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近百年忧患之中，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中国又是一个除旧布新、面向近代化发展的新兴国家。有如西方明眼人所预见，中国这头睡狮正在觉醒。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自卫，正是在这积贫积弱与变革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受尽列强的野蛮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宁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王朝为保住自己的统治，竟不惜公开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上谕”(1901年2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4册，1957年版，第87～89页。]人民遭受到空前的困苦，国家陷入严重的危局。

　　到本世纪初，国土瓜分豆剖，大部被划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割占台湾之后，又进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侵入广东、广西及四川、云南等地;英国割占香港之后渗入长江流域等大半个中国，并武装侵略西藏;德国进入山东;葡萄牙割占澳门。美国虽没有控制到多少地盘，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中国实行“利益均沾。”

　　列强还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或通商口岸掠取所谓“租界”，租界由列强管辖，可以任意使用或转租他人，实际上是一块块的“国中之国”。到本世纪初，租界遍布广州、厦门、天津、汉口及九江等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仅上海一地就被英、美、法等国租占地方约6万亩。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极为贪婪和多方面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战争掠夺，通过五次大的战争，英、法、日本等国共勒索中国赔款本利息共12.79亿银两。其次是非法的掠夺性的鸦片贸易，到1914年，列强利用鸦片贸易所掠取的利润总额达20亿银两，约合15亿美元。[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依据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约，实行对华不平等贸易，也是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中国连年入超。据统计自1895年到1927年的33年间，入超总额达37亿海关两，平均每年损失外汇达8000万银两之巨。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到本世纪初逐渐转为资本输出为主，投资额逐年递增，1902年为15亿美元以上，1914年为22亿美元以上，1930年接近35亿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而各国对华投资，资金大部又来自对中国的直接掠夺。

　　列强利用借款和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经济命脉。在财政方面，列强以借款担保等名义，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渠道如关税、盐税与田赋，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金融方面，利用在华投资大办银行，至1913年在华新设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到1926年，有外资银行65家，分支机构226处。[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34页。]

　　1931年，中国华资银行29家，资金总额却只及外资银行的1/4。矿山方面，列强迫中国订立各种条约、合同和协定。例如煤业，列强的投资占全国煤炭总投资比例，1919年为60.6%，1926年为72.1%，其中机械采煤量更占90%以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133页。]

　　冶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只有两家新式冶铁厂，其一是汉阳铁厂，日产铁650吨，为日本借款所控制，另一家合兴铁厂属中国资本，但日产仅12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国铁产量连同土法生产量在内，70%为外资控制。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27年，共建有铁路13040.48公里，而列强直接经营和控制的达11996.54公里，占92%，中国自主的仅1043.94公里，只占8%。[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水上运输，出入各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吨位对比，到1930年，中国船只占18.8%，外国船占81.2%。[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98页。]

　　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各地开办教堂，派驻传教士，开办学校，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其代理人。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侵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畸形。从行业上看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规模较小的轻、纺工业部门，机器大生产程度低，商业资本远较产业资本额大;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在沿海及各交通口岸，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交租量达5成至8成以上，赋税沉重，甚至预征多年，1926年四川样桐预征税已征到1957年。人民生活困苦，衣食尚无保证，更无力改良土壤和改进生产工具。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文化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展。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列强则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压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扼杀中国的革命。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中国人民富于革命传统，既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不甘居于反动阶级的封建统治。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曾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背景下，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等组织经过多年准备爆发的。1911年四川、广东和湖南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揭开序幕，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2月初，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于1912年3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雄厚。

　　近代工业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农业人口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比例。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随即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官僚、军阀等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遭受失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封建买办官僚的代理人、大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棋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分别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

　　1917年8月，孙中山曾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集合南方军阀势力讨伐北洋军阀，一度出现南北对峙局面。但西南反袁势力很快与北洋军阀实行妥协，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愤然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回到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得到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活跃起来。

　　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达到200万，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人约10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新政治，改良社会，发展现代文化的要求，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推动之下，曾得到很大发展。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和迷信愚昧，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强调人权平等及思想自由，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人们寻求革命真理改变现状，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当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各界人士曾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固为我国之大幸”。[《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

　　但是，巴黎和会在实际上是战胜国宰割战败国，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等正当要求被完全否定。

　　1919年4月30日，和会对德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正式议定，由日本接收山东权益。5月1日，中国《大公报》首先报道：“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湾租借地之对日外交战，业已失败。”其余各报相继作了报道，全国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3所北京高校学生3000余人首先到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北洋政府立即出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30余人。5日，北京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走上街头，商界随后也举行罢市，使运动迅速进入了全国性的工、学、商联合斗争的新阶段。江苏、四川、广东、河南等20余省及天津、杭州、成都、昆明、沈阳、兰州、广州等100余个城市的工人、商人参加了罢工、罢市。据不完全统计，自1919年至1921年，全国罢工达161次参加约24万余人，在当时民族工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浩大声势，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在巴黎的中国使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后期，运动的主题已不再局限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而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场新的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学会、书社等群众组织，主编进步报刊，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过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渐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作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五四运动时期，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帮助。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分别成立了旅欧和留日共产主义者小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由7个地区共产主义小组选派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并确定当前把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总任务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而当前最近迫切的任务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12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6页。]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胜利的方向，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邓中夏等负责。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部。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还选派了优秀党员深人工农群众，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罢工斗争达100余次，参加罢工人数超过30万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由于遭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在“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5午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全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成立了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的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作好了组织准备。紧接着，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为导火索而爆发的反帝大示威，遭到英国巡捕暴力镇压，成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下，上海2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部份商人罢市，反对帝国主义暴行。

　　随后得到各地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的支持，形成了全国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前后坚持1年零4个月，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等列强，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还重视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由彭湃、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至1926年9月，先后举办6届，共培养农民运动干部797人。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1926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共有6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已由1926年6月的3.8万人猛增到200余万人，与此同时，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各地农会成立了“梭镖队”等组织，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3月，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农协组织已遍及全国17个省。至6月底，全国农协会员已达945万人。

　　蓬勃发展的全国工农运动，其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直指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1927年1月，英国侵略者迫于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两度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并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遭受失败。这时，周恩来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3月21日，周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组织了第三次大罢工并转入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80余万人，经过30多小时血战取得胜利。于3月22日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人民政权机关——上海人民临时政府，迎接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在工农运动的普遍发动中，人民群众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洗礼，民族的觉醒已进入新的时期。

　　三、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一)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遭受失败后，于1921年5月5日再度到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但由于陈炯明叛变又归于失败。在这屡遭挫折，一筹莫展之际，孙中山开始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继1922年6月的杭州西湖会议之后，中共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孙中山接受中共建议，并在中共的帮助之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占代表比例11%。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新的党章、党纲和改组的具体办法;通过了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决定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后的国民党纲领，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林伯渠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改组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孙中山多年奔忙却屡遭挫折的局面得到扭转，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到军校工作和学习，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担任了各种负责工作。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正式开学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共招收学生5期约7390余人，为建立广东根据地、平定商团叛乱和进行北伐战争，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武装骨干。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方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方各派军阀却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混战，先后爆发过1920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初奉浙战争，其间还有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反直，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战争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统一全国的13项主张，得到孙中山支持。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带病北上，12月底到达北京，同北洋政府进行了斗争。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患病之机，发动叛乱，进攻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组成东征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所辖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方革命形势得到巩固，为扫荡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及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左派廖仲凯、宋庆龄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久，右派暗杀了廖仲凯。蒋介石策划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等大权。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动员令。

　　北伐军兵分三路：主攻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另一路指向江西。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体组成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第4、第7、第8军等攻克醴陵、株洲、长沙等地后，随即攻入湖北，连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10月10日攻克武昌。另一路以李富春、林伯渠担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并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2军和第6军，攻人江西歼灭了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要地。至此，北伐军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北洋军阀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同时，退守绥远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戈南下，占领陕西，进军河南，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的胜利引起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惧，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之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为它们新的代理人。蒋介石为谋求外国的“援助”以实现其军事独裁的统治，亦密谋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流氓头目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及革命群众。在江苏、浙江、广东各地亦进行了同样的逮捕与屠杀。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亦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

　　四、新军阀的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与“分共”，国民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内部宁、汉、沪、桂等派系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蒋介石曾于8月暂行下野。1928年宁、汉、沪三派由对立转向合流。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政府和中央党部，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四派达成暂时妥协，“并于4月发动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北伐”战争，张作霖被日本预谋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改易旗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

　　在此之前，新疆也成立了以杨增新为主席的省政府，于6月20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至此，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这种形式统一，不久又告分裂，产生大规模的持续混战，先后发生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2月的蒋桂张(发奎)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战争和1930年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等。在这些混战中，由于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府，并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军事经济实力雄厚，又以进攻威胁与分化瓦解相结合，因而多以蒋的取胜而告终。

　　1931年5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了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为其军事专制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并依靠军警宪特的血腥屠杀，建立独裁统治，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广大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及言论行动等各方面状况日益恶化。农民遭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单是附加税，就超过正税“三十倍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

　　蒋汪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中国。由于逮捕和屠杀，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而农会会员大部分散失，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进行武装斗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2万余北伐革命军在南昌起义，一举攻占南昌，随后向广东等地转移。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主要任务。9月9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发动秋收起义。12月1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随后与转战而来由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逐渐发展形成联结赣、湘、闽、粤等省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自1927年秋到19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农民武装起义还有：湖北、安徽、河南边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后来开辟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在江西弋阳等地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来建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南、湖北西部发动起义，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发动士兵起义，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此外，粤、陕、川、苏、鲁、冀等省，也有共产党人发动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全国共有300多个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小共15个革命根据地，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惶不安。他们不断地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组织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直至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大规模的“围剿”，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取得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形式和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把武装斗争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经济和思想战线的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坚持革命事业，开展土地革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

　　在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等一整套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从而解决了怎样以弱小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为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尔后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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