统直接提出请求。中共中央于1944年1月9日给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董必武以指示：如史迪威总部愿意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给予协助。然而，美国最初的一切要求和建议，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直到1944年4月，日军对蒋发动进攻，河南及湘、桂国民党军大溃退，罗斯福为了稳定局势，派遣其副总统华莱士率领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到重庆。在6月23日的会谈中，蒋介石被迫同意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中国人民外交工作的开始。以后毛泽东也说：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政策。因此，当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由52岁的包瑞德上校率领飞抵延安时，毛泽东特地于26日晚间设宴表示热烈欢迎。
晚宴时坐在毛泽东左、右手的，一位是包瑞德，还有一位是专门负责收集政治情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谢伟思在席间对毛泽东说：“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毛泽东很自然地笑了一笑，说：“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毛泽东把这一切告诉了陈毅，并指示他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有过这样的忆述：“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约翰·谢伟思告诉我，当陈还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小孩时，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上过学。约翰的父亲当时在那里办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是之处。”
陈毅和包瑞德会见时，谢伟思也在座。这位在成都生长的美国籍四川老乡，对陈毅很发生兴趣，几天之后，便登门拜访了。两人一下谈了3个小时。
事后，陈毅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信中提到：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难实行反攻的，这是一；第二，如果在盟军配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谢说他是很知道国民党的反动作法的。
陈：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有把握吗？
陈毅举出各种理由，说：“有的”。
谢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坍台？”
陈毅很快掂量出这个问题的分量，它代表了美方的心理，其目的在于明了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从而查明中共及其军队对远东问题、战后问题的态度。这反映他们对中共是有顾忌的。为了泯灭他们这种顾虑，陈毅说：我们是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陈毅特别强调了抗战几年来，中共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风度。谢伟思听了这些，表示很赞成。但陈毅估计到在美国人士中有不少以为中共力量有限，才不得不如此迁就国民党。为了打破这种心理，陈毅说：“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党有力量打破逆流！敌后连大地主、大资本家、地方军人对我军都很同情。”
谢伟思很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他见陈毅表示欢迎，便告诉陈毅：这次他来是想商量用空降办法是否可到华中。他认为，走陆路要4个多月，太慢。
陈：空降完全可以做。
谢：夜间降落最好。
陈：如果夜间能降落，则更无大困难。
谢：好！我回去跟包武官商量后，即可向史迪威提议办，并且一面通知国民党。
谢伟思告别后，包瑞德又提请陈毅把上次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指《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真相》）写出来。陈毅连夜赶写好，并且写了一封给包瑞德的信，一并送请毛泽东审阅。
在他将信送出的当天，便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
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陈毅看完信，又查对了文件。上面不仅有毛泽东的增改，还有周恩来的笔迹。陈毅深深感到毛泽东的精细和中央领导人工作之高效，自愧粗疏。
毛泽东于23日约见了谢伟思。这次谈话竟长达6个小时。谢伟思在毛泽东面谈之后的8月27日，向史迪威总部作了报告。其中提到：“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将作出重大决定。现在大多数重要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的野战部队的领导人。这些人包括??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
9月12日，陈毅又到王家坪去和包瑞德、谢伟思交谈。在返回杨家岭的路上，已血染马鞍，痔疮再次发作。经毛泽东批准，到和平医院割治。
手术后，陈毅趴在床上给毛泽东写信：“??归来第二天即开刀，经过良好。现在已是开刀后第4日，刀口已开始愈合了，再躺几天即可起床，10日内外可出院。和平医院技术很不错。”
陈毅病愈出院时，正赶上准备接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前来中国调停各方关系的赫尔利少将。
赫尔利到达重庆不久，要求和中共代表见面。中央派了董必武、林伯渠于10月中下旬与之会谈了3次，赫尔利通报了他奉派来华的意图、工作步骤及与蒋介石会商的有关情况。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双方的会谈，不断进行分析研究。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曾经作过这样的判断：9月下半月至10月上旬，蒋介石对罗斯福、邱吉尔的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强硬。但在双十演说中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谈，决定派5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根据这个判断，美国总统特使在延安受到欢迎。
中共中央于11月8日至10日的3天时间内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面与赫尔利举行了4次谈判。谈判桌是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战场，陈毅从谈判的工作人员如陈家康他们那里得知，尽管那位满胸勋表的赫尔利将军是一位外交谈判老手，但在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之前，总是有些被动。
实际上，岂只是被动，赫尔利在谈判中还写下了一个可能当时他自己还未意识到的、有利于中国人民而有违于蒋介石的意旨的条文。
经过谈判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其第二条说：“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在11月9日晚上中共七中全会审议这协定草案时，政治经验丰富、目光犀利的周恩来指出了在这一条中的问题：蒋介石是顽强坚持由共产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其国民政府的；现在赫尔利竟同意写上改组为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把“中共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混而为一了，这很不利于蒋介石继续主宰国民政府的企图。周恩来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协定提出修改。
七中全会一致同意这个协定，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陈毅竭诚拥护。
11月10日12时45分，毛泽东、赫尔利分别代表中共和美方在王家坪的签字仪式上签了字。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赫尔利表示完全同意，并积极要求毛泽东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由他负责转交。这样，下午2时，一切办妥，赫尔利和周恩来便上了飞机，飞往重庆。包瑞德上校同行。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当赫、周同蒋会见时，蒋介石拒绝在毛泽东和赫尔利都已经签了字的《协定》上签字，而提出了一个《抗战建国政策》即所谓蒋之“对策”（对案）3条。其内容当然是旧调重弹。孙科在重庆向中共献策：“用蒋现有的形式，放进中共的内容”。周恩来为便于中共中央多方面考虑，试拟了一个“复案”，并附《备忘录》3条，报请中央审示。
毛泽东收到“复案”后，即批转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陈毅等有关负责人研究，提出意见。
陈毅看了“复案”，又一次查阅了此次毛、赫谈判记录，他作了多方面的思考。首先他认为，第一个前途是争取蒋介石在毛、赫已签字的协定上签字。但即使这样做了，仍然挽救不了蒋介石统治的西南大局，因为签字仅增加美国对蒋介石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就是说，蒋介石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并不会因签订了一个协议而能改善。蒋介石签字以后，共产党能在其内阁中加入一两个阁员，这在蒋介石方面来看，已被认为是大大的出手和让步了。可是，仅有共产党的一两个阁员也不能挽救西南大局。更重要的是抗战全局。而抗战全局的中心已转移到敌后和我共产党方面。这方面是蒸蒸日上，并不依赖那个协定而有所裨益。试想，如果仅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入阁，对于无可救药的蒋政权确实只能起到“奔丧”甚至“殉葬”的作用。要使协定对于国民党西南大局起一定的挽救作用，就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办法：在几个要害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而这一点，蒋介石是决不肯做的，美国压力再强也不能达到目的。
第二个前途是照蒋现在提出的“对策”办，这只能和缓一下国共之间的紧张空气。而国民党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这个办法只会更促进其腐烂，加速日寇的进攻。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控制中共的发展，历史的教训对他是起作用的。他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他是更恐慌、动尧害怕了。他是宁愿走反动的绝路也不会按照中共的意愿办事的。
陈毅从宏观上分析蒋介石的意向，他不会走赫、毛、蒋合作的第一条路，他现时要走的是第二条路。
至于美国，陈毅认为，他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眼于他的军事利益，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统治体系。美国是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毛、蒋协定只不过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蒋改革政治。陈毅记起了在延安第三次谈判时赫、毛的一段对话：“赫：如蒋问：‘接受5要点，是否就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对这问题，请毛主席告我如何回答？
毛：仍要他在政府里面。
赫：我要再证实一下：你是否和他合作，要他当政府主席？
毛：要他当政府主席。
赫：很好！”
由此可以看出，赫与毛谈话着重于高兴我们还愿意要蒋介石，而不高兴我们所作改革政策的本质批评，这十分明显。陈毅反复深思，完全判明赫尔利所代表的美方的意思：赫、毛、蒋签字是第一步，第二步国共双方会面，第三步把每月2万吨物资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以其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公平分配”。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要我在敌后反攻。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化费中国、特别是化费我们力量的目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
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这是掌握时局中心的办法。
陈毅认为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透了。赶紧给毛泽东写起信来。他先从中国的历史故事说起。他记起明朝末年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提到：“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同时又替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发丧，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候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陈毅在十行笺上书写，一连写了13张，总算搁了笔。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用旧报纸糊制的信封装着厚厚一叠信纸，拆开就看。他聚精会神地一连看了7页，看到信上提出的目前需要的行动时，习惯地拿起毛笔，边看边圈点起来：“??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车”（圈）。“再派一人回去”（圈）。“五个原则暂作悬案”（圈）。“同时我不入阁”（圈）。“忍耐等待”（点），“直到他断气送终”（圈）。“最好能打通交通”（点），“送一批人去两广、湘、赣”（点），“则较之入阁其利十倍”（圈）。??毛泽东悬笔凝神，细读着陈毅总结性的话：“以上我的意见：肯定蒋无望，蒋不愿自救，美救亦无望。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毛泽东句断了最后一个圈，再在信封下写了一个“存”字，重重地在“存”字的左下角打了一个弯钩以示重要，便交秘书处存档。
陈毅很快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由于恶劣气候的影响，周恩来在重庆等了几天才飞回延安，包瑞德同行。
包瑞德此时作为赫尔利的代表，力图说服毛、周接受国民党的3条“对案”。
毛、周表示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态度难以理解，并且告诉他：“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毛泽东还告诉包瑞德：“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于是，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便提到中央全会的议事中心来了。12月9日主席团召集了一次中央全会对此作专门议论，一连两个晚上，会议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毛泽东号召大家多从反面考察问题，这样就能更全面地照顾到问题的各个侧面。
前些时候还不主张“吃急酒”的陈毅，一下变成了主张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激进派”。他写信给毛泽东陈述了以下意见：“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我认为不是战略的国共合作抗日统战方针的改变——这仍不能变，但应承认是策略上的一个面目翻新的大的跃进。这是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由国共平衡向共强国弱的大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目前时机业已成熟，不宜迟误，即是它已有足够的物质基椽—假若不成立，仍就停顿在旧的口号组织形式上，可能落后于形势，于加强自己组织反攻大有妨害。”
陈毅为了避免“吃急酒”，他又提出了相应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配合。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形势已经日益迫近，中共“七大”准备召开，经历了17年斗争的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即将于最近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主席团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把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及国共谈判的问题放一放，待“七大”开了再议，陈毅的几番动议也暂时存档。这时，已是一年将劲岁序更新之时，中共中央于1944年12月25日发出了《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其14条重要指示中，有两条似已回答了陈毅给毛泽东的信：“（十一）最近8个月，中国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这一条似已同意陈毅的分析。
“（十二）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但时机尚须考虑。”这一条告诉陈毅“暂缓”。
“指示”还特别提到：“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这是准备大反攻的根本物质条件，特别是军队的建设，更是中心，更需要扎实的工作。
陈毅对中央这个指示极感亲切。事实上自从他来到延安以后，中央军委仍要他和刘少奇继续负责指导华中新四军的斗争，有时还应邀参加军委的会议和工作。他在加强部队建设、军队整训、尤其是准备战略大反攻方面从不吝惜耗费心血。他起草了许多函电，其中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或以毛、刘、陈的名义，或以刘、陈的名义下发。
1944年6月间，他曾奉命和刘伯承、聂荣臻一起对毛泽东起草的一份《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提意见，接着毛泽东修改后，再次请他们提意见。毛泽东的来信说：“陈、刘、聂三同志：此件根据你们意见已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唯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这件中央指示，几经修改，于1944年7月1日颁布，成为中共建军史上一个重要文献。当时为了使这一普遍性的指示更能适合华中新四军的特点，陈毅又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委托，以毛、刘、陈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华中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要“打破常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练兵方法”。“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要加强旅、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的学习”。
在战略布局的指导上，陈毅也下了大功夫，如1944年6月23日，他和刘少奇仔细分析了华中、华南的斗争形势，给张云逸、饶漱石和新四军第五师的李先念、郑位三提出了准备发展河南的任务。指示说：“河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阳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要求五师“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这样的指示，概略地但也准确地体现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以后，中共中央对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以打击日军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向江南发展并控制海岸线的任务突出了。9月27日，陈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件《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指出“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因而提出了任务：巩固苏南现有地区，并向太湖西、南岸发展，沿京杭国道入天目山，造成越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联系的战略形势，浙东则向南延伸，向天台山进军直抵浙闽边，控制海岸线。
3个月后的12月26日，陈毅便和刘少奇一起，对整个发展江南的问题，提出了全盘部署的意见，更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他们的战略思想及其准备大反攻的胆略与计谋。
陈毅和刘少奇认为，为了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反攻时期能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采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京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两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3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赣部队及新四军五师划为一个新的战略单位，但目前军部与五师的关系不变。
为了争取江南及苏、浙、皖、闽、赣地区，新四军部队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3个团为第一批，叶飞准备率第二批，嗣后看情形可能再从二、三师派第三批去。派去的部队每团均留下三分之一的底子番号，在原地继续发展。
如反攻开始，新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的以外，均南渡长江去保证在江南发展，诸如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目前应从此种战略的可能情况出发，一面能使新四军逐渐南调，一面能使现在江北的各地方兵团逐渐加强和提高，使之适合全部担任江北重大的配合任务的需要。新四军今后的工作都应兼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务。
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应预有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能成立一个能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作。这个江北军区要能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如出干部、出兵、出军需品、出粮秣资财等，以保证前线动用无缺。
因此，现在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下面的各军区、专区、县区均应以就地取材为原则，尽先任命与当地人民有联系的苏皖干部去担任领导工作；许多外地干部，应大量调赴江南工作。在其它各地的地方工作方面，均应提拔当地干部，不仅作政权工作，而且就其可能去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
陈毅和刘少奇这些意见，要求华中局、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详加考察，电告中央，再作执行的决定。但实际上一些符合变化中的情况的事项都实行了。当1944—1945年的岁序更新之时，华中前线传到延安的第一个捷报便是粟裕率部南进，已飞渡长江，到达太湖西岸的长兴县仰峰岕同新四军第十六旅胜利会师，接着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
其后，新四军各部在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下积极作战：苏浙军区以两次反顽战役的胜利开辟了浙西北广大地区；一师举行了三垛河伏击战，歼日、伪军1800余人；四师发动春季攻势，克泗阳县城及其周围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000余人；三师发动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周围据点22处，歼日、伪军2400余人；二师、三师第七旅和独立旅及七师一部发起津浦路西反顽战役，歼进犯顽军3900余人；??这一切胜利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胜利，热烈地迎接并庆贺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的胜利开幕。
1944年5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作出一个重要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于七中全会一直开到1945年4月，所以主席团工作了11个月之久。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刘少奇提出的以原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议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初步提出“七大”的6项基本议程；决定由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些决定，陈毅都是赞成的。
为把“七大”开好，中央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陈毅为委员之一。陈毅的工作主要是起草《建军报告》。“六大”是在1928年6至7月间举行的，“七大”在1945年举行，两次大会之间经历17个年头。在这17年中，军事方面的建树是极其辉煌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把这17年的斗争经历和经验写出来，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建军史。陈毅参加了许多地区的、专题的历史座谈会，查阅了大量档案及文献资料，结合他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完全证实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每一个阶段上，无论在统论纲领上，无论在细论条目功夫上，件件般般皆可发现毛泽东神工斧凿的痕迹。
当这支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有毛泽东在一道为之决策，为之指示方向，如何力戒矜骄，如何发展胜利。当这支军队遭到空前失败的时候，仍然有毛泽东在一道同生死共患难，靠他掌舵，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重新进入康庄大道。共产党与军队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血肉的联系。
这些并非陈毅的最新发现，因为他从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开始，便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行为进行从实践到理论的注意和研究了。他们共同实践、探索，多次讨论和论述，一直到在中央决定成立的三人委员会对红四军经验的反复深入的研究中，陈毅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从而能有力地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制订，形成了建党建军的最初纲领。然而不久以后，他们分开了。尤其是1934年10月以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很长时间是音信杳无，直到陈毅下了山，才通音信。陈毅得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领导机关的变化，以后更获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陈毅总是认真研究，坚决迅速地贯彻，对于毛泽东的著作，总是爱不忍释。例如1942年夏天，他重读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写下了如下的心得：“关于正确思想方法问题，对待西欧新学术问题，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问题，中国学术思想的改革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理论实践问题，这些问题是几十年的新旧争论不决的问题。??其实质是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争论，其政治上阶级属性，是包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三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确切反映。”陈毅把这些复杂的思想斗争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完全保守封建传统的闭关主义，主张排斥欧化，拒绝任何些微的改革，这就是封建主义的代表。”第二种倾向是“全盘承受欧化，出主人奴的买办资产阶级倾向，”换句话说是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在思想学术界的反映。第三种是“新旧调和维持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依违两可于新旧争论之间。”第四种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正确吸收外国经验，正确运用民族传统，正确联系理论实践，根据人民大众要求彻底进行改革的革命类型，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后来居上的主张。”它从“五四”时代才开始正式走上政治文化舞台，而以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为最优秀的代表。在“五四”时代毛泽东在湖南主办《湘江评论》时，即一面反对当时最时髦的洋八股和守旧的顽固派而主张实事求是彻底革命，而后在大革命以前即提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与党内舶来品教条主义对抗。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于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与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思想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最后，是在抗战之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乃是一百年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陈毅满怀激情地写道：“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
那时陈毅在华中敌后日、伪、顽的夹击中是那样孜孜以求地学习与研究毛泽东思想，而现在，他是着重地研究与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了。
陈毅指出：“中国在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上，没有中国民族自己适用的军事学。也没有出现过具备中国民族军事创造能力的军事家。”如果说有所谓的军事学，“那只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奴役人民的军事学。如果说中国有所谓军事家，那就是大批出现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反革命的军事家。”“从中国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日起，于是使整个的中国军事史改换了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分析中国历史，估计军事上对战双方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准，提出整套建立革命新军的方法。随着大革命与内战的实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天才创造，遂有了伟大的光辉的成就，真正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国人民的独立的革命军事学乃得出现。毛泽东军事学派之出现一洗几十年军事界抄袭外国的耻辱，不能不算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快事。”这里所提出的毛泽东军事学派，以后才改为“毛泽东军事思想”。
陈毅解释说：“毛泽东军事学派是在反对新旧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其特点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它有别于一般军事学，也有别于一般革命军事学。”“假如历来的军事学派一般是以研究相等的敌对军力的胜负问题，”“而毛泽东军事学派则在回答实力悬殊的军力胜负问题；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去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者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便是我们革命军事学派的本质。”
在这里，陈毅已经把“我们”、“我们的军事学派”、“我们的革命军事学派”作为“毛泽东军事学派”的代词了。
陈毅进一步论述：“因此历来军事学派只就军事本身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他们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条件，但从来不曾把它放在适当的角度上面。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不仅就军事本身去研究，我们是把军事当成社会现象的总体一部分去加以研究。我们不孤立地去研究所谓纯粹的军事问题。我们承认军事受政治的支配，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
更承认战端一开军事胜利又掉转头来成为决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唯一关键。这样造成我们军事学派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善于两者的密切配合。不仅善于指挥军队打仗，更善于指挥人民作战，更善于使两者力量相加去完成共同的战争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使用我方的军民，而且善于使自己的动员侵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使敌方内溃。不仅善于作武装斗争，而且善于使用各种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这样“便把旧军事学的狭隘范围冲破，把军事学范围扩充放在革命政策的主要部门上加以考察，提出了完整的中国革命军事政策??这个军事政策包括对敌对友的综合研究，包括就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诸关系的全盘考察，包括军队人民政府党部的关系的正确决定，包括军队本身诸事项的确立，这便是中国革命军事学的重大特点。”
陈毅以“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我党建军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论创造军队”、“论内战”、“论抗战”、“论毛泽东军事学派”、“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7大部分，以洋洋5.7万余言草成了这个《建军报告》。但在3月份主席团召集会议讨论这个草稿的时候，也许某些部份触到了一些人的伤心处，因而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毛泽东说：军事报告就讨论到这里吧，宣布散会。会后另组织人起草了《论解放区战撤。陈毅的草稿虽然搁置了，但它是早期提出“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命题并作系统研究的成果，仍然相当深刻地反映了陈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某些精深的见解。
中共“七大”代表从各地云集延安，华中和新四军代表团成立了。在3月16日的成立会上，公推陈毅与张鼎丞分任正、副主任。华中的名额是112人，要同华中局商量确定，也还有不少事情要办。而陈毅，根据大会筹备会的安排，将由他代表华中和新四军的党员在大会上发言，他起草了一个发言稿，交华中代表团讨论通过后，作为书面发言。另外，他又起草了一个讲稿，于5月1日下午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发言的次序是在周恩来、彭德怀之后。
“七大”会期历时50天（4月23日—6月11日），陈毅是15位主席团委员之一，后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7月30日，陈毅电告饶、张：“华中干部百余名及新调南来工作者约600均准备于8月初东来，估计10月初可到军部，我亦定8月初动身回来，请令路西淮北四师注意打通陇海路北的联系工作，以便通行。”陈毅的家小还在淮南，公务私情，陈毅已是归心似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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