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二节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战略

　　日本国与中国和朝鲜隔海相望，为西太平洋上一个新月状岛国，本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的1/3，发动侵华战争前夕的1928年，人口约6210万人，相当于中国1/8强。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作为近代经济与战争所需要的铁、煤、棉等主要物产，均不能自给。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近百年来竟然成为地球东半部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角!自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10年左右，就要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近百年间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一、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的形成

　　(一)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日本国历史上曾长期分裂，战乱持续不断，在11世纪前后形成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阶级，日本的封建社会实际是武人执政的军国主义国家。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形成了以忠信、勇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武士道”。它不但是军国主义的思想道德支柱，也是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日〕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的育成》，时事通信社，1982年版，第28页。]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其筹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1536—1588年)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他向部下许诺：“自将兵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8页。]

　　佐藤信渊(1769—1850年)，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吉田松荫(1830—1859年)主张：“晓谕琉球朝谨，使之于内地诸侯等同，责问朝鲜，使之抵押人质，奉纳贡物，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玖村敏雄：《吉田松荫的思想和教育》，岩波书店，1942年版，第168页。]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及其历史上的扩张思想，对后来日本对外侵略不无深刻的影响。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

　　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即御笔信)，宣布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提出进行对外扩张侵略的总方针。

　　明治政府为实行其侵略政策，又改革军制，推行“国民皆兵主义。”[松下芳男：《日本军制和政治》，黑潮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于1872年12月28日发布《全国募兵诏书》，强制国民为其战争政策捐献生命，贡献“血税”。

　　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仰朕为头脑……。”[防卫厅防卫研研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4页。]要求全体官兵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德行，成为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

　　1879年至1880年，日本参谋部先后派出桂太郎等10余名军官，以驻在武官与语文研究生名义到中国，刺探中国的洋务运动等各方面情报，并综合写成《邻邦兵备略》。日本参谋部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借助此书向天皇上奏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始可守。”[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馆，中译本，第28页。]露骨地提出通过“强兵”以“富国”的侵略方针。为推行其扩张路线，明治政府通过军事改革确立了近代的军国主义体制。

　　1878年，将属陆军省的参谋局改为参谋部，规定参谋部长直接辅佐天皇，在有关统帅权事项方面可以直达天皇而进行“帷幄上奏”。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末公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报告。”[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34页。]这样剥夺了内阁的兵权，决定了“参谋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15页。]

　　1893年，海军也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同时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使参谋总长以大本营参谋长的身分，协调和控制陆海军。至此，形成统帅权独立于内阁，陆海军并属于天皇，军政与军令权分立的极端专制的军国主义体制，它造成了一部以默武扩张为根本任务的战争机器。

　　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在90年代初期进一步确立了大陆政策。

　　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203页。]同时宣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7页。]

　　山县有朋在对天皇奏文中进一步写出：“釜山、义州间之道路即通往东亚大陆之道路而后必成为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途。”[《日本历史》卷18，岩波书店，第137页。]公然将邻国领土视为本国利益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外扩张企图。因此，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说”为标志，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扩张政策业已形成。

　　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山县有朋监修：《陆军省沿革史》，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第68页。]

　　山县有朋曾在一份上奏文中说：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尤如渴饮饥食。”[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92页。]

　　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之后，作为陆军上将兼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上奏强调：“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为一大铁舰，力展四方。”[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19页。]

　　其后强调要在俄国远东铁路计划完成之前，同英国修好结盟，早日分割并控制朝鲜与中国。1890年山县有朋还先后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鼓吹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等列强争斗。山县内阁外相青木周藏又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要点是：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将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21页。]，得到内阁认可。

　　据此大陆政策及对华对朝战略，日本加剧扩充陆海军，逐步完善了侵华作战的组织指挥系统。

　　(三)早期侵华活动及其在东北的殖民势力

　　早在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尽管羽毛未丰，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对外扩张及侵华行动。

　　1874年，日本借助所谓难民问题，发动“征台之役”，武装进攻中国台湾，经英国调停达成协议，迫使软弱的清政府承认其出兵是“保民义举”，赔款白银50万两。1870年3月，由内务大臣率领军队与警察强行进入冲绳，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并入日本版图。软弱的清廷徘徊观望，举措无方，只好于同年8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解。对于格兰特的分割琉球建议，日本政府起初同意将冲绳群岛的宫古和八重山岛归属中国，其北划归日本[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8页。]。

　　然而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对琉球鞭长莫及，日本终于将琉球完全侵吞。

　　在对南边海域扩张同时，日本又西侵朝鲜。日本视朝鲜为侵入东亚大陆的跳板，是利益线的“焦点”。曾于1882年、1884年两度策动兵变，均遭受到朝鲜人民及中国人民的联合反击，虽攫获部分权益，但未能完全独霸朝鲜。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了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通过这次侵略战争完全占领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彭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等各种权益。

　　日本的军国主义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市场及原材料的获取，在本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了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紧接着日本发动了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夺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9月派遣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这样，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山东两大半岛，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再加上在天津等地的驻军，渤海几乎被完全控制。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最后，迫使袁世凯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

　　191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其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通过上述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华北各地。其中特别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其主要组织机构有：关东都督府，1905年设关东总督府，翌年改为都督府，设都督一人，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管辖关东州，掌管南满铁路。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分管行政事务与军事。

　　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长官以文官充任;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于天皇。关东军的设置强化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为其进一步扩张侵略铺平了道路。

　　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正式营业于1907年4月1日，总部设东京，后迁大连。满铁的建立及其性质，正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鹤见佑辅：《后藤新平》卷2，第914页。]

　　满铁除经营南满铁路各线业务外，还控制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广泛经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例如抚顺的煤矿开采，鞍山的铁矿采炼等等。

　　1925年12月至1928年5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投资额14亿余日元，其中由满铁名义投资75150万日元，占其总额54%[《现代史资料》11，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167页。]。满铁还要经营所谓“满铁附属地”，即南满各线路干线两侧各31米及车站附属土地，这使满铁铁路线成了一块独立的国土。满铁还担负了各种对华情报调查任务，建立有庞大的“满铁调查部”。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曾在该部任职。满铁的情报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

　　此外，还有驻奉天总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公开的侵略活动与秘密阴谋活动，也是最早的对华侵略据点之一，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等就曾在该馆任职。

　　上述三家主要机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三把刀子。它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各有归属，相互独立，但又互相勾结，互相补充，在日本军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方面，都有一部罪恶的历史。

　　二、日本的国防方针与侵华作战计划

　　(一)国防方针的制订及修改

　　1907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决定了《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确立“攻势作战”原则，《国防方针》规定，“帝国国防将以攻势力根本宗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0页。]

　　从而正式将先发制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作为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强调重视初战，实行速战速决。这也是日军一贯的原则。《国防方针》规定，“要保持初战的强大威力，采取速战速决主义。”[〔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59页。]

　　第三，关于主要假想敌国，日本军国主义所确定的假想敌国是依据不同形势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的。1907年的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头号假想敌是俄国，目的是维护并扩张日本在满洲等地的既得权益，设想的基本战场也是在朝鲜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中国的东北则继之成为其首要目标。中国在实际上是日本所认为的主要的战争对手。

　　日本的国防方针提出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和192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关于对多国作战问题，在1918年的国防方针第一次修改中，提出要作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于承受，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然而1923年的第二次修改，则制定了对以美俄中为作战次序的构想，从而确立了对多国的进攻作战原则。这也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的冒险性。

　　关于主要假想敌国，1923年第二次修改中规定：帝国国防方针应该立即以“防备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为主要目标，对于与我接壤的中俄两国应以亲善之旨为用，但同时应经常保持对其震慑之威力。”[〔日〕《陆军军战备》，朝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在这里，中国在字面上是日本的第二号假想敌，其实，日军从来就是把中国作为其首要的进攻对象。即使是在构想对美、俄作战时，日本军部也在筹划着“平定大陆要域的所必需兵力的整备”，这些要域包括：“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日本战犯铃木贞一在战后回忆说：日本陆军一直在“以对美俄中同时作战为中心而筹划方案。”[〔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7页。]对日本来说，无论对美、对俄作战，日本都要筹划其“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9页。]无论日本的国防方针怎样改订，中国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要的侵略对象。

　　(二)侵华作战计划

　　根据上述国防方针，日本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其分配是：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支队，对俄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分别占9%、41%和50%[据〔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302页计算。]。

　　从兵力分配看，其作战重心在对华作战。而对俄作战的大部分兵力也还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

　　在对华作战计划中，其兵力分配用于京津及山东方面作战7个师，多于其他方向。其具体计划和兵力分配是：

　　在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的，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

　　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设置一个方面军，2个集团军共7个师，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

　　在华东华中的上海、汉口方面，派遣1个集团军共3个师，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依据具体情况而走。

　　福建方面，派遣台湾军1个师，依具体情况相机处置。

　　1926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在这期间日本还筹划了在对中国的心脏地区汉口的进攻作战，其方案是“根据情况，以华北驻屯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进行在汉口附近的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为完成这一计划，1925年由日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烟俊六上校为团长，纠集各主管作战、要塞、船舶等方面的参谋人员及陆军省、海军方面的官员，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汉口等地区进行了现地侦察。

　　(三)东方会议及《田中奏折》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以作为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摘录如下：

　　“五、此间常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上述决议乃公开文件，用语经过了仔细斟酌，尽量带上温和色彩。但是，其中所强调要“断然自卫”、“采取适当措施”，宣布在满蒙有“特殊地位”，并要支持满蒙地区中依附日本的“有力者”作为傀儡等，已经清楚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除上述公开的决议外，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

　　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子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

　　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崎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今并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19年，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同时，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翌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纲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东亚会社，1939年汉文版，第168页。]

　　在犹存社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他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大川周明还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其扩张理论，煽动军队内部的法西斯活动。

　　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盟约，决意回国后将全力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东条英机随后也参加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

　　1923年永田铁山等人归国建立了二叶会。[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册，第187页。]以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在2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也日益加速发展起来。1927年，由北一辉的信徒西田税等人筹建“天剑党”，1930年，参谋部幕僚派少壮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建立了“樱会”，海军中也建立了“王师会”等。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有由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建了“木耀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5月19日成立了“一夕会”。法西斯一夕会所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他们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日本最活跃的侵略战争论者。

　　1919年北一辉首先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比希特勒早出好几年地强调人口增长与领土关系的矛盾，他要求建立一个囊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即包括所谓“北俄南澳”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58页。]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冲突和变化。法西斯势力为推倒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建立专制和独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发动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和政治事变。在2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他们经常发布“怪文书”，攻击政党内阁。北一辉还利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提出了“干犯统帅权”的说法，与军部的死硬分子沆瀣一气，攻击政党内阁的协调外交，最后导致滨口首相被刺杀，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则伙同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人，在1931年筹划了两起未遂政变。上述军队的法西斯运动，为后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初，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成两大派。在由少壮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亦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后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法，推动着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并以中国满蒙为首要目标。

　　1928年1月的法西斯“木曜会”第三次聚会上，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人相互盟誓要夺取满蒙。他们认为在“国内改造之前应积极迅速地解决满洲问题”。

　　20年代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的基本力量之一。而对外侵略战争，又反过来推进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使其确立了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完成了政治准备。所以，法西斯与对外侵略战争这两方面相互促动，相互补充，使日本给亚大地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

　　四、日本的对华战争挑衅

　　20年代，正当中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时，日本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踞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

　　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532页。]限12小时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借口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答复，于翌日再次进行大屠杀。5月9日日本向济南增派第3师，5月11日完全占领济南。日军的暴行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6123人，伤1700人。[此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

　　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面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5月1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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