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章 敌进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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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极大地震惊了日本侵略军。日本中国派遣军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集结重兵进攻华北敌后根据地。在晋冀豫根据地周围，1941年3月和7月，日军相继推行了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整顿内部、发展伪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对平汉路、白晋路两侧进行蚕食，并在平汉路西侧修筑了第二道封锁沟墙；对太行、冀南加强了奔袭和“扫荡”。通过增修大量公路、据点和碉堡，局部侵占和分割各根据地。

驻守在中条山、豫北、冀鲁边等地的国民党军，与皖南事变相呼应，乘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机会，一再向根据地军民寻衅磨擦。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越界侵犯太行平顺地区。庞炳勋部积极策划东越平汉路，进入冀鲁豫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企图隔断华北与华中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晋冀豫根据地进入了严重困难的时期。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坚决进行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主力兵团整训，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至1941年6月底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两个月。针对百团大战后部队减员很多，基层组织不够健全，指战员战斗动作不够熟练，射击等军事技术不精等情况，规定了整训的基本方针：迅速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深入政治教育，加强连队支部建设，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

战术训练，进行了小分队袭取据点、野战进攻及伏击、遭遇战斗等的演习，进一步提高了部队游击战的战术水平。同时，举办了各级轮训队，增强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技术训练，着重刺杀、投弹和射击三项练习。一面有组织地发动群众性的练兵热潮，一面开办连、排、班基层干部集训班，培养师资和骨干。

政治教育，以时事教育和政策教育为主要内容，使指战员具有应付严重艰苦困难的思想准备和开展全面全力对敌斗争的政策水平。通过大量发展共产党员，集训基层党组织骨干，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

力口强地方武装建设方面，健全了军区、军分区组织机构，充实了分区基干武装。先后将新编第九旅、新编第十一旅、决死第三纵队和新编第十旅等主力兵团与冀南、太行有关军分区合并，所隶各团改为军分区的基于团。

到1941年底，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军分区都已有一至三个基干团（太岳各分区为基干营）。同时，恢复、建立和健全了县、区游击队，县游击队少者数十人，多者二三百人，区游击队少者十几人，多者百余人。整个根据地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5.6万人。

人民武装建设方面，狠抓了发展与壮大民兵的工作。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骨干，执行比自卫队更高级的任务，即农忙时从事生产，农闲时进行训练，敌军来犯时参加作战。晋冀豫区的民兵是1940年秋百团大战前夕创建的。太行军区在1941年1月底召开了武装干部会议，制定了全年发展民兵的工作和要求。3月18日，军区及各分区分别举行了民兵检阅大会。4月，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太行军区联合颁布“晋冀豫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接着，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军分区以下各级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以便领导人民武装进行群众性游击战争，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维持社会治安，担任后勤任务。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从5月起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健全与强化游击集团，对敌展开全面、全力的斗争。游击集团是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广泛、经常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组织形式。村级以民兵的游击小组为干队，自卫队和其他民兵为支队；区级以区游击队为干队，各村人民武装为支队；县级以县独立营为干队，各级游击集团为支队。分区基干团、营分遣到县，即是该县游击集团的干队。这个日趋完善的地区性游击战争的组织形式，是对敌斗争的一个创举，在尔后的反“扫荡”作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权建设和军事斗争从来是相辅相成的，与军事斗争的同时加强了政权建设。7月，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任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任副主席。边区政府辖有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4个行政区。在军事上，冀鲁豫军区归八路军总部领导，第一二九师兼晋冀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

上述一系列工作任务的完成，为晋冀豫根据地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0月，日军又推行了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冀豫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与此相配合，从9月开始，日军对太岳、太行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这次大扫荡首先从太岳南部新区开始。岳南原由国民党军队驻守。5月间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25万大军不战而溃，中条及岳南大部地区沦人日军之手。8月初，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一部组成太岳南进支队，进入临屯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区，创建岳南根据地。9月22日，日军企图趁岳南八路军立足未稳，一举予以驱逐，于是集中2万余人进入岳南“扫荡”。

太岳南进支队在新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采取了以小部队与日军保持接触，主力避免与日军拼消耗的方针，使日伪军合击屡次扑空，不得不于10月初放弃对岳南的“扫荡”。

10月13日，“扫荡”岳南的日军和岳北周围的日军结合，集中3万余人，对岳北开始了所谓“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的大“扫荡”，企图以合击和捕捉的手段，消灭太岳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岳北军民预有准备，进行了空舍清野，分遣基干军队干部领导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日军进入根据地腹地时，游击队、民兵、自卫队进行广泛的袭扰。主力实施分遣作战，适时转至外线，击敌侧后，在安泽疙瘩沟、沁源将军沟，连续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地方武装对同蒲路大力进行破击，在平遥、灵石间毁日军机车3辆。

通过岳北军民的一连串打击，日军被迫退出岳北根据地。

刘伯承充分估计到日军将移兵“扫荡”太行区，预先进行了各种准备。

10月初，他签署颁发了太行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联合布告，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立即投入反对日军秋季大“扫荡”的斗争，做好空舍清野，开展地雷战、麻雀战，铲除汉奸特务，巩固根据地内部。

从10月15日开始，下令太行全区实行戒严：乡村要道分别派出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组织的青壮年代替儿童团站岗放哨，日夜盘查行人。凡未带通行证，携枪而不带武装证及行迹可疑者，立即扣押。对武装间谍、汉奸立即逮捕，遇有抵抗者即行击毙。凡可能为敌利用又为根据地必需的粮、棉、油、盐及器材，一律妥善隐藏。一切政治动摇分子、有资敌可能的嫌疑分子，予以严密监视和看管。

16日，刘伯承颁发了《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文中指出：现敌人常集结最大兵力“扫荡”一个区域，强化其总力战，连续一月甚至两月之久，以图彻底摧毁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寻求与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并具体分析了日军实行佯动迷惑、铁壁合围、夜行晓袭、辗转清剿、搜劫资材等活动的战术特点，详尽地规定了正规军、游击集团的行动要领和通信、侦察、防谍、防空、夜战、保密和注意节省弹药等一系列要求。

对于正规军的行动，指出一方面应分遣必要的兵力和干部，领导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强化全面的游击集团的顽强斗争。一方面要在游击集团的掩护下，进行机动作战，适时分遣集结，灵活地出入于根据地内外线，分遣以牵动敌人，错乱其合击阵势，集结以有力地突击敌人。

对于游击集团的行动，要求活动在敌人背后者，大肆破袭敌人交通和补给线，使敌人大军无法补给粮秣、弹药、油料，无法持续“扫荡”；活动在根据地腹地者，积极配合基干军队作战，运用地雷战、麻雀战和破路、改造地形等各种手段，袭扰、牵制敌人，随时侦报敌情，掩护基干军队的活动。

23日，刘伯承与邓小平召开了太行区各旅和各军分区干部会议，具体布置反“扫荡”作战。要求各级领导进一步落实“战术指示”，建立和健全县、区、村各级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各该地域内的游击集团和其他力量作战，加紧备战演习，彻底空舍清野，以高度的警觉准备反“扫荡”。

31日，日军7000余人对太行区的“扫荡”开始了。他们分南北两路行动，南路第三十六师团4000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进犯黎城、赤岸、西井等地。北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2000余人，由辽县、武乡出动，进犯大有、贾豁等地。这时第一二九师机关驻赤岸，八路军总部机关驻西井。日军的企图是捕歼这两个首脑机关。

当夜，南路日军分三路直扑黎城县城。驻守黎城的第一二九师部队及时转移，日军扑了个空。日军占领黎城后，11月1日又进占了东阳关。接着，日军采取夜间行动，向赤岸、王堡急进。

日军沿途不断遭到游击集团地雷战、麻雀战的袭扰。一路走走停停，两夜之中，不过前进了30多里，行动完全丧失了突然性。

刘伯承指挥着第一二九师部队和机关严阵以待。师前方指挥所早已组织起来，司令部人员按工作性质暂编为3个班——作战机要班、通信情报班、后勤管理班，加上警卫部队两个排，全部人员不过一个连的规模，相当精干。

11月1日深夜，刘伯承神态自若地站在作战室的地图跟前，不时查问着日军的前进位置和本师主力部队的动态。师侦察队的便衣侦察员们来去匆匆，不断报告着师部附近的敌情。师前方指挥所和师直属队整装待发。在精确计算了日军可能到达赤岸的时间后，刘伯承把师部转移的时间定在2日凌晨1时。

时间到了，李达请示是否立即出发，刘伯承掏出怀表看了看，又抬头把目光移向地图，说：“鬼子高得还远，先不要动，免得鬼子过早发现我们的行动方向。”

又过了两小时，敌人尖兵占领了赤岸村以南一里处的高地。刘伯承下令转移：“按计划北过清漳河，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喧哗，不准抽烟，不准咳嗽，不准弄出声响，静肃前进。”队伍刚出村口，后卫部队就跟日军接上火了。

转移的人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夜间不便骑马，刘伯承也跟着大家一起步行。

队伍一口气走出去10多里，背后的枪声始终未断，回头还可以看到日军焚烧村庄的火光。便衣侦察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上来，向刘伯承报告说，日军大部队已从河南店、涉县到了赤岸、王堡，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去向，正分兵在附近搜索。据地方游击队通报，北面偏城方向没有日军，比较安全。

人们正准备继续北进，刘伯承突然下令：回头向南，朝西岗方向前进。

不少人一路走一路心里直犯嘀咕：明明北面无敌情，南面是日军的大部队，怎么反倒往南走呢？队伍快到西岗时，刘伯承又下令东折，向邯长路前进。

队伍越过了邯长公路，经北岗、更乐，转入了涉县东部的大山谷。这里高山绵亘，峭壁错列出，山间几乎无路径可寻。这时大家才明白是真正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休息时，有人跟刘伯承说起行军途中一度产生的困惑，又问为什么不从赤岸东行直奔这里，却往北绕一个大圈子呢？刘伯承回答：日军“扫荡”开始时，他们是抓着主动权来的。而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在反“扫荡”中摆脱被动。日军对八路军部队的行动及规律，已经作过周密的侦察研究，针对我们行止的规律，确定合击的目标，布置各路‘铁环合围’的步骤。而我们的真实行止，首先是要不使敌人知道，或它知道也是过了时的。

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行动，不让敌人摸到规律，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壁。

他看着对方渐渐明朗的脸色，继续解释：我们如果从赤岸直接东移，有被敌人在邯长路以东堵截或尾击的危险，因为他们也很了解涉县东部地势险峻，我方会加以利用的。先北行一段，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向南向东，等他们发现我们的行动时已来不及阻拦了，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形人而我无形’。以无规律对有规律，是我们反‘扫荡’的一条重要原则。

一番话说得周围的人们恍然大悟，大家更加佩服刘伯承的谋算和指挥。

11月9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又集中5000余人，奔袭黄崖洞、水窑地区，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设在那里的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集中火炮猛轰，步兵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强攻。特务团指战员沉着应战，大量杀伤日军。日军猛攻不逞，恼羞成怒，极其凶残地使用燃烧弹、毒气和喷火器，特务团的勇士们前仆后继，始终坚守在阵地上。其时雪花飞扬，周围的山峰很快布满了白色，地面上的积雪越来越厚。可黄崖洞阵地前一片焦黑，硝烟散了又起。经8昼夜苦战，特务团击毙日伪军800余人，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主动撤离。

刘伯承指挥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等4个主力团，猛击敌人的侧后，积极配合黄崖洞保卫战。第三八五旅第十三团夜袭黎城，奋勇突入城内，埋设地雷百余颗。日军出动时触发了许多地雷，造成较大伤亡。各地游击集团也不断出击，袭扰、牵制日军。日军到处挨打，不得不在风雪交加中，仓惶撤到西井。

刘伯承判断日军归巢心切，斗志已衰，且有恶劣的气候条件可资利用，决心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他把伏击地点设在三十亩、曹庄、长畛背一线谷地里。这里是日军从西井回窜黎城的必经之路。从三十亩到长珍背，相距10余里，唯一的一条通路就延伸在低谷里。道路两侧，近处是平地，稍远处则是连绵的山坡。山坡上陡下缓，便于部队伏击时隐蔽和发扬火力。刘伯承令第三八五虚、三八六旅、新编第一旅的5个团埋伏在曹庄至长畛背道路两侧的山坡上。

19日9时，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曹庄，伏击部队把它放过去未打。过了半小时，日军大队人马进入了伏击圈。霎时，激烈的枪声响彻山谷，两侧山坡上的火力一齐射入敌群，紧接着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了下去。日军遭到突然打击，惊惶失措，收拾起400多具死尸，狼狈逃回黎城、潞城。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刘伯承。在回答记者关于粉碎日军这次秋季“扫荡”有何意义的提问时，他指出：一、缩短了日军“扫荡”的持续时间，敌人原定“扫荡”一个月，结果20天即被粉碎；二、打破了日军在黎城建立据点，长久盘踞的企图；三、打破了日军打通邯长大道的企图，日军于侵占东阳关后，公路路标已插至响堂铺，足见他们修路的决心，但此种企图完全被粉碎；四、打破了日军破坏根据地经济建设，摧毁有生力量，大批捕捉壮丁的阴谋。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保障扩大侵略的需要，日军急于巩固在华统治和掠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他们提出了“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新方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日军从1942年2月开始，对东起冀鲁边、西至晋西北的各抗日根据地展开空前激烈、残酷的“扫荡”。同时加强对占领区的劫夺榨取和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并强化傀儡政权，大力发展伪军，培植利用会匪道门，增强特务工作。

2月3日，日军发动了对太行、太岳区的春季“扫荡”。

当天拂晓，日军采取奔袭手段，分3路进攻太行区第二、三、四军分区，一路由辽县北犯石拐，一路山武乡东犯王家峪，另一路由长治、襄垣合击黎城，企图一举摧毁分区领导机关或基干武装。由于根据地军民预有准备，日军沿途遭到正规部队和游击集团的伏击、袭击，行动受阻。各分区机关和基干部队及时转移，日军的奔袭全部扑空。

当晚，三路日军共同转向桐峪、麻田，对八路军总部实行“铁环合围”。

刘伯承令新编第一旅在东阳关、潞城一线，分遣部队结合游击集团，以袭击、侧击的手段坚决扭住日军，掩护领导机关撤退。又令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前出到涉县以北清漳河沿岸地区，迎击深入“扫荡”的日军。新编第一旅等部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伏击、袭击，有力地牵制和迟滞了日军的行动。日军进到桐峪，麻田附近时，总部机关已安全转移到了麻田以东的郭家峪。

日军因两步奔袭计划均告失败，遂转而进行“辗转清剿”。在和顺县的羊蹄凹、龙王庙尖，辽县的左会、黄漳，武乡县的蟠龙、石板等地，到处捕捉壮丁，抢劫耕牛等牲畜，恣意烧杀抢掠，撤布糜烂性毒剂残害群众，对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摧残。为了支援太平洋战争，日军特别注意搜刮资材，凡对战争有用的东西，一律装车运走，连破铜烂铁也不放过。

刘伯承令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等部队强化游击战争，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大胆宽大机动，用伏击、奔袭、急袭、骚扰等手段，摧毁日军的运输补给线，打击日军的“清剿”部队。并派干部帮助县、区指挥部工作，开展全面全力的对敌斗争。

各部队迅速分遣出若干分队，结合游击集团和民兵。进行坚决的反“清剿”作战。日军遭受打击后，不敢分散配置，只得集中兵力改作“反转电击”。

一连几天，日军以较大兵力来回运动，二次合击麻田、桐峪总部机关，五次合击第二分区基于武装。总部机关在特务团掩护下，每次都巧妙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26日，黎城日军在潞城日军配合下，“扫荡”太南地区。27日，刘伯承率师指挥所越过邯长路进至涉县以东工金庄，指挥反“扫荡”作战。他令新编第一旅、第三八五旅主力迅速开到太南，利用太南的险要地形，实行据险机动的伏击、阻击，杀伤日军有生力量。当天，日军进犯石城地区的先头部队百余人行经烟驮村，新编第一旅第二团一部采取伏击手段，给日军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日军除1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该旅与第四分区第三十二团结合游击集团、民兵，依托虹梯关、老马岭等要隘，节节抗击，前后歼灭日军百余人。3月1日，日军聚集在平顺地区，有撤退迹象。

刘伯承判断日军经过大山深谷中的连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又屡遭打击，士气衰落，现在急于归巢，阵势必乱，正是进行伏击和追击的好机会。

于是，他迅速作出了打击撤退日军的部署：派第十四团第一营袭击微于镇，牵制该地日军不使南援。令新编第一旅、第三八五旅、第四分区部队以主力置于平顺以南，打击向长治撤退的日军。另以一部置于平顺以北，防日军向微子镇撤退。2日，日军果然西退长治。新编第一旅、第三八五旅集中4个营设伏于南寨里。日军进入伏击地域，伏击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各种武器射出的子弹和掷出的手榴弹暴风骤雨般落入敌群里，打得他们鬼哭狼嚎，死伤200余人。日军仗着武器的优势，拚命突围逃跑。伏击部队乘胜追击，一部向东追到杨威，对着日军的尾部一阵猛打。主力则乘胜西进到长治、潞城、壶关一带敌占区，乘势袭击日伪，摧垮维持会，大大震惊了日伪军。至此，太行区反“扫荡”结束。

太岳区在太行部分部队的支持下，以小部队结合游击集团、民兵接敌，主力及时转到外线，打击日军侧后，袭击交通线，也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这次春季反“扫荡”，军民同命艰苦奋战，太行、太岳两区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日军原定两个月的扫荡计划只一个月就被粉碎。但根据地遭受的破坏和损失也很大。太行第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第六分区司令员范子侠等数百人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仪4个分区统计即被劫走牲口6000余头、粮食近万石。

刘伯承对二月反“扫荡”进行了及时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后采取的新战术，有所谓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驻剿、反转电击、三角阵势、夜行晓袭等多种形式。同时对反“扫荡”的组织、战斗勤务、主要战斗动作和主要战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特别指明了对付日军合击、辗转清剿、反转电击的办法，为今后的反“扫荡”作战提供了战术指导。

5月9日，据内线和侦察报告，长治、潞城、襄垣日军正在调集兵力，紧急征集粮草，强证民间骡马，召集伪组织开会，向老爷岭等地抢修公路，部署纵深兵力，准备出动“扫荡”。又据临汾敌工站消息：日军第四十一师团近日调赴德州，行前准备对太岳区进行“扫荡”。11日，八路军总部转来豫北办事处的通报：平汉路近日运输繁忙，大批日军南来安阳、新乡后，正在补充粮弹，扬言有大行动。与此同时，太行、太岳两区发现有许多敌特、汉奸进入根据地，探查进军路线和八路军领导机关及主力兵团的位置。潜伏在根据地内部的间谍也纷纷出动，与外来的敌特、汉奸联络和互通情报。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新的大“扫荡”即将发动。12日，刘伯承、邓小平正式向各旅、分区下达了反“扫荡”命令。

两天以后，所谓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发起，首先由第三十六师团7000余人“扫荡”太岳区。15日，日军奔袭合击东、西峪地区，企图捕歼太岳军区领导机关和基干武装。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军区机关及时转出外线，内线第十六团及第七七二团一部带领腹地游击集团、民兵不断打击搜山“清剿”的日军。

18日，刘伯承又接到阳城方面送来的情报：日军盛传调集7个师团准备40天给养，“扫荡”晋东南。他立即发电督促太行区各旅、各分区作好应急准备，令第三八五旅掩护总部行动。

第二天，日军集中第三十六师团，第四十一师团，独立第一、三、四、八混成旅团等共2.5万人，“扫荡”太北区。东线从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地同时出发，分向测鱼镇、黄北坪、浆水、将军墓一带进行局部合击。第一分区机关和基干军队避敌锋芒，适时转移。日军一一扑空。西线长治，潞城等地日军向东兜击。

21日晚8时，刘伯承率师指挥所从赤岸以南的会里村出发转移，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率师直属队随后跟进。次日晨，师指挥所到达太南区固新镇。

刘伯承立即电令各旅和各分区：

日军正开始对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的大“扫荡”，各部应即：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基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一莲3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

新编第一旅、太北各分区源源不断地报告敌人的动向和进止位置。机要科的参谋们接连不断地向刘怕承呈送电报。到24日，东线平汉路的日军折向西南，一部控制了太北制高点峻极关。武安日军合击阳邑后继续西进。平定、昔阳日军汇合和顺日军合击松烟、拐儿镇后进至上庄、下庄地区。西线长治、武乡、辽县日军合击黎城、砖壁、桐峪等地后，也不断向腹地深入。

刘伯承指着标好最新情况的示意图，对李达和参谋们说，这次敌人判断我们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会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办法。所以从各个方面齐向腹地中心来一个铁桶大合击。我们基干军队如果能够不与合击敌人作被迫的战斗，即能转到合击圈外背击敌人，摧击补给线，袭击敌占区据点，这是上策。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钻入四面八方来的大合击圈圈心，不管我们如何打击，是很难得出好结果来的，这是下策。

他端起用太行山土产茶叶泡的浓茶猛喝了一口，提了提神，接着说，基干军队能否及时跳出合击圈，关键在于掌握好利害变换线。敌人在制订合围计划时用的是‘圆规划法’，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为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合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预见战斗复杂，就能使自己在游击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当天，发现有一股日军的侦探在紧挨邯长大道的王堡、会里一带活动，企图侦察第一二九师指挥所的动向。刘伯承率师指挥所和师直属队移到合漳。

25日，刘伯承接连发出三道命令，要新编第一旅和太行第四分区乘长治空虚，到长治附近迅速、勇猛地打击日军，摧毁伪组织与补给线；太行第一分区部队利用太行山横谷东西机动，或打圈游击，或打击日军补给线；冀南第三分区派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到武邯路西段积极破袭，以有力的外线活动配合太北腹地反“扫荡”。

同一天，东、西两线日军构成了对窑门口、南艾铺、青塔、偏城地区的合围圈。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一部分及担任掩护的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等部队未及撤出。万余日军从四面压缩，进行合击，猛烈的炮火和飞机投下的炸弹在南艾铺山头上不停地爆炸，步兵跟着多波次地发动冲击。被围部队英勇抗击，掩护机关人员从西、北、南3面奋力突围。激战竟日，日军伤亡300余，黄昏后占领了南艾铺。被围人员大部突出重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

当夜21时，第三八五旅来电报告白大的战况和部队突围后的位置。当刘伯承看到电报中“左副参谋长不幸殉国”的字样时，一下子惊呆了，眼泪随即止不住地掉了下来。他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许多往事：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两人朝夕相处，相互切磋；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频繁接触，互相关怀；抗战以来共赴国难。并肩战斗，尤其是合作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书信往还，字斟句酌。没想到如今左权竟捐躯疆场，共产党、八路军痛失一英才，自己痛失一挚友??他的心象刀绞一样疼痛。过了一会，他强抑注悲痛，接着看电报。他得知总部机关率第十三团第一营移到了南艾铺以西的尖庙，第七六九团第一营在青塔，第三八五旅旅部在麻田以南的苏家庄，都已经脱离了危险，心里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

刘伯承又向参谋询问太岳反“扫荡”的情况。邓小平3月间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这时正随太岳南进支队行动。刘伯承十分关心邓小平和部队的安危，发电向陈赓询问。第二天收到陈赓的复电，说敌人24日再次合击东、西峪，毫无所获。太岳军区正指挥主力部队袭击敌后城镇，破毁同蒲和白晋铁路，领导腹地小部队和游击集团、民兵反“清剿”。邓政委待岳南“扫荡”结束后即回太岳。他感到又松了口气。

5月27日，刘伯承迅速总结出太北反“扫荡”的经验，指示部队参照执行。这些经验的要点是；一、日军这次“扫荡”的重点是针对八路军高级统率机关和根据地集体资材，所以造成的损失大，这就要求机关必须实行战斗化和严密隐蔽资材；二、被围到合击圈内的部队，只要指挥员意志坚强、富于机动，很易突围而出，即使是统率机关，也只要能够做到灵动分遣、隐蔽转移，同样不难脱出危险；三、基干部队应在日军未构成合击圈前靠近他们的一路，乘隙转出，或配合圈内游击队反合围，或突人敌后城镇活动；四、在作战要线上设立秘密情报通信机关，积极搜集传递情报，组织便衣队打击日伪间谍和别动队，除掉日军的耳目；五、县、区、村指挥部切实发挥作用，领导群众保护自身利益，帮助军队作战。

太行、太岳两区部队和游击集团、民兵，分向日军补给线及敌占区铁路干线、城镇、据点实施全面有力的破袭。辽县至黄漳、潞城至黎城、武安至偏店等日军的主要补给线，不断路毁车翻，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派重兵掩护运输。第三八五旅1个排配合民兵40余人在辽县苏亭伏击敌辎重部队，利用地雷、滚石等毙伤日伪军140余人，本方仅伤、亡各1人。新编第一旅副旅长黄新友率突击营乘虚袭入长治飞机场，烧飞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两座。

第三八五旅一部攻克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

日军后方屡遭袭击，在根据地腹地“清剿”又受到小部队和游击集团、民兵的不断打击，加上根据地空舍清野，粮、弹等难以补充，不得不于6月9日匆匆结束太北“扫荡”。但大部分日军集结到邯长路沿线及清漳河两岸地区，准备继续“扫荡”太南区。

6月7日，据侦察报告，日军已在涉县、黎城、潞城调齐了人马，补充粮弹，即将出动南犯。南面林县日军也作好了配合的准备。

刘伯承命令第三八五旅和新编第一旅主力进到邯长路附近，在日军“扫荡”开始后迅速转到外线，袭击日军侧后，掩护师指挥所和直属队转移。指定第三八五旅分派两个有力支队在黎城、涉县间和潞城、微子间破袭，另以一部控制桂花西北山地；新编第一旅主力则在黎潞段东侧活动，与第三八五旅相互策应。

6月8日，刘伯承跟李达、蔡树藩研究部署了反“扫荡”的各项工作。

根据机关战斗化的要求，决定师指挥所与直属队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组织精干，主要担负指挥任务。后梯队加强警卫力量，保证安全转移。前梯队由刘伯承、李达率领，后梯队由蔡树藩率领。

刘伯承强调指出，根据太岳和太北的经验，日军这次夏季“扫荡”有一个新的特点，各路部队在前进中尚未构成合击圈之前，即在我们可能转移的要路上，留置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残置封锁队。这些残置封锁队，或附以无线电台，或附以军鸽，随时可向指挥部提供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我们的部队压进合击圈内，它是要起那种吓鱼入网的响子作用。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特别的警惕。

李达立即让参谋起草成指示下达各部队。

这时候，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怀胎多月，即将生第三个孩子了。前面的儿子“太行”和女儿“华北”，也都是在抗日战地出生的。汪荣华是师供给处的党支部书记，这次须随后梯队行动。行前，刘伯承跟妻子握别，并递给她五元边币，怀着歉疚说：“这是我这个月的津贴，你产后设法买点吃的。

我要指挥作战，无法照顾你。”①

9日晨，日军开始了大“扫荡”的行动。在涉县至黎城五六十里的正面上，万余日军组成20余路的梳蓖队形，步步向南推进。日军满以为使用这么密集的兵力，一定可以捕捉住第一二九师的指挥机关。

第一二九师前、后梯队驻在涉县以南的黄贝坪一带按兵不动。刘伯承认为过早行动反而会暴露目标；这里离邯长路仅30里，日军一般意想不到第一二九师指挥部竞敢呆在它的眼皮底下。为了转移日军的注意力和牵制他们的行动，刘伯承命令第三八五旅加强对邯长路的袭击，特别要注意消灭公路附近的残置封锁队。随时准备掩护指挥机关突围。

中午，北面一路日军进到了黄贝坪以西20里处的宋家庄，担任警戒的新编第一旅第一团一部进行阻击。激烈的枪炮声传到了师指挥所，人们不由得紧张起来。这时，侦察员前来报告：西面敌人正沿黄王曲、安乐村向石城急进。

下午1时，刘伯承下令转移。前进的方向是经黄岩西、杨家庄，从响堂铺以东的神头村一带穿过邯长路，尔后进入佛堂沟山地。前、后两个梯队拉开距离，静肃地往北疾行。队伍避开大道，专走偏僻的小路。山路崎岖，刘伯承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李达和参谋、警卫员紧紧围在他的前后。新编第一旅政委唐天际带着第一团第二营担任警卫。

黄昏时分，前、后梯队先后到达杨家庄西南大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庄。村庄里空无一人。人们不停地走了半天，个个感到又饥又渴。但找遍了村子周①黄镇：《痛失良师》，载1986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围，也没发现可喝的水。有人跑到村头的一个凹坑边舀脏水喝。

刘伯承见了，急忙大声阻止：“不要喝，不要喝，这样会拉肚子的，里面有细菌”。他边说边取出一条毛巾，走到水坑边，招呼大家：“来，用毛巾过滤一下再喝。”于是，人们都取出毛巾当过滤器，慢慢地滤着脏水喝。

几个战士从老乡屋里找出了一瓦罐酸菜水。跟随刘伯承的警卫员想把瓦罐端过来，好让刘伯承先喝上一口。刘伯承制止说：“战士们最辛苦，最需要水，我们还是先忍一忍吧。”

战士们走过来，从瓦罐里倒出一杯酸菜水，请刘伯承喝。“我不能喝，这水是你们找到的，应该由你们大家喝。”刘伯承婉言谢绝。战士们坚持要他先喝。他接过杯子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杯子交还给战士，说：“谢谢你们，你们快分着喝吧，先润润口，等走出合击圈，就有水了。”

入夜，部队继续转移。刘伯承对李达交代说：“鬼子搜山的队形很密，一旦遭遇，他们马上会进行向心合击，那我们的处境将万分危险。现在千万不能让鬼子发现我们的行踪。夜间行军不易观察，你要多派侦察员出去，一边直接侦察，一边与沿途的秘蜜情报通信所联络，随时掌握确实情报，免得陷入被动。”李达遵命作了布置。

为了缩小行军目标，刘伯承令前、后梯队加大距离。一连翻过了几道山梁，估计快接近杨家庄附近的大路了。忽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前面杨家庄已被敌人占领。一股敌人正沿着大路向南搜索。”刘伯承忙令队伍折向西行。走了一会，左前方山上火光闪亮，隐约传来人叫马嘶声。一连绕了几个弯，却与后梯队失去了联系。

刘伯承让前梯队暂时休息，他和李达、唐天际等登上一个山头，向四周观察。刚才见到火光的地方是左侧约3里以外的王家庄。王家庄往西往北，到处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火光。再往东北方看去，杨家庄、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村，连绵的大山间灯火闪烁、高低明灭。刘伯承迅速作出判断：敌人已从东、西、北3面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企图把第一二九师指挥机关合围在黄花、石城地区。按原计划循杨家庄、北水出神头的路线已走不通了。好在预先已在西面作了布置，下一步可以利用陈锡联的掩护，从黎城、东阳关之间突出去。想到这里，他转身问唐天际：“你们常在这一带活动，地形熟悉，你说说，改往响堂铺以西突围走哪条道好？”

“师长，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就到了宋家庄的北山，再向北翻过香炉峧，往西直插石盆凹，一过郴长路就是东、西黄须，离三八五旅控制的上、下桂花很近。这条路是牧羊人走出来的，不少地段很险要，不过安全有保障，就怕后面后梯队这么一大摊子过不去。”

“是啊，这是个问题。虽然经过了精简，但直属队仍有好几百号人，行起军来一长串，真象是背着电灯泡子赶场，怕挤怕撞啊！”刘伯承颇有感触地说。

“转移的方向就这么定了。难走一点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安全、保险。

从前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

我想，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凡是羊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刘伯承断然下了决心。

为了联络上后梯队，刘伯承坚持在原地等候。李达怕耽误过久危及刘伯承及指挥所的安全，便对新编第一旅第二团参谋长陈皓说：“你叫部队集合，做好战斗准备，上好刺刀，准备用排子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保护师长和指挥所突出去！”

“不要贸然疲劳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准打枪！”刘伯承予以阻止。

“那我们快走吧，还有三四个钟头大就要亮了。”李达十分焦急。

“一定要等后梯队上来，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刘伯承的口气不容商量。

李达十分理解刘伯承的心情，他要为党的事业和根据地人民负责，要为后梯队700多人的生命负责。他再次请求：“师长，请你率领前梯队先走，我带一个排回去找后梯队。”“太危险了，找不到怎么办？”刘伯承不忍心让自己的助手去冒险。

“不能再耽搁了，部队需要你指挥。我会尽一切努力找到后梯队的，万一找不到就钻山沟打游击。”李达恳切地说。刘伯承紧紧握住李达的手，动情地说：“好，你去吧，千万要小心！”

李达走后，刘伯承率领师指挥所走向西北方的大岭。农历4月末没有月亮，周围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一踏上那条牧羊道，果然十分难走。人们手脚并用，或抓住树枝向上攀援，或斜着身子往下蹬滑。牲口经过前拉后拽才肯朝前移动。

刘伯承拄着根树棍，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行进着。一连几天的劳累，加上紧张，他的脑伤又犯了，头皮发胀，右边太阳穴阵阵作痛。他竭力稳住脚步，不让周围的人察觉出来。

过了一段几乎是直上直下的陡坡，路变得较为平坦些了，人们觉得缓了口气。蓦地，只听得“咕——咯！”一声，一个沉重的物体坠下了山崖。黑暗中有人报告：“师长的大黑骡子掉下去了。”大黑骡子驮的马搭子里，装着刘伯承的行李和书籍文件，其中有他的《合同战术》译稿，那是苏军系统论述诸兵种和空军各自的战斗性能及其协同动作的一部军事学术著作，是刘伯承着眼于人民军队未来战术的发展而在战斗间隙中精心翻译出来的。陈皓立即派侦察班班长带两名战士下山寻找。

队伍走了半夜，拂晓时抵达香炉峧。这里已远离敌人的合围中心。刘伯承让部队原地休息。一夜奔波，人们疲劳已极，许多人一进房子就倒头睡着了。刘伯承顾不上睡觉，刚坐定，马上命令电台与第三八五旅联络。

接着又问陈皓：“侦察派出去了没有？”

“派出去了。据找民兵了解，周围15里以内没有敌人。”

“敌情要切实搞清楚，警戒要放远一点。在胜利的时候更要防止麻痹，在疲劳的时候尤其应加倍警惕。长征中有些部队常常强调战士疲劳而忽视了侦察警戒，结果屡遭敌人袭击。抗战以来我们师受袭的教训也不少。今晚指挥所驻地不要放在公路附近。”

“好，我立即就去布置。”

“你告诉唐政委，把二营派出去，到宋家庄一带去找后梯队和李参谋长，要想尽办法完成任务。”

“是”。陈皓答应着照办去了。

这时，参谋前来报告：跟第三八五旅的电台联络上了，陈锡联回电说，已按照师长昨天的指示，控制了黎城至东阳关之间的公路和上、下桂花的山地，保证指挥所安全通过。

刘伯承看过电报后签了字，说：“再给陈锡联发个报，告诉他后梯队和李参谋长可能在宋家庄、王家庄一带，令他注意联络，并以一部侧击响堂铺、神头，进行策应。”

早饭过后，侦察班班长和两名战士赶回来了，他们找回了刘伯承的全部行李和书籍文件，刘伯承挨个握着三位战士的手，连声称赞说：“好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黄昏，刘伯承率师前梯队从枣畔村越过邯长公路，到达东黄须。历时1昼夜，行程50里的难险突围胜利结束了。为了更加安全起见，队伍连夜赶到北社村。疲劳的人们很快进入了梦乡。刘伯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心里总惦念着后梯队和李达等人的安危：“后梯队会不会遭到损失呢？李达和二营找到他们了吗？”作为晋冀豫根据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他无时不为第一二九师直属队、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几百号人的生命担心。因为这里面几乎包括了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部精华埃一连两天，后梯队毫无消息。刘伯承寝食不安。13日晨，第二八五旅来电报告，李达、蔡树藩率后梯队安全转到了响堂铺以南山地。当天下午，后梯队到达北社。杨秀峰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感动他说：“感谢师长派人来接应我们，见到你，心里才踏实了。”

至此，刘伯承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脑部的伤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

李达、蔡树藩向刘伯承简要地汇报了后梯队与前梯队失散及脱险的经过。原来9日夜间，在杨家庄东南的大路边，后梯队被日军的一股搜索队挡住了去路，不得己回缩到山沟里，再出来时已找不到前梯队了。队伍转了两天，一直未能跳出日军的合围圈。为了缩小目标，队伍不得不分散行动。12日夜，在李达的统一指挥下，后梯队才安全转移出来。

6月9日开始的第三阶段反“扫荡”，至20日胜利结束。

6月16日，“扫荡”太南的日军转向陵川、辉县、林县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第四期“扫荡”。刘伯承令新编第一旅及太行军区第四、五分区策应友军作战。国民党第二十七、四十军和新编第五军，由于缺乏反“扫荡”准备和不善进行游击战争，损失惨重。7月8日，日军收兵回营。1942年太行、太岳等区的夏季反“扫荡”终于全部结束。

冀南平原同样经历了残酷激烈的反“扫荡”斗争。1942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向冀南军区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敌分割、封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广泛分遣部队，结合民众，在敌前后左右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和强化群众反掠夺、反压迫的斗争，并贯彻以政治斗争为主，以军事斗争为骨干的方针，以适应严重斗争的需要。冀南军区按照这个指示，将新编第四、七、八旅和6个军分区的基干团大部分分遣，组成班、排为单位的小部队深入日军占领的格子网内，辗转游击，打击日军。

4月29日，敌人纠集万余人突然“扫荡”冀南第四分区和第六分区。冀南军区直属队、区党委、行署机关、分区机关等，在战斗部队的掩护下奋勇突围，大部跳出包围圈，一部被冲散，受到了损失。

6月11日，日军又调集1.2万余人，对枣（强）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冀南区军政领导机关经过精兵简政，组织较前精干，侦察、情报工作得到加强，及时发现和掌握日军动向。安全转移，日军的合围扑了空。

8月间，刘伯承写出了《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系统地分析了日军”扫荡”所实施的压缩合击、抉剔“扫荡”、分道撤退等三个步骤的不同特点和战术，总结了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一系列作战原则，主要包括基干军队和腹地游击集团的行动方针；用兵的分遣和集结及运用；始终注意抓住敌人的弱点，变被动为主动等问题。此外，还分别讲述了反“扫荡”作战要旨、战斗活动、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组织和指挥、统率机关与集体资材的转移、情报与侦察、通信联络等问题。这个浸透着刘伯承心血，对反“扫荡”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总结，曾被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位领导人誉为“太行山的‘论持久战’”。

正当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五十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

为此，第一二九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1人，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

迎接他们的参谋首先说：“首长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他早就在等候你们了，现在你们来晚了！”他们一迈进办公室，立正敬礼，然后抱歉地说：“师长！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站起来，以长者风度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好了，你们要向我采访些什么呢？谈吧！”

“请首长谈一下自己简略的经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

“算了！算了！”刘伯承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你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略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

两个来访者，被这一瓢冷水泼愣怔了。犹豫一刹，然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五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刘伯承再次加以拒绝。

来访者奈何不得，只好去请邓小平政委来劝说。

“师长，我着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略历，咋个祝寿嘛。

再说，这也是工作。”邓小平简短他说了几句，朝一言不发的刘伯承看了一眼，转身走了。

刘伯承坐下来，沉默片刻说：

“要说这也是工作，我是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的。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工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人，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然产生了。1912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戌，距今整整30年了。我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队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他停下来，眉头缓缓聚拢，然后舒展开来，把30年的战斗经历，尽力浓缩，扼要他讲了一番。最后颇有感慨地说：“我深切地感觉到：象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总起来说一句话，我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没有改造好，没有为党为人民作什么工作，愿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作个好党员。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啰！”①①柯岗；《刘帅印象记》，《刘伯承回忆录》（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49页。

1942年12月16日，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第一二九师宾客如云，函电似雪。除本师各部队、晋冀豫各军区及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外，总部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庆祝大会，发表了热情的祝词。他们大力赞扬抗战五年以来，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深入敌后的辉煌战绩。号召全师指战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两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的新闻。第一二九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略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还发表了邓小平、蔡树藩等许多领导干部的祝词和诗文。

邓小平的贺文说：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怕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那个固执己见，那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认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淫烧杀的恶行，必愤慨于颜色；听到敌人抓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考虑保护民食的方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有同志不关心群众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驻村外面的道路被水冲坏，行人把麦田变成了道路，他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麦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仅率领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流血战斗中，来保护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

他和同志的谈话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错了一个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万千。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倦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们向下层、向群众学习。他自己就是这样作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

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

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刘师长五十寿辰》一文，文中写道：“??护国、护法两役，伯承同志虽然尚为青年军人，但已以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成为川中名将。在此复杂激烈的战斗中，表现出他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意志，坚持不懈。??十年苏维埃运动中，伯承同志曾任军委参谋长、红大校长，襄助党中央及军委擘画军事，培植干部。在红军万里长征中，伯承同志指挥五军团，有时任先遣，有时作殿后，所负任务，无不完成，尤以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诸役为著，更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奇才。??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材??”朱德还挥笔题诗，表达他对刘伯承抗战功绩的高度赞扬：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山河任仔肩。

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也从延安发来祝寿诗两首：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

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

林伯渠、吴玉章两位老革命家共同致电祝贺：伯承同志，你率数十万健儿，在敌后坚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胜，维护亿兆人民，撑住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寿辰，特致如下祝词：敌后苦撑持，百战英名惊日寇：太行齐庆祝，万家生佛拜将军。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遥寄《祝刘伯承将军五十寿辰》的贺诗：将军老益壮，戎马三十年。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斗争更坚决，冬青耐岁寒。

君在黄河北，我在淮泗南。

军前专征伐，敌后拯黎元。

举杯祝远道，康强慎食眠。

这一天，还有杨尚昆、陆定一、张际春等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热诚祝贺的诗文，朝庆祝大会飞来。在祝寿大会上，刘伯承将军走上讲台，向大家深深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象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力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已经到万家灯火的时分。台下黑压压的军民，忽然异口同声唱起了歌：“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歌声越唱越响亮，汇同千山万谷的回声扩散到四方。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反共高潮，形成日伪顽两面夹击的严峻局势。与此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无情地袭来。从1941年秋天起，太行、太岳、冀南各区旱涝交替，蝗灾猖獗，不少地区还流行霍乱、疟疾等疫病，造成根据地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和人口锐减。

面对一系列严重困难，刘伯承并没有退缩，他跟邓小平一道，根据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北方局的指示，依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通过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逐步渡过了难关。

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遇到较大困难时，于1941年12月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心点在充分估量根据地对抗日军队和政府的负担能力，坚决防止和纠正民力过快消耗，人民负担过重的倾向，以使根据地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

晋冀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首先是从思想发动开始的。1942年1月7日，第一二九师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师直属队、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的干部参加。刘伯承到会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他首先阐述了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我们准备反攻的最好时机，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敌后长期的游击战争，开展敌占区工作，争取瓦解敌伪军，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另一方面，我们要实行“精兵主义”。

提高部队质量，积极准备反攻。接着又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实行整编，紧缩领导机关，充实战斗连队。老弱战士与荣誉军人，应慎重地、适当地安置到地方。实行部队抽训和轮训制度，工农干部多学习，知识干部多实习。抽调强有力的部队干部参加民兵工作，参加游击队，加强人民武装。体念人民疾苦，加紧生产节约，与贪污浪费展开无情的斗争。要发扬我们党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渡过接近胜利的两年。

动员会后，师直属队组织排以上干部进行讨论，着重找出过去在组织机构上、工作上及领导作风上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精兵简政的意义和作用，研究具体落实措施。

直属队的讨论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大胆揭露矛盾，提出改进办法，一些干部发言，谈到百团大战后正规军发展过猛、地方武装大量升级，影响了游击战争的正常开展和群众保卫家乡的热情。刘伯承插话：”这个意见提得好。正规军没有地方武装、人民武装配合，等于是‘裸体跳舞’”。干部中也有认识模糊的，特别是那些年大体弱者担心被裁掉，认为当兵吃粮自古皆然，何况八路军打鬼子还不是为了老百姓？刘伯承耐心地引导大家算了一笔帐：太行区的负担人口共150万，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脱产人员不超过负担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二政一）的比例，应负担3万军队、1.5万地方干部，而实际上全区军队现有4万、地方干部2万多。

通过简单的计算，他因势利导他说：“大家可以明显看出，太行区脱产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大大超出了民力负担的正常比例。太行区本来是贫瘠之地，眼下又逢灾荒年头，老百姓确实太苦了，我们能坐视不顾吗？”

然后，他进一步分析：“脱产人员，又以上层机关为多，本师机关和直属队达2600余人，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达540余人，而下级机关和基层连队则严重缺额。”他继续开导大家：“这种状况，不但是‘鱼大水携，而且成了‘头重脚轻’，再不加以改变，那就必然象中央指示指出的那样：‘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你们说，我们能让这样的危机出现吗？”

“不能！”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讨论中，邓小平也反复对于部们讲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讨论结束时，刘伯承作了总结。他说：“我们这次精兵，是体念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积极提高干部质量，而决非消极的裁员。这次精兵简政，要依靠群众，爱惜民力，帮助人民武装的发展。加强学习步骤，适当调剂干部。开展生产节省运动，进行组织上的整理。克服官僚主义，采用科学民主的管理方法。”

精兵简政的组织工作随之顺利开展。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颁发了《一二九帅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同时，指示司令部下达了新的编制表。命令规定，要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与重叠机构，充实战斗连队；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及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新战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长期学习，使其锻炼成有真才实学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

新编制表中，特地提出了精简整编的主要原则：一、调整编制减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认真充实战斗连队，旅以上直属队与战斗部队的比例应为一比七，团直属队与战斗人员为一比五；二、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装与各级武委会，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三、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为了加强对精兵简政工作的领导，刘伯承、邓小平指示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按级成立了整编委员会。各级整编委员会普遍展开了自上而下的思想动员，印发教材，召开座谈会和开展个别谈话，帮助干部战士解开思想疙瘩，教育他们认清精兵简政对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争取胜利的意义。

从1月至5月，第一二九师进行了第一期精简，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的精简整编工作就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在充实基层方面，按照编制表，正规军的每个班达到了9人以上，每连编9个班。员额由原来的50余人增加到100余人。凡够4个连的编为丙种团，够6个连的编为两营制的乙种团，够9个连的编为3营制的甲种团。第一二九师在太行、太岳两区的部队，共编成4个甲种团、7个乙种团、11个丙种团。保留了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决死第一旅的番号。在充实人员的同时，还统一调配了武器。各战斗单位的枪支口径较前统一，自动火器也较前集中。

在精简机关方面，除抽出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入战斗连队外，还采取了编并的办法。师直从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太行各分区和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共减少156个伙食单位。

5月以后，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北方局的统一部署，领导第一二九师进行了第二期精简。重点是进一步整编机关，改变机关庞大不适应频繁转战的状况。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作战与训练、侦察与情报、宣传与教育、统战与群众，纷纷合二为一。这样，一改过去领导机关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缛的情形，使组织十分精干，行动更加灵便。

冀南军区处在平原斗争的特殊环境，精简工作略与山区不同。根据平原游击战争不便于大部队集中行动，而适合于小部队分散、灵活地机动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冀南军区在精简整编中，应坚持野战兵团地方化的方针。

在整编中，妥善处理了编余人员，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将来发展的需要。

太行、冀南两区共调出干部2000余名，一部分派到地方武装和区级以上武委会中，一部分送延安、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同时将660多名年老体弱的干部交地方政府安置。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共安排了6000余名战士退伍，家在根据地的即回原籍，不在根据地的则介绍到地方安家落户。转业和退伍军人一般都转到民兵、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组织，发挥作战和训练的骨干作用。

军队的精兵带动了地方简政。晋冀鲁豫区党委、边区政府根据民力负担对政府脱产人民的限额，规定了简政方案。精简中，贯彻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干部；多减事务人员，加强区对村的领导等原则。

对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进行了调整或合并，减少了机关，精干了人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仅太行区在8月以前，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百分之十八，节省经费百分之三十八。

晋冀鲁豫根据地和第一二九师系统的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普遍而彻底，取得了显著成效。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称赞晋冀鲁豫边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在精兵简政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与边区政府负责人一起，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为打破日伪顽的经济封锁，克服解放区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而倡导的一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迅速发展生产的运动。1942年底毛泽东发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是解放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根据地，由于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生产运动是与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结合进行的。

太行、太岳区山地起伏，水源奇缺，历来易闹旱灾，但象1942年和1943年那样持续两年的大旱，是多年所仅见的。

当1942年春旱情刚露头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就十分重视进行抗灾救灾，指示师部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部队生产的规定，立即下达执行。

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一、旅、军分区设指导和帮助春耕的组织，团设领导助耕的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为助耕小组，要做到不荒一亩地；二、切实帮助群众警戒，解决牲口、农具等问题；三、春耕期间停止群众支差，严禁强迫租地、强借农具、欠租不还等现象。

此外，规定还要求助耕部队必须做到：一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严守群众纪律：二不遗失损坏农具；三要创造助耕英雄；四要随时对群众宣传。

规定并下达了部队各级的生产指标：旅以上每人当年生产达到120元，团以下每人60元。

规定发布后，部队各级成立起助耕组织，组织指战员帮助群众抗旱春耕。

为了不违农时，师直属队在李达参谋长的带领下，突击运肥送粪、构筑漳河堤坝和平整河滩地。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不顾一臂残疾，坚持参加锄地。在他的带动下，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个个奋勇当先，百十号人一星期就整修好河滩地50多亩。春耕结束，第一二九师机关和直属队跟群众一起整修了1000多亩河滩地，修筑了用工1.9万多个的堤坝。

进入1943年，太行、太岳、冀南3个地区旱情更加严重，自春至夏未下过一场透雨，田地干得寸草不生。

刘伯承、邓小平以更大的精力率领部队帮助群众生产渡荒。4月1日，他们令政治部发出“关于帮助群众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与民同命，战胜灾荒”。他们率先垂范，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包片开垦荒地。在驻地赤岸村旁的清漳河畔乱石滩上，移石填土，围堰打埂，浇水点种，硬是造出了一块5亩多的田地，并及时种上了玉米和蔬菜。

刘伯承、邓小平带头垦荒的模范行动传到各部队，指战员们群起响应。

他们纷纷奔向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耕作。春夏两季，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耕地、锄地、收割庄稼达2.9万多亩，其他出工5万多个。冀南军区部队在耕牛大批被敌人抢掠、民间畜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用人力拉犁耕地，帮助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

秋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工程中，以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的抗灾和夺丰收的能力，争取经济和财政的全面好转，为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矗冀南军区部队协助群众堵筑河流缺口，培修残堤险岸，修复和开挖新旧河道，总长达934里，打井1万余眼。太岳军区仅第二军分区部队就帮助群众开渠40里，浇地4000亩。太行军区部队帮助群众修筑成了漳河三渠，共长37里，可灌溉土地9800余亩。

这漳河三渠，在上年冬就开始修筑了，太行区政府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灾民进行施工。其中位于赤岸村附近的“漳南大渠”，直接凝聚着刘伯承、邓小平的心血。修渠方案，是他们会同有关人员，利用工作之余熬夜赶订出来的。随后，他们又会同地方政府，召开各种会议，研究确定了施工方案和经费问题。为了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他们派人从石匠之乡——河南林县请来几十名打石好手。还派人从敌占区购来一台测量仪器，指定师政治部两名懂行的干部用它专司测量。开工那天，刘伯承、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工地。邓小平对民工们当场宣布：“为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由部队发3斤小米。”这大大鼓舞了民工的劳动热情。刘伯承、邓小平拿起工具，加入了抬石头、垒石堰的行列。以后，他俩常常深入施工现场，边参加劳动，边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全长27里，途经8个村庄的“漳南大渠”修成后，清清的渠水流向田间，淌入村头。老百姓饮水不忘开渠人，满怀感激地称它为“将军渠”，以永久纪念刘伯承、邓小平的功绩。

漳南大渠的修建，启发和推动了晋冀豫根据地军民治水抗灾的积极性，把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的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太行、太岳、冀南迅速掀起了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热潮。到1943年夏秋，抓住雨水充沛和根据地军事斗争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军民共同奋战，水利工程的规模更大，质量更好，许多设施并已初见成效。这有力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生产渡荒和对敌斗争的信心，成为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转机。

一灾刚平，一灾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继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刘伯承、邓小平又指挥部队投入了虫口夺粮的战斗。各级指战员配合地方政府和群众，群策群力，采用多种办法灭蝗，有的组织剿蝗队，集中人力对蝗虫进行分割包围，捕捉扑杀，且多利用早晨露重蝗虫飞进不易的有利时机出动。

有的黑夜大张灯火，下设水缸水盆，引诱蝗虫飞扑灯火，落水而亡。有的在荒芜的田野里放置干柴禾，吸引蝗虫钻入避寒，然后火烧。更有的挖掘虫卵，断绝蝗虫的生长繁衍。军民协力灭蝗，捷报频传。一次军民出动3000余人捕杀蝗虫8.4万余斤。另一次一夜火攻，烧死蝗虫无数，仅落到纵横十几里长的“封锁沟”里的虫尸，竟达7寸厚。挖卵灭种的工作也大见成效。边区政府因势利导，发布了挖1斤虫卵换1斤小米的奖励措施，动员了千家万户，老老少少一齐上阵灭蝗。

除了发展生产外，节约也是根据地党政军民抗灾救灾、渡过难关的一项重要措施。刘伯承身体力行，带头紧缩开支和节约粮食，掀起和推动了第一二九师上下的节约运动。

从1943年7月起，刘伯承、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要求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粮食方面，基干军队由每日1斤半小米逐步减为1斤，地方武装由1斤1两减为15两（16两制），机关由1斤减为13两。普遍以野菜代粮，一日三餐以稀为主。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人每月1元5角到5元的津贴费，每个连队每月近百元的办公费，从10月开始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

刘伯承坚持在师司令部机关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赛砖头”。这是一种用红高梁或豆面加野菜、树叶，混合后蒸成的菜馍馍。因其坚硬难咬，有人戏称它为“赛砖头”。刘伯承年过半百，身有多处创伤，又要为作战、工作日夜操劳，加上营养不足，脸颊日见消瘦。李达怕这样下去，会把他拖垮，就劝他：“你是一师之长，要是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事业，你应该吃点好的，加强点营养，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

刘伯承摇了摇头，诚挚地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种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

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不知道换了几次。天晓得，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回到上海，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后来到了苏区，那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菜馍馍，就蛮不错了嘛。我们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①为了尽可能节约开支，日用品的消耗降到了最低限度。灯油比以前节省了三分之二。司令部有位参谋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刘伯承听了大为赞赏，指示宣扬、推广。他惜纸如金，笔记本仍沿用内战时期存下来的那种黑皮本，封皮是软的，纸张黑而粗糙，他已用到第5本了。文电用稿，他提倡一纸四用，即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连信封也是就地取材，用旧报纸糊，或用旧信封反过来再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师上下养成了节约的风气。

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晋冀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战略反攻和夺取抗日战争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2页。

的最后胜利。

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密不可分的两大环节。

晋冀豫根据地开展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的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也把对敌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从1943年起，根据地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

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全面、深入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小部队向敌后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了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

晋冀豫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发展的过程。

早在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高干会上。刘伯承作《党军建设报告》，就明确提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这就是说，针对异族侵略军的重兵“扫荡”，再不能光用敌进我退的老方针了，应改变为与敌对进，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的合围。这也是他1934年提出的用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打破敌人“围剿”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1940年12月，他主持编写《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又专门列出了“敌进我进”一项，并作了具体的说明：“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

1942年3月，刘伯承总结了二月反“扫荡”的经验，再次提出要执行敌进我进方针，指出：必须派遣武装工作队、武装便衣队，不断浸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一方面则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盯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是把敌进我进方针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包括了政治、军事等全面对敌斗争的内容，对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了这一创见，并指示华北的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也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武工队工作。

方针既定，刘伯承、邓小平毫不松懈地抓好武工队的组织工作。他们拟定了关于武工队的组织及任务，作为组建和派遣武工队、小部队的依据。他们采取办集训队的办法，训练出一批批骨干，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集训队成员，是从各部队挑选的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并加上太行抗大六分校的毕业学员。集训队按工作区域划分成若干组。训练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敌情和各阶层的民情，明确敌后工作的任务与原则，熟悉相应的战术，并通过必要的演习加以熟练，制订出行动计划。

参加集训的干部大多数对开展武工队工作是积极热情的，他们在第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的具体指导下，认真进行着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学习和训练。但部分人员认识上有偏差，有的担心光凭几支武工队在敌占区闹不出大名堂，况且孤悬敌后，处境险恶。有的认为在武工队里限制束缚太多，群众条件和后勤供给差，不如在正规军和根据地里干得痛快。刘伯承、邓小平多次来到集训队跟大家讲形势，讲武工队的作用和意义，讲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战术，帮助大家端正态度，提高信心，消除一些疑虑。

3月里的一天，刘伯承由赤岸村出发，专程赶到虎头山下的集训队，布置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集训队负责人向他简要汇报了集训情况，接着请他作指示。他开门见山地宣布：“你们要我来讲一讲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问题，今天我就来讲几条原则，点点题，文章还是要靠你们去做。搞武工队是件新鲜事，经验要等你们去创造。”

“干武工队和干别的工作一样，必须明确工作任务、组织要求和工作方法，当然，我还要着重讲一讲战术。”

按着自己的思路，他有条不紊地讲起来：“武工队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或兼侦察，任务不可过重，距离不可过远，最多走出去一昼两夜的路程，在敌占区不要久留，次日晚间至少应回到敌我相持的游击区，必要时秘密通知就近游击队接应。这是为了求得初次出动的胜利，以便提高信心。”

“武工队的组织、派遣由军分区负责。人员依需要可多可少，少者十几，多则几十。因为是深入敌占区独立活动，环境困难，所以领导要配强。队里的指挥、政治干部都是要政治坚强、大胆机敏而有威信者。这一点关系活动成效很大。你们分派下去后要听从分区首长的安排，但要协助分区首长组织出动前的训练，就象我们这里做的一样。”他是属于那种讲究语言艺术、重视表达效果的人，声音本来就清脆响亮，再加上抑扬缓急，节奏控制有度，巧妙地弥补了川音难懂的缺陷。

“武工队要突出政治进攻，应以政策和革命的两面策略；运用宣传与组织的方法，察明敌人欺骗、配给与压制的情形，尤其是秘密爪牙的分布。并乘机进行集会，团结群众，而本身特别应严格遵守纪律。敌占区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必要的配合，但两者必须严格分开，以免暴露力量，遭到破坏，这点要十分注意。

他具体地阐述了武工队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政治内容。

“武工队的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任务的需要与否来决定，不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战术一般采用避实击虚的奔袭动作，使得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捕捉。在突然与敌人遭遇时，小敌可捕捉击杀，大敌则避开。当敌人来合击时，以麻雀战分遣撤退，但预先应确定第一、第二集合场，便于收拢部队。行动应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谣言，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行军不重复一路，宿营、休息不久停一地，即使暂时停止也应在四通八达之处，一切使敌人不意。放警戒不宜过远，以免过早暴露。全部活动必须严守秘密，不露动向，依靠居民作潜伏地探，通信也极应秘密，不落痕迹。对敌人要特别注意捕击它的侦察与通信机关，使它耳目手足麻痹失知，摸不着我方规律，而利于我方抓住它的弱点进行袭击和合击。”

他详尽地讲解了武工队应该采用的各种战术。

看着学员们兴奋活跃的面孔，刘伯承满意地笑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集中注意力。接着发问：“听说你们有人看不起武工队，怪话连篇，说什么‘一条长虫两个蛋，敌人窝里难动弹’，有这么回事吗？”①会场里立即响起一片哄笑声。

“别小看这一条枪两个手榴弹，发挥得好威力可大了。武工队深入敌后独立活动，任务艰巨、困难，危险在所难免。但它的作用和意义十分巨大，① 1980年1l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是扼制敌人向根据地“扫荡”、蚕食的战略性行动。武工队斗争内容复杂，包括政治、军事斗争。形式多样，有隐蔽斗争，也有公开合法斗争。既要使自己站住脚，又要打击敌人，配合根据地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把你们这些骨干拿出来，去挑这副重担。我们还想了办法，在目前经济极困难的情况下给你们提高待遇，每人加发5元钱、一套军装、一套便衣。为便于你们独立行动，特地规定武工队对一些重大问题可以先斩后奏。当然你们应谨慎行事，不能乱来。”①一番话把大家的情绪更高地鼓了起来。刘伯承最后鼓励大家：“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希望你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际斗争闯出新经验、做出新成绩，成为带动我师和各军区武工队工作的先驱者！”

刘伯承、邓小平还分别情况对一些重点地区的武工队工作做了具体指导。太行第二军分区，楔入正太、同蒲、白晋3条铁路交通线之间，从北面屏障着整个根据地，被称为“太北的门户”，首当其冲地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敌人反复用重兵“扫荡”，以政治结合军事、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手段进行蚕食。到1942年初，全分区纵横9个县境被割裂成互不相连的条、块，完全变成了“格子网”，成为太行根据地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地区。武工队方针刚一确定，刘伯承、邓小平就把第二分区的领导成员召到赤岸。邓小平说：“党中央、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局势即将到来，我们要争取两三年内打败日寇。目前是接近着胜利，但又极端困难，这叫‘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为当前暂时的严重形势所左右。”②“对！”刘伯承接着补充。“认清了形势与前途，才能有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办法。敌人不是向我们根据地前进吗？不怕！我们也要向敌人前进。

要轻装，放下包袱，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组织起许多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繁殖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这样，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而且能够扩大我们的阵地。”

武工队很快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仅仅几个月时间，太行、太岳、冀南3区就派出42支武工队，约1400余人。武工队象一支支利箭，飞插到根据地的“格子网”或边沿敌占区内。为了加强武工队的威力和便于掩护，各分区还相应组织了一批武装宣传队、侦察队等小部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这些武工队、小部队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争，逐步站住了脚跟。

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是在敌占区发动群众的关键。武工队通过建立村、户联络，贴标语，散传单，召开小型群众会等，唤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有了活动的基矗但敌人随即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通过伪保甲系统，向群众发出威胁：“谁家墙上有八路军的传单标语，就烧谁家的房子”，“谁参加八路军召开的会，听八路军的宣传，一次割耳，二次断腿，三次杀头”。于是，群众恐慌起来，有意躲避武工队。武工队遵照刘伯承、邓小平关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指示，一方面继续向群众作宣传，揭露敌人割裂八路军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阴谋；一方面改换斗争策略，想方设法免使群① 1980年11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② 1980年11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众受害。标语不再贴到老百姓的墙上，而专贴到伪政权机关的屋墙上，或是日军的布告栏里以及庙墙、大树、电杆等上面。开会，不把群众召集到一块，而是利用晚间，选择村头高地，通过喇叭筒向村民“广播”。春耕时节，老乡们下地生产，武工队员便深入田间，一边帮助干活，一边做发动工作。日伪组织向群众强迫征壮丁和征粮，武工队就替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或抗或拖；非办不可的，武工队采取半路“伏击”的办法，救出壮丁，抢下粮食，发还群众。武工队又适时集中力量摧毁了日伪军组织的“棒棒队”和“肉电杆”等特务组织，解除群众的痛苦和顾虑。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终于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坚决抗日，而且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救星，因而纷纷自动投入抗日活动，真心诚意地掩护和帮助武工队。武工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如鱼得水，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

一批批游击小队、游击小组相继建立起来了，割电线、通情报、除汉奸，配合武工队打击日伪军，动摇了敌占区的统治基矗瓦解伪政权、伪组织的工作也有了进展。武工队正确执行争取伪军的政策，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用多种方式向伪军、伪组织展开政治进攻，或喊话，或散传单，或上课，宣传抗战快要胜利的形势和唤醒伪军的民族意识。又利用伪军、伪组织成员大多是本地人的特点，发动群众村串村、亲串亲、友串友，深入进行瓦解工作。一些伪军开始跟武工队拉关系，愿做内线，逐步酝酿反正。一些伪组织主动找武工队接头，有的从原来一面应付日军，变为两面应付；有的从两面应付，发展到更多地倾向八路军，有的甚至完全靠拢八路军，为武工队所掌握和利用。

武工队在敌占区纵横出没，大显神威，日军惊呼出现了“心腹之患”，不得不抽出部分兵力加以对付，这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这年夏季太行反”扫荡”中，武工队、小部队领导游击队、游击组乘虚攻击日伪军的后方运输线和据点，并引导和协同跳到外线的主力部队突击日伪军的弱点，直接配合了腹地的反“扫荡”。武乡段村、辽县苏亭、襄垣五阳、潞城黄碾等地成功的伏击、袭击战，长治机场威震敌胆的奔袭战，都包含着武工队、小部队的功绩。

经过半年的实践，刘伯承、邓小平于9月主持制订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明确规定武工队的政治领导由军分区政治部负责。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必须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地方政府应派驻代表。并进一步确定了武工队的任务和行动准则：切实照顾和保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惩治死心蹋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样，以武工队形式贯彻的敌进我进方针，就更加完备、具体了。

晋冀豫根据地不断加强武工队工作，以敌进我进的坚决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力，逐步取得了成效。至1943年上半年，冀南恢复和扩展了10个县，约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太行被日伪军严重蚕食的平汉路西侧广大地区，大都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打开了高平、长子、沁水、沁县等边沿区的工作局面。自10月起改隶第一二九师的冀鲁豫军区，北端形势最严重的第一分区，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在紧靠津浦铁路的敌占区，开辟了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游击根据地。纵观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武工队、小部队恢复和扩展的面积及增加的人口，约占全年恢复扩展和增加总数的五分之三。敌进我进方针取得了战略性的伟大胜利。

7月以后，刘伯承接连写出《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对敌进我进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指出敌进我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这种产生和运用于人民解放斗争的方针，只能为人民军队所独有，而为日本侵略军以及中国其他军队所无法采用。八路军运用敌进我进方针挺进华北敌后，建立起一个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军回兵“扫荡”、蚕食的情况下，八路军义依靠敌进我进方针，分兵深入敌后之敌后，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敌进我进，作为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9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跟彭德怀一起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起开展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矗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伯承与邓小平一起，已经领导开展了晋冀鲁豫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5月到1943年8月，完成了整风第一阶段的任务。他们带领广大干部学习了整顿三风的文件，对照检查了思想、工作和作风方面的问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和斗争。

9月以后，他们将整风运动转入第二个阶段，发动干部对自己的政治立尝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进一步进行检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明确自己改造的方向。在思想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展开坦白运动，审查干部。

延安方面，这时候已经完成了普遍整风的任务，正准备从10月开始组织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刘伯承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需要他来参与总结和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经验。到延安参加整风，刘伯承内心是十分高兴的。多年来，他虽然在戎马倥偬中始终不忘抓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著，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水平，但毕竟受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这种学习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他所领导的晋冀鲁豫区的抗战，已经过了6年有余，各方面的工作也需要认真地做一番总结，以指导今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参加革命近20年，思想、工作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希望和期待，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同样需要进行仔细的清理和总结。再就斗争形势而论，1943年后晋冀鲁豫区的敌情有所缓和，允许他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因此，他愉快地踏上了通往延安的道路。

9月底的一天，刘伯承偕同爱人汪荣华，来到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在这里等候彭德怀一起出发。这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根据地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太行区通向其他根据地的交通线共有两条，除这条西线外，另一条是从安阳经冀鲁豫到山东、华中根据地的南线地下交通线。彭德怀来与刘伯承会合后，担负西线交通任务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象。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

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刘伯承在杨家岭的一间窑洞里住下来。他与中共中央和其他战略区的领导人互相拜访。留守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二九师部队的干部和先期到达延安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也纷纷前来看望他。应酬之余，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和整风文件，领会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从这年冬到次年春，他一面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对党的路线和历史的学习、研究，一面查阅过去的总结、报告，统计必要的数字，着手起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总结，准备在中共中央安排的会议上作报告。

刘伯承身在延安，心系太行。他时时关心着晋冀鲁豫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记挂着战斗在前线的邓小平、李达等战友和部属。每逢前方有人来延安，他总要找他们详细交谈，了解敌我斗争态势和根据地的现状，同时用来充实他报告的内容。1944年2月13日，他找到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听取关于太岳区工作情况的汇报。2月19日，接邓小平来信，信中向他介绍了晋冀鲁豫区的生产以及整个经济的最新发展情况。他高兴地在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从1944年4月起，中共中央在前一阶段组织高级干部深入学习、研究党的路线和历史的基础上，开始按地区或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12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为这次总结和研究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原则，指明了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区抗战近7年来的工作，他把本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从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为第二阶段，百团大战至今为第三阶段。他详细分析了三个阶段中敌、友、己三方的基本状况、基本战略和斗争结果，着重总结了根据地军民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在第一阶段，他指出，第一二九师结合中共晋东南地方组织、抗日组织和人民群众，一方面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了阳明堡、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8战连捷，同时依靠与阎锡山结成的特殊统战关系，以合法方式大力发展抗日组织与工作；一方面及时分遣部队，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晋冀豫根据地。通过这些正确而有效的工作，取得友军信服，尤其是人民的拥护，使共产党、八路军起到了抗日先导的作用。

在第二阶段，他总结为“军民结合，一面是对敌进行十次大的反‘扫荡’与不断的交通斗争，另一面是对反共派进行多样反磨擦。正如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一样，局势十分严重”。但由于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奋斗，打开了虎狼夹击的严重局面，抑平了反共高潮，举行了百团大战，还进行了建军建政建党工作，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第三阶段，他的结论是，坚持执行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着重发展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的正确武装政策和对敌斗争策略；逐次执行了十大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发动了基本群众；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负担。在对敌斗争上，以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保护群众利益，推行革命的两面派政策，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和争取日伪势力，繁殖了敌占区内的游击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通过这些，“将根据地退缩局面转为开展局面，而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也开展起来”。

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在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此外，本着从严要求自己的原则，对减租减息、敌占区工作等方面也作了检讨。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深为与会的部属和其他方面人员所称道，也促进了整风中那种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作风的发扬光大。

1944年5月21日至次年4月20日，分8次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要讨论和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等问题。刘伯承以晋冀鲁豫根据地负责人的身份列席了会议。

在讨论和通过上述“决议”的过程中，刘伯承联系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回顾了党内历次右的和“左”的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畅谈了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开始，特别是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以后，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对于“决议”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鼓舞。他深信，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但抗日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而且人民革命事业也将出现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伯承出席了大会，任晋冀鲁豫区代表团团长。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分别作了政治、军事、统战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解放区的领导人进行大会发言。5月10日，刘伯承作大会发言。他主要讲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发展，其中着量讲的是军事斗争。在斗争阶段划分上，他仍然一分为三，但与4月30日的报告略有不同，把第二、三阶段的分界时间定在1942年5月。

他提出，第一阶段是开辟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巩固、退缩时期，第三阶段是重新发展时期。在第一阶段，打法上是配合友军作战，打击敌人的侧背，并且就势转到敌后去，繁殖游击战争。在第二阶段，反“扫荡”是以部分兵力坚持内线，主力转到外线，打击敌人的侧翼并切断补给线；反蚕食是正面坚持，敌后尾击与繁殖游击。在第三阶段，“进入敌后之敌后”，“以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到敌占区去活动”，把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正面大打、硬打的局面，真正实现了在敌后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预想结果。

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训.除继续检讨了过分编并地方武装的错误外，他主要讲了百团大战中的问题。他认为作战中轻视了日军的技术一铁路技术和技术装备：“我们把正太路摧毁了以后，以为敌人3个月不能修复，可是它20天就通车了”；“其次就是轻视了它的装甲火车，轻视了它的新式武器”。

因此，表现在战术指导上，较多地采用阵地战甚至是阵地防御战的形式，脱离了八路军当时的条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他认为这一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他还以整风精神严格地解剖了自己在军事工作和军事思想上的偏差。一个是关于“运动游击战”问题。他说：“在我自己认识说来，我是不了解毛主席讲的，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

我的错误就在于不了解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后来军分会那个小册子①，又把运动战放在前头，游击战放在后头，叫作‘运动游击战’。所以说对于毛主席的思想的了解是不清楚的，说把运动战放在前头就放在前头。??可以说没有从战略眼光来分析问题，而是单纯的从战术上来看事”。尽管他在①指193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发出的《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这个问题上没有造成什么过失，正如他自己一再总结的，抗战以来一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处在敌、友、己3方混杂的复杂情况下，他恰当地运用运动战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并及时分遣部队，深入敌后繁殖游击战争，又正确地利用统战成果合法地发展抗日力量，迅速创建了晋冀豫根据地。而且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沦文中，已经充分论述过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以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辩证关系。尽管如此，他并不放过那怕只是认识上的一时偏差，主动暴露出来进行自我批评，这充分说明他对党的忠诚和磊落的人品。

再一个是关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错误的表态。他说：“从我本身上来说，我自己反省我的历史，我自入党那天起，就叫我‘听招呼’。因为我是从旧军队里出来的，我自己晓得，我不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的这样一种人。??我在党内将近20年了，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就是宁都会议（四次‘围剿’前中央召集的）。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剩”反省的结果，他很快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转而不满和反对李德等的错误指挥，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了深入敌人后方打破“围剿”的方针，站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思想的一边。可他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彻底转变而原谅自己所犯过的错误，这次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自我揭短，再次作深刻的检讨，真可谓达到了“责己也重以周”的崇高境界。

在中共“七大”上，刘伯承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这年7月，发生了一件使刘伯承十分痛心的事，他在延安中央保育院里的二女儿华北被坏人暗害致死。面对劝慰他的部属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坚定地说，同志们，不要太为我难过了。敌人以为暗杀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这是痴心妄想！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永远不能麻痹，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只要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他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在场的人异常感动。

7月上旬，邓小平来到延安。刘伯承跟邓小平一起，研究和部署夺取晋冀鲁豫区抗战的全面胜利，以及开展抗战胜利后新的斗争。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这样，以太行根据地为开端的晋冀鲁豫解放区终于正式形成，地域北起正太路与德石路，南至黄河.西迄同蒲路，东抵津浦路，面积达18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余万，军队近30万，民兵40余万，成为全国7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依托着这块强大的根据地，刘伯承与邓小平挥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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