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章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1998年1月—7月

江泽民主席把目光投向1998年，希望在这一年能巩固成果，集中抓好经济建设。这一年的工作开始于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却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提倡文明礼貌。《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论讲礼貌》。文章引用孔子、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劝告人相互之间说话要讲文明。这篇文章仅仅是一堂礼仪课，更反映了中国领人的思路及其治国方略。

文章写道：“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讲究文明礼貌是我们族的优良传统。”文章引用了孔子在道德伦理方面的准则，这些是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谴责“文化大革命”给前风气造成的破坏。文还说，极左分子把讲文明、讲礼貌、讲法制等同于“坏东西”。讲礼貌成了信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简言之，有礼的人就是资产阶级。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的看法，《人民日报》清楚地表明江泽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

文章指出，“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和其他国家文明礼貌建设的优秀成果”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已经被“盲目地全盘否定”。文章还指出，礼貌“不仅仅是形式，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就好像是江泽民自己写的。通过把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建设成功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江强调了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而这些传统文化却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江相信，通过重新强调传统价值观念可以“使我国以高度文明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这位只剩下5年在位时间的总书记最想留给他的国家的财富。

在江泽民的家乡江苏省，树立起一个文明礼貌的典型—张家港市，它是响应江建设精神文明的号召的典型。那里的行为规范被编辑成一本题为《文明市民读本》的小册子，要求所有市民不仅要背诵和遵守，还要张贴在住所和办公的墙上。书中出“六要”，规劝大家应该如何得体地说话和道歉；还有“十不准”，不准讲粗话，不准有下流行为，不准大声喧哗，不准违反交通规则等。对个人卫生也作了要求，如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洗澡，勤剪指甲，不随地吐痰。而且张家港的公厕没有臭味，一尘不染，变化之大在中国堪称典范。

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于3月5日召开。同以往一样，人事安排最引人关注。按去年秋天党代会上所作的决定，朱镕基将担任总理，李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在意料中的是胡锦涛。他在49岁时就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常委了，江泽民推举他为国家副主席。这个信号又一次说明，胡已经成为江接班人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正如江泽民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描述的那样，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得益于他“有高尚品德和崇高威望”。他得到了党内的拥护，也获得其他民主党派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回忆起他多次出国的感受，江主席深有感触地说，他经常有一种与大部分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他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年轻，知识更新快，精力旺盛。江承认，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有时候觉得精力比不上们。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

江还期望任命胡为国家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外国人十分关注政府的人事变化，”江说，“但很可能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人们不相信我们会提拔一个年轻人担任国家副主席。他们会说什么呢？看他们怎么下结论吧。”

3月19日，诚如人们预料，江泽民第二次被选为中国国家主席，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任期5年。得票率为97.8%。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获得的得票率为96.4%。胡除了拥有主席的支持外，他在年轻官员中也颇受拥戴。在团中央时，他就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有个人魅力，又很精明。他用近乎完美的超人的记忆力记住了代表的姓名及家庭详细情况，从而赢得了代表们的支持。党内的元老则看重胡的谦逊和对他们的尊重。像江一样，胡被看成是另个周恩来。周总理深受人们爱戴，一个月前，全国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周总理诞辰100年的纪念活动。

按照江的评价，周恩来把“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强调“正确的意见常常要经过多时等待‘遭遇多次挫折’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做，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很明显，对于江泽民来说，周恩来就是其现代楷模。

江还有意扩大胡锦涛的权力，这将使胡成为中国第一位有实际权力的主席。江期待胡在今后可以负责某些专门小组，会见外国领导人，并且被普遍认为可能成为继任者。

江还提出，在适当时候，胡应当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胡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搞党务工作，并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胡锦涛和在他之前的江泽民一样，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验。这项任命将给他时间和机会来学习军事。江认为，在适当的时间作出这样的任职决定，将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江泽民在这年晚些时候告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说：“没有必要操之过急。但是，裹足不前也不行。”（1999年胡锦涛获得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任命。）江还让胡锦涛更多地代表中国会见国外领导人并出国访问。这些举动一直被外界密切关注。有消息称：“中国外交官巧地向外国政府解释胡的特殊地位”

此次全国人大会议最有直接影响力的事件当属朱镕基出任总理。朱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坚定改革派，以“铁面”著称。他决心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并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至少有11个部委——这些部委都是中央计划经济时代产物，阻碍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被裁撤、合并或改造成国家控股公司。这样就要立即裁减3.3万名官员，若对省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精简，涉及官员最高可达50万人。此外，朱还承诺要改革税制，重新考虑粮食购销体制，实住房私有化，并重组银行系统。朱雄心勃勃地把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目标确定为8%，而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正使整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萎缩。

在他上任伊始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作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承诺：他将在3年时间里，使中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这个标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朱从不担心个人失败的政治后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江泽民和朱镕基在上海期间即是搭档。朱负责经济工作的具体实施，江泽民保留着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朱镕基是两个副组长之一，这个小组是这些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样，江泽民在利率、向大型企业贷款和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等重要决策上都拥有决定权。

另外，江泽民还保持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控制，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在国际关系上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建立伟业。江曾说过“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并且他也楚领导这次进攻的人非这位新总理莫属。

外国媒体竭力在所谓的江朱竞争上大做文章。有人说：“他们是决定同舟共济，还是互相算计，让失败者成为胜利者的替罪羊，这一切都还有待观察。”实际上，朱的擢升完全是江大力支持的结果。这两个人有着不的性格，但是却肩负着共同的使命：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朱总理开始实施他的改革计划。他把权力集中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朱自1991年升任副总理时就开始组建这个超级大部，目的是为了使中国陈旧的理工业的各部政府控制下分离出去，使它们属下的国有企业更加适应市场环境。

国家经贸委不像已经裁撤的各部那样来管理工业部门，而是利用市场信息和工业政策来避免重复和浪费。这些部门管辖之下的国有企业都被重组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市场的调节下主经营。

被选为国家经贸委主任的是盛华仁，他曾任中国最大的化工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年收入约为400亿美元，有大约100万员工。盛后来回忆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实行改革的关键所在。但是，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模式可仿，所有一切都需探索。等到这些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时候，我们就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在法律领域做大量工作（比如明确定义财产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科学的管理机制等。所有这些都是新的，对许多人来说，是望而生畏的。”

盛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要完成朱提出的让大多数国有企业赢利的艰巨目标。盛回忆说：“我们并不害怕，但我们认识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我们给这3年期限起了许多名称，如‘改革和减负’、‘苦战时期’。”

盛华仁又回忆起他陪同江泽民先后6次到国有企业进行长途考察的情景，在此过程中他对主席的领导风格有了相当的了解。“我们到这些省去集中考察国有企业——内蒙古、四川、陕西、西安（译注：原文如此）、山东、湖北、辽宁——有些地方还去了不止一次。江主席花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汇报，但他是提出你必须亲眼看到这些问题，并亲自与有关人员谈话的第一人。江主席说，你只能亲自去，别的什么都代替不了。”

江泽民不仅仅关心国有企业的经济问题，也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江泽民同盛华仁和他的工作班子一起，白天在工里视察，晚上就动身赶路。在旅途中，他们会在一起长时间讨论，这些讨论的结果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盛回忆说：“例如，在看到工厂过度膨胀、人员过剩的情况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削减规模，必须让一些资不抵债的亏损工厂破产。下岗工人将由政府负责照顾。我们必须想办法保障职工基本生活费，规划他们的再就业和再培训。”

尽管盛与江之间隔了两级领导，但江还是会直接把盛叫过来讨论问题。不过江主席对职权的分管还是很谨慎的，他每次绕过盛的直接领导吴邦国和朱镕基径自找盛时都会事先通知他们。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外交部长李肇星露，“我们外交每一位司局长，驻外使领馆每一位高级外交官的私人电话号码——办公室、住宅和手机号码——江主席那里都有。他愿意直接获得信息，不是经过过滤的信息。他总是想同最了解情况的人谈话，即使对方非常年轻。他可以给何打电话。”

“你可以想像，”李继说，“江主席来电话成为外交部的传奇故事。大家要努力熟悉自己的工作领域，因为他们不知道江主席什么时候会给他们打电话！”

1998年春，一本新书出版，讨论的是意识形、改革与腐败等领域内的党内斗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江泽民所最为关注的。这本名为《交锋》的书是由《人民日报》的两位资深家撰写的，书中描写了改革与“左”倾思想之间20年来的斗争。《交锋》强烈反三种负面的“崇拜”影响：“个人崇拜”被邓小平支持的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击破；“计划经济崇拜”被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所击破；“所有制崇拜”被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击破。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

就在那年春天，江泽民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放映活动，观看的是轰动一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该片于上一年12月在美国上映。他对这部影片作了高度评价。“你们绝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思想教育，”他对一些人大代表说，“《泰坦尼克号》讲到了财富与爱情、富人与穷人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

在中国发行好莱坞大片尚处在试验阶段，3年前才开始，每年进口的数量限制在10部，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处于困境的中国国内电影业，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指责允许引进太多的“方污染”。在江主席对《泰坦尼克号》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之后，这部配有中文字幕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就在中南海的大屏幕上为高级官员放映了。

“我并不是要宣传资本主义，”江解释说他为什么喜欢这电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知己知彼’，你才能‘百战不殆’嘛。”

6月，克林顿总统将访问中国古城西安，并由此开始其在中国为期9天的首脑访问。当中国正在为这次期盼已久的盛事作准备时，从南亚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5月11日，印度政府进行了3次核试验。两天之后又进行了两次验。作为回应，巴基斯坦在其历史上首次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两国的系列核试验震惊了美国情报机，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是在国内却得到了各自有沙文主义情绪的群众的赞扬。为了证明其核武器试验的正当性，印度以“中国的威胁”作为借口。

克林顿访华前夕，江主席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他对印度核试验的理由感到十分困惑。他说：“1996年11月，我成功地访问了印度。印度政府和人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那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对他们进行核试验感到非常惊讶。当他们把国作为进行核试验的理由时，我更加感到惊讶。我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什么威胁。”

不过，由于江泽民需要加紧准备与克林顿的峰会，关于核武器的问题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克林顿的此次问是9年以来美国在职总统首次访华，江感觉到，这象征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克林顿的中国之行，是他任内时间最长的专程出国访问，又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他不会在任何其他国家停留。双方都在为访问能够顺利进行而积极准备。

尽管此次峰会令人兴奋不已，但峰会本身只进行了两个小时。两位元首同意将在核弹头上已经设定好的对方目标予以删除，但暂搁置了北京提出的两国达成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定的建议。尽管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导弹重新瞄准只需不到30分钟时——江还是说这项协议“向全世界表明，中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鉴于最近南亚核试验的情况，此举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过去可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但现在它正为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作用。

江民与克林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向全国作实况转播而不经新闻审查。所谈话题没有任何限制，包括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这比双方会谈的意义更为深远。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了对于“六·四”行动的批评。当然，批评者是克林顿，但这同样令人吃惊。

克林顿说道：“尽管我们有许多共同观点，但就这一事件的意义，我们仍然意见相左。”江此时表情严肃地站在一旁。这位美国总统接着说：“我个人认为，而且美国人民也认为，使用武力以及造成人员伤亡是不的。”

江重申了中国的官方立场，认为当时使用武力对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必需的。即便如此，公众能感受到现场辩论的气氛，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这件事情也标志着这个“中央王国”开始成熟，正在转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对克林顿来说，“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核心就是这种辩论本身”。他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目睹他们的领导人与外国元首辩论诸如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他又说：“江对自己在公众场合应对这类问题的能力更加自信，他相信我会强调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相信我会采用比较尊重的态度来表达不同意见。”这次记者招待会也是江送给克林顿的一件礼物。江泽民对记者说：“作为中国国家主席，我需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克林顿先生是美总统，他同样需要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后来当江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沈永言时重新说起了这事情，解释说：“我特意说了这两句话，因为我想帮助克林顿在回国之后应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当江主席同意把他克林顿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向全国现场直播的时候，可以预想到他很可能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如“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等。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是在告诉美国，克林顿交好中国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江用自己的方式对克林顿信守承诺表示了感谢。

在晚间的国宴上，江泽民在致词中着重阐述了中国新的开放政策，而克林顿则对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大为赞叹。最后，克林顿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不怕慢，就怕站。”

众所周知，两位领导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引人瞩目。进餐后，江找到当晚为大家表演的军乐队指挥，问有没有萨克斯。

“克林顿总统可以为你们演奏一两首曲子。”江说。但是乐队没有带萨克斯。于是，乐队挥便邀请江主席指挥乐队。克林顿也怂恿说：“主席先生，您行的。去吧！”

江并不需要多少鼓动，便拿起指挥棒挥舞起来，热情洋溢地指挥了一首激情澎湃的中国歌曲《歌唱祖国》。中方参加宴会的来宾一同引吭高歌。后克林顿指挥乐队演奏了约翰·菲利普·苏泽的《越过海洋的握手》的片段。军乐队高声喊道：“太棒了！”兴奋的来宾则笑着报以掌声。指挥重上舞台，指挥乐队演了约尼·米切尔的《切尔西的早晨》，正是因为这首乐曲使克林顿给女儿取名为“切尔西”，现在她陪在父母身边。接着，又轮到江表演，他用二胡拉了一曲《稻草里的火鸡》。

6月29日，克林顿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方式与在哈佛所做的非常相似。江再次指示将整个活动过程向全国现场直播。学生们并没有怯场，他们质询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并批评美国对台军售，就克林顿对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所做的对比出了疑问，还问他如果在讲堂外出现像江在哈佛演讲时的那种示威活动的话，他会有何感受。

当晚，克林顿夫妇应邀来到中南海，成为江主席夫妇私人晚宴上的贵宾。（就这次晚宴而言）克林顿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与江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5天后，克林顿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盛赞江泽民：“我很仰慕他的能力……他才智过人，精力旺盛，活力十足……眼光独到。他富有想像力。他能构想出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

中国与美国之间新的双边关系是新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那么江泽民的时代将取得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未达到的成就。“在毛和邓的时代，人们主要把中国看作第三世界的领导，”有人说，“江的助手认为由于江的领导，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个类乎第一世界的大国的地位。”

江泽民的表现对外媒体也有积极影响。《洛杉矶时报》撰文：“批评家们忽视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今日美国》刊登了一篇由其创始人阿尔·纽哈思撰写的专栏文章，文中指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大部分报道“既不真实，也不公正”。甚至竭力反共的《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了，有了更多的自由，受到的控制也变得较为宽了，但随后又指出尽管有了这些令人鼓舞的巨大进步，“中国仍然不让美国的批评家闭上嘴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也指出，在中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开放迹象”，并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已经变了。美国媒体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划时代的——同时也是对江泽民个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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