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以来一直觊觎的侵略目标。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一、制造舆论，拟定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从幕府末期开始，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东方会议”的召开逐步加强。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1928年9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8—1945)下卷，1969年版，第118～119页。]1925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74页。]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分三个阶段实施，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迫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第85页。]

　　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中妄称：“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5页。]

　　同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公然声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板垣还强调指出：“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4页。]

　　这次讲话，不久即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布。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此处指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在满洲作战的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50页。]

　　9月6日，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格公开发表题为《紧迫的满蒙对策》的文章，声称：“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10万同胞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日〕山浦贯一：《森恪》，第995～996，第993～994页。]

　　驻京都的陆军第16师第3飞行团，9月7日向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传单。传单的题目是“醒来吧，国防!”主张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地图。同一天，日军参谋部中国组组长影佐祯昭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对华问题协议会”上也妄称：“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了惩治中国之恶行而进行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9年版，第412页。]

　　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也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该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

　　1929年1月，制定了“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方针。1931年3月，该联盟为激起旅屠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对外扩张情绪，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为自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他们还印发了1万多册名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日本国内广为散发。文中声称：“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和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6月20日在沙河口举行讲演会，支部长结城在开幕词中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7月，该联盟向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500册名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声称：

　　第一，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是“我们先辈”估计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到来而确定的，所以把它作为生存权而加以保卫，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

　　第三，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就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163页。]

　　这些策划和蛊惑人心的煽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地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4次，即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年5月的“长春参谋旅行”，以及1931年7月的第2次“北满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校。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曾亲自带领关东军参谋前往长春进行过一次侦察。通过一系列现地侦察，日本制定出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至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现地侦察工作已基本完成。

　　二、扩充军备，加紧部署，频繁演习

　　1930年度日本军费为4.4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日本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同时，将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到1931年日军总兵力已扩充到30.8万人，其中陆军17个师23万人。

　　1931年4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第2师(师长为多门二郎中将)，与驻中国东北地区的第16师换防。第2师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为的是适应侵略东北在寒冷地区作战。

　　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日本调1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每隔2年调换1次的制度。同时，还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当月，将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等(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2营的兵营里。这两门重炮是分解后分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用客赐从神户运到大连的。为掩人耳目，他们把火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以后，进行了操作训练，预先标好了目标。“这些火炮后来在攻击北大营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日〕岛田俊彦：《关东军》，1969年版，第94～107页。]

　　在加强关东军独立作战能力的同时，日本还于7月从本上增派了1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并且，命令驻朝鲜的日军开到图们江岸，待机行动。

　　8月1日，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当日上午，本庄繁中将到叶山夏宫晋谒日本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向他授子新职。本庄繁是侵华老手，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中国东北的情况十分了解。

　　而土肥原贤二则是有名的“中国通”，日本将此而人派来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的安排。同月3日，本庄繁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中国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日本)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如下：

　　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

　　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中将(驻旅顺)

　　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照俉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15旅：旅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步兵第1～第6营

　　旅顺重炮营

　　关东军宪兵队等，总兵力1万余人。

　　8月20日，本庄繁走马上任。9月1日，对所属“训话”，反复强调要“应付非常局面”。9月7日，他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9月8日，本庄繁到沈阳，在石原莞尔陪同下访问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3日，本庄繁偕板垣、石原等一行9人赴长春视察，在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的训示中说：“查最近匪贼跳梁益甚，不仅妨害铁路运行，并且多次窥视我附属地，诚堪忧虑。对于敢于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逞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以求完成铁道守备任务，同时消除帝国侨民之不安”。[〔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297页。]

　　l4日，观看长春日军演习。15日，赴四平、公主岭等地检阅日军。18日，检阅第2师驻辽阳的部队，在讲评的最后，本庄繁对多门师长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68页。]日本关东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进入1931年后，演习活动更加频繁。

　　1931年4月，多门师刚从辽南登陆，就进行了进攻金州(金县县城)的演习。6月9日，驻长春日军借满铁占用地区举行城市巷战演习，不顾中国公安警察阻拦，强行越出满铁占用地界架设枪炮。7月15日，驻长春日军第3旅司令部宣布：自即日起，废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

　　8月4日，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进行军事演习，擅自越界架桥，施放水雷，侵犯中国领土领水。

　　15日，日军更越过图们江到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演习。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19、第20两个师，全部调到中国边境图们江沿岸。8月18日，驻沈阳日军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居民地战斗演习。9月，军事演习接连不断。9月2～5日，驻沈阳日军在文官屯、旺官屯、关帝庙各处，分别进行围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兵工厂及沈阳城等各种作战演习，驻长春日军以城西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为战场，演习攻击长春城。7日，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日军守备队第3营，开始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8日，东北各地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奉陆军省密令，分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城市报到。

　　同日，驻沈阳日军在北大边门与合堡大街等处进行攻城、巷战等作战演习。

　　15日，在沈阳的日军第29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举行攻打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战争气氛愈来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挑起事端、寻找借口

　　1931年7月、8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一)“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侵略东北的口实，导演的一起大规模反华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条约规定划图们江以北的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为特区，容许朝鲜人垦殖。]所走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东北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每垧相当于7亩。下文的一丈为3.3米。1里为0.5公里。]，为期10年。呈县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薰、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这条水渠“宽约三丈，深在三丈以内不等，长约二十里;此壕工作强横进行，已完大半，损坏良田一百余垧;将来渠成，一值大水之年，附近良田二千余均悉将直受水害”，[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75页。]因而引起当地中国农民的担心。5月20日，中国农民代表100余人向当地政府呈诉。

　　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反而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加紧挖渠筑坝。日本领事馆还增派了约50名警察，准备镇压中国民众。7月1日中国农民眼看沟坝将要修成，自己的大片熟田会被淹没，这是个关系到死活的问题，于是自发地集合起300多人前来填沟，结果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后来，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朝鲜农民于同月11日修成沟坝并通水。

　　在这次冲突中，中国农民多人受伤、被捕，而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并无伤亡。可是日本却大造舆论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因而在朝鲜国内发生了大批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仅在7月3日到9日的1个星期内，华侨就有100多人被杀、90多人失踪、160多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数百所。在日本掀起的朝鲜暴力排华风潮中，自朝鲜返回国内的受难同胞，到7月10日为止已达4500人，其中返回安东(今丹东市)的难胞为2881人。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扩大事态。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

　　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保留万宝山水田租约效力，所筑沟坝不得损坏，赔偿朝鲜人损失，准许朝鲜人在东北自由居住等无理要求。同日，朝鲜人在万宝山马家船开渠放水，致使民田被淹数百垧。日本军警在该地强行搭设帐棚20余座驻扎，附近不许中国人进入。

　　7月19日，民政党总裁、日本政府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对万宝山事件表示了蛮横的态度。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说：“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借任何牺牲，毅然奋起”。[[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1，第260页。]

　　从7月22日起，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日方竟然搬出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有效，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解，使谈判陷于僵局。这场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争水夺地的纠纷发展成为“万宝山事件”，本来就是日本为了借机扩大移民和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所以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毫无结果。

　　(二)“中村事件”

　　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6月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俄国人，其中大部是旧贵族。]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挑甫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

　　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为维护国家主权、这样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本无可非议。但是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并强调关东军司令官应“调动兵力”。[〔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0页。]

　　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考虑得更具体，他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2～423页。] 据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的记载，当时许多日本军人都感到“事变”即将爆发。

　　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大规模武装入侵开始

　　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了多年之后，预定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同年6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经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们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及有关事宜。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也参与其事。

　　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驻虎石台)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密令。计划中决定在爆炸铁路的同时，攻击北大营，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这一任务分别由独立守备第2营营长岛本正一中校(驻沈阳)及其所属的第1连连长小野正雄上尉(驻沈阳)、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驻抚顺)、第3连连长川岛正上尉和第2师的第29团团长平田幸弘中校(驻沈阳)、奉天宪兵队队长三谷清中校(驻沈阳)负责。

　　制造事件的时间本来确定为9月28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9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而建川美次是在8月间军部人事调整时担任该职的，也是参与策划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

　　9月15日，他在启程之前有意向参谋部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泄漏军部的意图。桥本立即利用建川与板垣之间使用的私人密码本，向板垣接连发了三次密码电报。第一次说：“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第二次说：“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第三次说：“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板垣接到桥本的电报后，与石原、花谷、今田等人反复研究，因得知建川预定在9月18日傍晚抵达沈阳，因此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事变。在作为特使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美次被安置在菊文饭店欢宴住宿的同时，争变的准备工作也已一切就绪。

　　9月18日，今田新太郎告诉河本末末等人“今晚动手”，川岛连检查装备，进行全副武装演习，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河本带领七八名部下，将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的铁轨接头处的两侧。是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里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3页。]

　　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诡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06页。]

　　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7旅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一面下令全军进入预备阵地，一面给王以哲家打电话，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非常紧急。赵镇藩就决定利用敌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据赵镇藩回忆：

　　“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的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杭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7页。]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2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1、第5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3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营和第2师的第29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2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

　　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2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29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

　　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力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

　　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参谋部副总长二宫治重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上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矾国昭中将等。情报部长桥本介绍了沈阳附近的战况，他说：“到目前为止，张学良的部队还没有全体出动攻击”。[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60年间的哀欢》，芙蓉书房，1971年版，第187～193页。]

　　军务局长小矾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4页。]

　　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并在会议后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给关东军发了训示电，在传达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11页。]

　　同时，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份电报说：“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即于18时继续调兵遣将，由擅自入境的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和黑龙江省。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页。]

　　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这就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2师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日军占领的城市：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蚊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 评论内容...
• 匿名发表
• [添加到收藏夹]
•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未登录